2045年越南将成为高收入国家。

随着2019年越南GDP增长率突破7%，越南总理阮春福希望在2045年建国100周年时，越南能够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这是在全球经济持续走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下调增速预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充斥着“长期停滞”的哀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转型尚未成功之际，2020年我们听到的第一个好声音。

最近两年的越南经济确实表现不凡。2019年越南GDP已经超过2500亿美元，相当于2019年中国GDP增量的四分之一，略低于与其接壤的云南和广西。人均GDP2500美元，大致处于中国的2008年水平。2000年以来越南经济增速曾经一路上行，在2007年超过8%，金融危机后一度在2012年降至6%以下，又在2018～2019年重新站上7%，有走出金融危机的苗头。这固然是越南利用自身劳动力和经济区位优势，抓住了全球产能转移的新机遇，逐步走上了工业化的发展大道，也有中美贸易争端的短期因素在内。随着2018年以来美国提高对华进口关税和中国的反制，部分制造商出于规避汇率和关税风险的考虑转而投资越南，导致越南对美出口暴增，制造加工业快速增长，这也是越南最近两年经济增速超过7%的直接原因。随着中美签订新的贸易协定，这些导致2018年以来越南投资、出口和工业增长因素是否会持续，促进经济增长的新要素是否会出现，直接关系到越南高收入国家目标的实现。

实际上，越南经济的持续增长，远非如GDP指数预测、每年乘以1.07的那样简单。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这条路上，顺利通过的国家寥寥可数。毕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失败的拉美国家案例真实地摆在那里。成为高收入国家？越南至少要过六道坎。

建立适应工业化发展的强大银行体系。越南选择了工业化道路，这是目前为止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中国经验，从改革开放，到服装加工业和制造业政策，再到工业园，都能看到中国的影子，更不用说其中的大量中国企业参与。这个时期的工业技术大量来自于国外引进，大批量的工业投资和设备进口主要依靠间接融资机制，需要强大的银行体系，成功的工业化赶超离不开企业和银行的共同成长，但是越南的银行业水平还远远低于中国银行业2008年的水平，越南银行业特别是大银行发展不足，势必制约国内制造企业的成长。

持续维持汇率稳定。工业化的国家都严重依赖出口，汇率稳定就显得至关重要，中国经验就证实了这一点。从1994年到2020年，即使经历了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人民币对主要出口目的地的货币汇率变动幅度都在25%以内。人民币币值稳定，在中国的产品出口增长、工业化和国内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红利释放，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预期之间增加了隔离带。越南盾对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动早已远远超过了上述比例。在两次金融危机之中剧烈变动，严重影响国际投资和本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甚至会造成国际资本逃离。越南盾持续贬值，虽有助于提高出口竞争力，但也会降低国际投资者的收益。在区区790亿美元的外储规模下，如何创造出稳定的汇率环境，来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和推动进出口持续增长，是摆在越南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为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大城市融资。越南的总人口接近1亿人，国土面积只有不到33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倍，与日本相当。亚洲人口密度大，盛产大城市，全球十大城市7个在亚洲。按照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数据，2018年越南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8%，最大城市胡志明市的人口已经达到815万人（越南公布的数据已经超过1000万人）。如此密集的人口，意味着未来10年，直到2045年，越南的城市人口数量和大城市规模会持续不断扩张，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巨大。如何为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融资，是不是会走类似于中国的土地财政和高房价之路，现在下定论似乎为时尚早，但越南大城市政府“炒地”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当前越南的人均GDP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但2019年胡志明市的住房价格早已经远远超过2008的北京和上海。如何为未来的工业发展控制城市成本，是越南必须考虑的新问题。

处理工业发展、旅游业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对高收入国家和GDP增长的渴望，中国人看起来都非常熟悉。伴随着工业化出现的生产排放，工业化初期和全球价值链制造端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特征，必然会带来国内环境恶化。越南的优势是临海，扩散条件好，但环境的恶化却是必然趋势。越南政府是否有更好的处理方式，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老路，让胡志明市、河内市不会变成雾都、霾都，不会影响本地居民健康和国际旅游业发展，甚至引发环保运动、环保暴动，是越来越难以回避的问题。

在政治改革中维系国内政局稳定。无论什么政治制度，能带来政治和社会稳定，才能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持续推进提供基本保证。快速的经济增长，会带来国内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国内政治格局往往就会变得更加不稳定，产生托克维尔效应。随着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新的政治体制能否继续带来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活力的释放，依然有待继续观察。更重要的是不断提高国家能力。按照美国学者福山等人的研究，过早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政府能力和经济绩效都很差。越南如何在政治改革的同时，增强政府执行能力，是未来持续增长的关键问题。

维护南海局势和国际环境稳定。越南3000多公里的绵长海岸线，既是和平时期的贸易优势，也会在动荡时期转化为缺乏纵深的劣势。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对越南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作为中国近邻，越南长期享受中国政治稳定的和平红利外溢，但南海区域依然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会随时爆发，越南也常常参与其中，能否坚持与周边国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陷入区域争端之中，不让国际争端干扰经济发展，对于高收入国家目标的如期实现至关重要。更要克制政治制度优越感和狭隘的民粹主义，在不该发声的国际领域保持安静，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要试图在中美贸易摩擦中选边站队，这是很危险的信号。不但难以赢得美国的好感，更有可能会引起中国的反感。在中美贸易协定签订之际，美国还会把目标对准对美贸易顺差不断增长的越南。枪打出头鸟，闷声发大财。

按照相同的发展预测和规划，当越南2045年顺利踏入高收入国家之时，中国也将进入发达国家之列，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如果那样的话，就给目前处于产业链下游的越南梦留下了足够空间；如果中国的转型升级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势必会向下挤压越南产业的发展空间，与越南陷入竞争态势。

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随着全球生产中心向亚洲转移，一个完整的亚洲生产链条正在形成：上游的日本和韩国提供新技术，中游的中国进行装配制造，下游的东南亚国家贴牌生产，旁边的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提供能源。在这样一个全球生产、相互依存的时代，整个亚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荣则共同进步，损则互相残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付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