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侄女周秉德采访视频
我只是一名普通老百姓
周秉德第一次知道伯伯周恩来，是在1947年。那年，父亲周恩寿在天津被国民党警察局抓捕后，她从常伯伯常策欧那得知，原来父亲有一位哥哥叫周恩来，是在共产党里做大事的！
周恩来
1949年的6月，12岁的周秉德踏上了从天津开往北平的列车。中南海丰泽园，这里有几座四合院式的平房。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在共产党里做大事”的伯伯。第一次见面，周秉德照着天津的习惯喊周恩来“大爷”。
“我一眼看到他，便觉得和我父亲特别相像，亲切感油然而生。他也不停端详我，说：‘你就是秉德，让我看看你像爸爸还是像妈妈？’随即他又说‘都有点像’。”这次初见面，给周秉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段在日后影响了她一生的几十年岁月也由此开启。
在周秉德的记忆中，伯伯对家人有着近乎“不近人情”的严格要求。“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亲属搞特殊化。”周秉德说。
一次，上初中的周秉德早起在院子里看书，院子里一旁的战士们正在打扫卫生。结束了一夜工作的周恩来走到院子看到这一幕后，非但没有赞许周秉德的勤苦好学，反而很严肃地训斥起来：那么多叔叔打扫庭院，你怎么还在这看书？
“伯伯觉得这是没有平等意识的表现。在他眼中，周家人任何时候都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意识，这比学习更重要。”周秉德感叹，伯伯不仅是在口头上要求家人，碰到具体事情的时候，他还会及时纠正。“让你时刻知道你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从小便在这种思想教育下长大的。”
1952年夏，周秉德（左一）与伯伯七妈在谐趣园
周秉德多次向红船编辑部提及周恩来对她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深刻影响。
1952年初中毕业时，周秉德没有选择升高中，而是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希望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她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文盲率达到80%以上，彼时，国内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年轻的女教师投身乡村，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各方面的人才，这个情节深深打动了周秉德。
“1952年五年计划开始了，建设新中国要有大量人才，但文盲率那么高，这怎么建设？所以看了这个电影以后，我下定决心要做一名小学老师。”
在这所培养教师的学校学习三年后，周秉德放弃了升师范大学的机会，一毕业便毅然投身到了人民教师队伍中。
没有选择继续考大学，周秉德对此并不遗憾。她觉得国家培养了她三年，自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了，应该早一点加入到老师的行列去培养学生，并且要到农村去，因为农村更需要人民教师。就这样，周秉德被分配到北京乡村的一所小学，正式成为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然而，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工作仅仅三个月，周秉德便被调到北京朝阳区委机关，从一名乡村教师，成为了一名机关人员。
“你应该在基层工作，怎么又到区委机关了呢？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周秉德回答道：“调到区委机关是参与运动工作，要求必须是党员，可是我们全区小学里没有几个党员，所以就让我去了。”
得知周秉德被调回来的原因后，周恩来还是不忘叮嘱：“努力工作，将来还是要回到基层的。”
事实上，对于周秉德，她在工作生活上的任何变化，周恩来总会提出“这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的质询。
1965年，周秉德的爱人沈人骅被调到西安工作。当时中央文件规定：夫妻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
周秉德与爱人沈人骅
来到西安后，周秉德被分配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人事科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秉德也不可避免地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他们要周秉德交出局长安排的接班人名单，被周秉德拒绝了。她不断被拉去问话、批斗，办公桌被强行拉走，还关过两天。
在此期间，尽管周秉德遭遇了种种不公对待，但她从来没有说出自己的实际身份。后来，一位看过周秉德档案的科长感叹道：“如果你说你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他们一定不敢如此对待你。”
但对于周秉德而言，这恰恰是最不能做的事情。“不论在哪里，我都只是一名普通老百姓。”周秉德多次提起这句话。周恩来的教诲，已经深深刻进了她的骨子里。
在西安工作五年后，周秉德随军跟着爱人沈人骅来到贵州遵义的一座山沟里的军工厂。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在当时极度贫困落后的贵州山区里，周秉德随爱人一待便是四年。有年轻人曾问周秉德：“当时在山区里那么艰苦，你怎么就不想着找你的伯伯帮忙呢？”
在现在的年轻人眼中，有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伯伯，寻求他的帮助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面对年轻人的疑惑，周秉德也不知道她的答案是否能让对方理解：我只是一名普通老百姓。
1974年，离开北京9年的周秉德，因爱人被调回北京，也一同回到了北京。
因为没有调令，起初周秉德并不敢一同回北京。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们和部队领导告别的时候，领导问我：‘你怎么不回北京，’我说：‘我没有调令啊！’领导：‘你回北京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
但周秉德偏偏不做“一句话的事”。“从来都是服从组织分配！”这位85岁的老人，回忆过往时，言语间充满了自豪感。
好在，组织最终决定周秉德随军调动。当她回到北京，回到西花厅看望阔别已久的伯伯与七妈时，一见面，周恩来听说周秉德已调回京，又一次提出了质询：“你都离开北京9年了，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
如今回想起来，周秉德觉得她这位伯伯“严格”地有些可爱。好在一旁的七妈邓颖超及时打趣道：“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军人家属，她这是随军调动。”
不会让自己的个人感情影响大局
尽管周恩来对周秉德严格要求，不让她以“总理家属”自居，但在周秉德的感情问题上，他多次以一名家长的身份引导着周秉德。
周秉德记得，当年伯伯向她聊起了他的初恋，也聊起他为何与七妈邓颖超走到了一起。这是对她的婚恋教育。
周恩来告诉周秉德，自己在旅欧时谈过一个女朋友，但两人志向不同最终分开，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认为自己要找的终身伴侣，应该是一个能够禁得住在革命征程中一切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
在周秉德看来，伯伯和七妈的爱情基础，是共同的政治信仰和共同的政治理想奠定的。也因如此，周秉德的价值观、个人感情的选择，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伯伯与七妈的影响。
1966年1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玉泉山
周秉德告诉红船编辑部，因怕自己的感情问题影响到伯伯与七妈，给组织带来麻烦，她在感情选择上很慎重，在与沈人骅恋爱结婚前，曾两次决然结束自己尚在萌芽的爱情。
一次，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到西花厅，孙维世留苏的妹妹孙新世也来了，同时还带来了她留苏时的一个男同学。用意不言自明，是要介绍给周秉德的。看到他们来，周恩来很高兴，他拿出一百块钱，说：“我今天有事，你们几个人到饭店吃顿饭吧。”
周秉德回忆说：“后来得知男方是资本家出身，在那个年代，资本家是要被批判、被歧视的。因此我主动终止了和对方的来往。”
周秉德自嘲，她和苏联留学生总是有缘无分。
周秉德又接触到了一位苏联留学生，彼此也很投缘，感觉对方很适合自己。但恰逢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从不干涉周秉德恋爱的七妈与她语重心长地谈了一次话：“现在中苏关系紧张，你交往的这位朋友在苏联上过学，尽管他人很好，但毕竟在苏联有许多熟人，一旦你俩成了夫妻，经常出入西花厅，会不会被苏联方面利用你们的关系呢？”
七妈的话虽没明确表态反对，但周秉德没有一点犹豫，立即和对方断绝了来往，并把对方送来的照片退还了回去。
“我再怎么觉得满意的人，但如果有丝毫影响到伯伯七妈工作、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可能，我都不能接受。”再次回看当年的感情经历，周秉德说，如果让她重新选择，她依然会这样决定。
“该断即断。”这仍是周秉德的答案。
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作为周恩来与邓颖超生活中最密切的家人之一，他们的去世，给周秉德带来极大的影响。
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清楚地记得，那天上午，七妈打来电话，“中午回家一趟，咱们一块儿吃个饭吧！”
中午在西花厅，她见到伯伯似乎跟往常有些不一样。平日里，伯伯永远都穿着正装，是随时可以会见外宾的程度。但这次，伯伯出人意料地只穿着睡衣睡裤。
“明天我就要住院了。”周恩来告诉周秉德这一消息时，周秉德还有些高兴。她觉得，平日那么操劳的伯伯，终于能去医院好好调养。把身体养好了，伯伯又可以继续完成更多更重要的工作。
14岁的周秉德和周恩来的合影
“交谈中伯伯又送了我两张照片，那是他和七妈在山西大寨虎头山分别拍的照片。”周秉德说，由于伯伯常常会送给她一些小物品，她并未意识到伯伯这次送照片之举的深意，更未察觉到，此时的伯父已经身患膀胱癌两三年了，在她的印象中，尽管伯伯身体欠佳，可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和癌症有联系。
多年后，周秉德才得知，在伯伯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他一直努力在与日趋逼近的死神抢时间，在他病情日趋严重的五个月中，他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8个小时之久......
“伯伯住院后，我总是提出要去探望他，每次七妈都说组织上有规定，只有七妈才可以去探病。”周秉德说，那段时间，她只能从报纸上看到伯伯在医院接待外宾的消息，总感觉伯伯很快就能病愈出院了，甚至她和伯伯最后一次通电话时，还严肃“声讨”了伯伯一顿。
那是一年后的5月12日下午，周秉德回忆那天她接到伯伯此前的保健医生王力的电话。电话那头，王力着急地让她一定要想想办法。
“伯伯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原本大家聊得很随意，可他突然问了一句：‘你说我还能活半年吗？’”
得知这一情况的周秉德立刻奔去西花厅找七妈，要求去看伯伯，但依然要遵照规定。无奈之下，邓颖超帮周秉德拨通了伯伯的电话。
“一接电话，他话语里还是在关心别人、关心工作，就是不提自己。”周秉德不得已，只能向伯伯严肃地说，“我不要跟您说他人的事，打电话是为了纠正您的错误想法！”
周恩来向她解释自己只是开句玩笑而已，周秉德一再劝告他甩掉思想负担，保重身体，希望他能好好锻炼身体，保持好的心态。她不知道的是，此时的伯伯体重只有60多斤，已经很难离开病房了，她的那些主意是完全不对路的。
这次通话后，5月20日，是周秉德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伯伯。“那天，伯伯一走进西花厅，我就看见他身体和脸庞明显地消瘦了，但是两只眼睛还是有神。坐在小沙发上，聊了一会儿，我还提出要和伯伯合张影。”
“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但再也没有了下一次。周秉德坦言，这是她一辈子的遗憾。
遗体火化前，坚强的七妈放声大哭
当周秉德再次得知伯伯的消息时，已经是在广播里，听见他去世的噩耗。
“当时我正在上海出差。”周秉德记得，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她还在给西花厅打电话，想着问问伯伯的情况，但几次都无人接听。她想，也许七妈又去医院照顾伯伯了。那就等从上海回来再给打电话吧。“反正五、六天的样子就回来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逝世，邓颖超赶紧让秘书通知周秉德。当辗转电报到上海亲戚家，尚未通知到周秉德时，周秉德已经在9日早晨从广播中听到了伯伯逝世的消息了。
“昏天黑地的，整个人都懵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周秉德如是形容听闻噩耗时的情形。强忍着悲痛，周秉德迅速买好了回北京的机票。
“其实，1月8日中午七妈就让秘书将噩耗第一个告诉了我的爱人沈人骅，让我爱人赶紧转告在京亲属——其他不在北京工作的就不让他们来参加葬礼。七妈特地嘱咐秘书，给外地拍电报：‘见报请勿回京’。也就是说见到伯伯去世的消息，不要到北京来，要坚守岗位，不要影响工作。”周秉德回忆说。
原以为伯伯去世后，七妈邓颖超一定是躺在床上哭得不得了，但周秉德戴着黑纱回到西花厅时，只见七妈早已站在客厅等待她的归来。
周秉德称，她永远忘不了这一幕：当她抱着七妈痛哭时，坚强的七妈始终没有哭泣，只是不停地安慰“不哭秉德，要坚强，化悲痛为力量，不要哭。”
“1月10日，我们一起到北京医院后边的一个小太平间里参加伯伯的遗体告别仪式，那时弟弟妹妹和部分周家亲戚都来了。”
在那间条件简陋的告别室，周秉德打头，带着家人跟她敬爱的伯伯做最后的告别。那天很冷，周秉德在告别室门外，用她能想到的此刻最崇高的吊唁礼仪：将戴着的手套、围巾全部扔到地上，走进了告别室.....
当周恩来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一路上，向东的车辆全部停驶，路两旁的群众，有的在抹泪哭泣，有的在脱帽默哀，还有的直接跪在了地上，以此来送别他们敬爱的周总理。这个画面，一直刻在周秉德的心中。对她而言，虽然伯伯的身体没有留下，但他的名字，他的形象和精神，却装满了亿万人民的心田。
周恩来与邓颖超
“此前一直没有眼泪的七妈，直到伯伯遗体即将火化时，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或许是此前一直在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当聊起七妈送别挚爱时的场景，周秉德泛红的眼眶竟有些令人意外，却又是那么真实地令人动容。
“恩来啊！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是邓颖超对着周恩来的遗体说的最后一句话。一直在让周秉德“化悲痛为力量”的她，此刻终于将自己悲痛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
要向他们学习，将我的骨灰撒向大海
早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周恩来便与邓颖超双双约定，待将来逝世后，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向祖国的山河大地。
因此，当追悼会后，七妈邓颖超在台湾厅向周秉德等家人宣布不保留周恩来骨灰时，尽管心里并不情愿，但周秉德还是选择了接受与理解。
“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追悼会以后，七妈在台湾厅召集亲属、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共同开会。七妈对我们讲话，特别是对于丧葬仪式的改革，讲我国几千年都实行土葬，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号召实行火葬，这是一场丧葬革命；现伯伯主张火葬不保留骨灰，这又是一场殡葬革命，你们要支持他的这个主张，撒掉骨灰。”
1992年七妈邓颖超逝世后，遵照她的遗嘱，周秉德又亲自将邓颖超的骨灰撒向了天津海河——这条曾经养育了七妈的河流。
1977年5月20日，周秉德（后排左二）与弟弟妹妹回到西花厅看望七妈邓颖超
虽然已85岁高龄，但周秉德丝毫不避讳关于死亡的话题。她坦然说道：“我的伯伯、七妈、公公婆婆以及爱人沈人骅在逝世后都选择了将自己的骨灰撒向祖国的山河大地。我也有一个心愿，就是向他们学习，死后亦将骨灰撒进大海，回归自然。并且向儿子做了嘱托。”
话音末了，周秉德打趣道：“向他们学别的或许学不好，难道这点还学不了吗？”
作为周恩来“最亲密的侄女”，周秉德清楚地知道，自己虽不能像伯伯那样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挺身而出，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却也甘于平淡，对困难甘之若饴并且愿意默默奉献。
多年来，周秉德除了在口头讲述伯伯周恩来的事迹，更多的是用实际行动在践行伯伯的教育。
为了纪念伯伯，她完成了《我的伯父周恩来》、《我的伯父伯母 周恩来 邓颖超》这两部书稿。多年来，向中学大学、向企事业单位、向部委机关讲课，《传承恩来家风 弘扬红色文化》数百场。2017年，她又和家人创办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带领着团队成员，坚持走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公益道路上。带医下乡、组织大学生下乡支教、资助山区小学建设、开设“周恩来班”，周秉德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向更多的人传播和纪念伯伯周恩来的精神。
在周秉德心中，她认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际行动去弘扬和纪念先辈，更容易让社会和大众接受和理解共产党先辈们的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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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腐败”不会成为一个话题
熟悉周秉德的人经常会说：她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
不论是在60年代国家经济比较艰苦的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岁月，周秉德都谨遵伯伯周恩来的教诲，做普通的自己，不产生任何的特权思想，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为社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因此，当她看到这个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时，也曾想尽力去改变一些现状，却自感“普通人的力量实在薄弱”。例如，对于反腐倡廉，周秉德深有感触地说：“这不仅仅是靠号召学习来解决的，应该从机制和制度上寻求解决。”
“为什么一直在反腐，却还是不断有‘老虎苍蝇’落马？”周秉德认为，对他们的惩处力度应该继续加大。在她看来，对这些人的惩处太“仁慈”了，必要时应当及时效仿建国初期对“刘青山、张子善案”处理的手段，才能有效震慑腐败分子。
谈及如今与伯伯那代人相比，有何差异时，周秉德表达了自己的担忧：那时候“腐败”不会成为一个话题，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所有人都在兢兢业业地刻苦工作。现在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教育，但似乎很多重要的品质都丢失了。
“价值观需要从娃娃抓起。”周秉德意味深长地说道，现在太多人只顾“向钱看”，潜移默化中这种价值观又灌输给了孩子，如此反复，谈何改变？
周秉德记得，从小，伯伯周恩来便反复跟她说起：作为革命队伍的幸存者，我们见到了新中国，但我们不能忘了为新中国建立而牺牲的革命先烈。而且还要替他们去完成他们的心愿，为新中国建设出力，我们没有权利不加倍努力工作。你们一定要学习烈士的精神，你们的学习、生活、工作都要首先想到国家的需要，想到人民的利益。
“但现在很多人已经忘记这些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什么，难道为了你们的贪污腐败？”周秉德掷地有声地问出了这样一番话。
世界就是如此分明，当一些人在漫漫长路上默默耕耘时，另一些人却忘记了那些朴素却正确的观念。
或许，当周秉德再次回看自己的来时路，她又会回想起西花厅里，伯伯屋中那彻夜不灭的灯光。在她几十年的成长生涯中，伯伯周恩来就如同那一抹光亮，不但照进了她的心扉，更照亮了她前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