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霞

(本文根据刘金霞讲述，其子女整理，参考文献《费县革命回忆录》《费县巾帼志》)

七一即将来临，90岁的我迎来了党的102岁生日，作为有着70年党龄的我，那首老歌又回响在耳边，让我情不自禁地高歌：“快到快到杨柳哨，我到村头去放哨，发现敌情快报告，男女老少要藏好”。

这首歌谣是母亲教我的，节奏简单明快、歌词琅琅上口，每当唱起它，母亲引导我参加革命的情景恍若昨天，历历在目……

1933年，我出生在费县新庄镇信兴村一个贫困的家庭里，父母靠流浪乞讨为生。没有想到的是，看似无家可归的四处漂泊，实则是他们战斗在南征北战的路上，看似进门入户的要饭乞讨，实则是在给地下党传递重要情报。

在父母的背上，衣衫褴褛、食不裹腹的我慢慢长大。在我两岁的时候，母亲带我来到了石井区东南庄舅爷爷家中，他们十几个人围在一起，举起了右臂，用压低了的声音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便是费县南部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党支部——信兴庄党支部，支部书记是费县最早的中共党员李韶九。值得一提的是，支部成员中，有五个是我的家人：父亲刘瑞春、母亲李明兰、姨母李明云、姨夫王福友、舅父李明发。我的母亲和我的姨母，光荣地成为了费县最早的女党员。

母亲1908年出生，2013年病逝，享年106岁。我常想，母亲之所以长寿，一定是老天对她付出的特别回报。

母亲20岁的时候就入党了，此时，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刘瑞春。在一次开党支部会议时，她看到了前来开会的父亲，这才知道，原来父亲也是一名党员!母亲22岁的时候，与父亲结婚。从此，他们携手并肩，在上级领导郭子化(后来调到中央工作)、支部书记李韶九的带领下，加入了地下工作。

母亲不识字，却机智聪慧，她经常带着我双目失明的奶奶以要饭作掩护，颠着小脚，颤颤巍巍地行走在送情报的坎坷路途中。母亲身边的亲人都是革命者，她和我的舅舅、姨母、姨夫以各种形式为我党送情报、做宣传，多次虎口脱险、转危为安。

我的父亲母亲

有一次，父母亲又扮成乞丐，前往邹县执行任务。快到目的地时，母亲累得走不动了，就住进了一个农户家里。父亲一人去送情报，不料在途中被鬼子抓了去，在经历了五天五夜的严刑拷打后，父亲守口如瓶，没有泄露任何机密。

母亲等待父亲迟迟不归，打听到被鬼子抓去了，更是心急如焚。走投无路的她灵机一动，跪在房东夫妇的面前，不断磕头，请求他们救父亲一命。善良纯朴的房东被打动了，冒着危险来到宪兵队，对鬼子求情说：“我们来担保，他们就是个穷要饭的，家里有孩子还有个瞎眼的老娘，你们治死了他也没用……”鬼子气急败坏，用刺刀豁开了父亲的右腿肚子，恶狠狠地说：“看你还能不能四处跑!”

回到房东家后，母亲用颤抖的双手为父亲包扎好伤口，擦干眼泪，迈出门槛，接过父亲未完成的任务，将情报安全送到了目的地。

无论在抗日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父母亲匆匆行走的足迹以费县为圆心，向四周延伸到更远的地方。有一次母亲到南京与党组织接头，为了赶时间，就在途中把随同的两个孩子寄在别人的家里。他们俩舍小家顾大家，一心向党，把死生置之度外，在传递情报的艰难岁月里，先后有两个孩子因为饥饿寒冷和疾病离开人世。丧子的悲伤没有停止母亲前进的脚步，她单薄的身躯在风雨中毅然穿行。1944年，母亲担任费县高桥区妇救会副会长，兼任13个联防队队长;1947年在解放费城战役后，任五区妇联副主任，参加土改、踊跃支前;解放后，担任村妇女主任，兼任全区调解委员等工作。

从小就在父母背上参加战斗的我，看起来比同龄孩子机智勇敢。在我11岁的时候，担任联防队长的母亲交付了我一个光荣的职务：儿童团长。儿童团是联防队的好帮手，负责在路口村头站岗放哨。我嘴里哼着母亲教的歌谣：“快到快到杨柳哨，我到村头去放哨……”带着儿童团去村头站岗放哨。当时郭子化领导就隐藏在村口的山洞里，母亲把煎饼搓碎装进布袋，我装作拾柴禾、挖野菜的样子，去给他送饭。

母亲深受没文化的苦，她不识字，遇到事情只能靠猜。为了让我学知识，在我12岁那年，母亲通过组织申请把我送到鲁南干小学习。在校期间我勤奋刻苦，成绩名列前茅，很快就被当时的团支部书记付瑞雪介绍入团，不久担任了团支部书记。

1946年春天，国民党部队重点进攻山东，华东野战军开始转移，我们就在这个队伍中。有一天，队伍遭遇到了敌机轰炸，人群被冲散。14岁的我背着3岁的妹妹躲在一棵大槐树下，我牢牢地抱着树干，树枝被炸落一地，黄土埋到了我的腰下，我震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在我苏醒过来后，发现妹妹还在我的背上，但是父母和其他亲人已经不见踪影。我流着眼泪，背着妹妹摇摇晃晃地继续前行，一天一夜后，顺利归队。

我常想，是什么力量让父母义无反顾、舍生忘死，是什么精神让他们把幼小的儿女带上红色之路?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与信仰，是对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顽强拼搏优良传统的发扬。

1947年，华东野战军开始战略反攻。同年6月，野战部队发起了费县战役。经过七天七夜的激烈战斗，解放了费县。当年8月，我们全家返回了家乡，我继续给母亲做助手。1949年新中国成立，16岁的我来到探沂八区，加入了土改大队，在领导的带领下，征收公粮、动员参军、教识字班学习。期间，组织上选拔我参加费县党校的学习，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费县团县委工作。18岁，组织又把我调到费县人民银行。20岁，我加入了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中排左四)十八岁参加工作

受父母的影响，我热爱祖国、拥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我找伴侣的时候，我不要房也不要粮，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必须是党员。如今我90岁了，子孙满堂。在我的影响下，我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们都先后成为了党的一份子，我的孙子也响应国家号召，入伍、入党，我们家成了名符其实的“党员之家”。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时常教育小辈们要跟党走、听党话，那首“快到快到杨柳哨，我到村头去放哨，发现敌情快报告，男女老少要藏好”的歌谣，便是我对儿孙们不忘历史、牢记使命的教育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