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林省乃至全国的摄影界，郎琦可谓大名鼎鼎。他是吉林省摄影家协会终身荣誉主席，是党在东北培养的最早一批红色摄影师之一。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影展并获奖，被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分别评为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和“金路奖”终身成就奖等奖项。

动荡岁月，初涉光影遂为使命

吉林省安图县，长白山脚下一个很偏僻的小镇，站在城东头喊一声，城西头便能听见，这就是郎琦的家乡。父亲郎文焕原在张作霖的部队担任连长，到了伪满时期由于部队改编，郎文焕便离开军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民不聊生，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由于父亲的退伍，全家人的生活只靠微薄的积蓄已经难以维持，郎琦和弟弟只念了6年伪满小学便远离家乡到外学徒，以谋生计。

经父亲朋友介绍，郎琦辗转来到延吉的一家兴隆照相馆学摄影，弟弟则到一家钟表铺去学修表。在初涉摄影的学徒阶段，要负责冲洗照片、送照片，还有一些其他的杂事。对那个照相馆的印象，郎琦老先生现在回忆说很是简陋，有些家徒四壁的感觉，一个照相机，一个木质暗盒。在那里，郎琦学会了修照片。那时所谓的修照片，不同于现在的电脑修片，就是用一个带窟窿的木头板，下面放一盏灯，把底片的玻璃片放在木头板上看，哪有毛病就用笔修。这种修底片的方式非常累眼睛，以至于现在郎琦先生眼睛的状况一直很差。

转眼过了4年艰苦的学徒生活，郎琦和弟弟回到了家乡。苦难没有停止，生活又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父亲、母亲得了急病，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只剩下他和弟弟相依为命，“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1946年，郎琦带着爱人和弟弟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杨靖宇支队。为什么这支队伍叫杨靖宇支队呢？因为当地人并不完全知道共产党，但都知道抗联英雄杨靖宇和李红光，于是就借用了他们的名字成立了杨靖宇支队和李红光支队。1946年3月，郎琦随杨靖宇支队到了通化，在司令部当文化教员，主要是协助指导员管理“五大员”——司号员、警卫员、炊事员、通信员、饲养员，还参与了通化地区的红土崖土地改革，搞“二五减租”。1948年，东北民主联军（后来并入第四野战军）分成了很多纵队，郎琦当时是在十纵队，而弟弟则是在三纵队。在此期间，郎琦接到部队命令，被选派到哈尔滨学习摄影，这个摄影训练班是由东北军区委托东北画报社办的，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4个月，但对他此后的摄影生涯却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摄影要表现啥？歌颂革命的先进，暴露敌人的罪恶。”老师的这句话，牢牢根植于郎琦心中。

1948年8月，郎琦学习结束后直接返回原来的部队，也就是后来的第47军141师，正式成为了一名随军记者。当时部队给郎琦配了一部苏联的卓尔基相机，由于买不到胶卷，需要用电影胶片自己做胶卷。郎琦就是用这部“卓尔基”拍摄了辽西战役——东北最后一次战役，在大虎山和黑山的阻击战，还用它拍了东北全境解放，部队入关的照片。郎琦的代表作品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北平仪式》，也是用这部相机拍摄完成的。同一年，郎琦的女儿郎慧出生，而郎琦的爱人也因为身体的原因，在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便离开了部队。

古都拂晓，镜头下的北平入城式

1949年2月3日，胜利雄师开进北平。郎琦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派出的3名随军记者之一，负责拍摄北平入城式，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清晨，北平人民挤满街头，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在北平人民记忆中，1949年的2月3日是个红火的日子。在郎琦老先生的记忆里，也是他作为随军记者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个定格。

几位摄影记者坐着大卡车从西直门进入北平，那时候有一个“部队交换城防”，在西直门的国民党军队一个排在那站岗，交接给解放军部队的一个排。现在想来，郎琦感到深深的遗憾，那时候没有望远镜头，事先也并不了解具体情况，郎琦归咎于自己当时太年轻，就那么几分钟，在历史上没有留下这样珍贵的照片，而与摄影记者同行的拍纪录电影的程默则拍到了这段影像。到了入城式那天，郎琦被准许到主席台进行拍摄，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包括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的影像。

照片拍完后郎琦跟随《人民日报》编辑蔡若虹去人民日报社冲洗照片。那天的报纸版面是蔡若虹设计的，文字是当时华北分社主任李庄（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编写的。蔡若虹后来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还给郎琦寄过一张照片，背后写着：“郎琦同志，我永远记得你！”那天见报的《人民日报》上一共刊登了15张照片，有13张是由郎琦拍摄的，在那个革故鼎新的关键时刻，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场景都被他真实地定格在画面中。

正是因为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北平入城式的照片，郎琦的弟弟才知道哥哥还活着，这让已经失联许久的兄弟二人得以相见，但谁也想不到，这竟是两个人的最后一面，分开后弟弟的部队马上就南下了。郎琦还记得当时弟弟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军服，自己则刚刚换上新军装，俩人就这样匆匆一面，20分钟都不到，这一别，竟是天人两隔。如今谈起这些，郎琦老先生仍然满眼泪光。

后来郎琦找到陶天冶（郎琦在东北画报摄影训练班同学），他和弟弟在一个师，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有关弟弟的更多情况。而后辗转从弟弟原来的部队了解到，弟弟是359团2连的政治指导员，于1951年2月15日在朝鲜砥平里第四次战役牺牲。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郎琦细数着弟弟的人生经历，弟弟17岁从军，年仅23岁就牺牲了。他从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东北，凭着自己的双脚，一路打到零上三十摄氏度的海南，1950年5月解放海南岛。当年9月，部队就把他们调回到丹东。弟弟是1950年10月离开祖国的，当时还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军服。回想起这些，郎琦感到很难过，但也为弟弟感到自豪。他记得弟弟入朝时穿的衣服是带红线的，以至于他一段时间看见带红线的衣服就受不了刺激，痛苦不能自抑。后来郎琦自己赴朝鲜的时候，每到一个战地医院，就到附近的墓地，一个墓碑一个墓碑地看，希望能找到自己弟弟的墓。然而唯有夕阳西下，轻柔地覆盖了他沉重的步履和悲伤。

两次赴朝，硝烟里的光影

1951年4月，郎琦作为47军141师随军记者入朝作战，开启了两次赴朝的经历。在朝鲜战场上，郎琦的相机从最初的“卓尔基”换成了后来的苏联基辅相机，那是一种折叠式、带皮腔的相机，很笨重。到了朝鲜战争时期，拍照的条件仍然很差，手里只有一台相机，依然没有望远镜头。不过比过去强的是，那时已经有胶卷用了，不用再自己动手卷胶卷。然而在战争年代，冲洗照片的条件更加艰苦，没有显影罐，也没有暗房，只有一个黑口袋。郎琦随军住在老乡家里，把窗户一挡，要来三个大碗，装显影液、定影液和水，把胶卷拿出来，再用手固定好。照片冲洗出来以后，放出一张张的小照片，就开始办展览。这些照片，主要是用来在部队进行宣传。那时候郎琦拍摄了很多反映部队生活的照片，那些照片带着浓浓的火药味，以军人的无畏和战争的残酷直逼人心。

1951年5月，郎琦在朝鲜新幕因车祸负伤。当时朝鲜的公路路况很不好，山区里都是沙石路。晚上遇到飞机空袭，行驶的车灯就要关闭，摸黑在山路上行驶，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伤状况频发。当时郎琦乘坐的车关闭车灯突然翻到山沟里，车里的人都腾空飞了出去，郎琦的肩膀受了重伤。那时候伤员负伤后要先到兵站，再往后方医院转移。因为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消音器坏了，汽车马达声淹没了敌机来的警报声，一路上危机不断，险象环生。郎琦和受伤的战友们被送到10公里以外的西浦战地医院，然后大家再从这个战地医院分批转移回国。当时情况非常紧急，上级规定能行走的战士当天晚上都去车站，不能走的先暂时留下。当时郎琦同行的战友苗景阳腿断了，走不了路，郎琦便把苗景阳用车子推到车站，再用担架送上船，一起过了清川江。这时候，郎琦是伤病员第九队大队长。过江以后，伤员乘坐当晚的火车离开，但半夜开到定州的时候遇到一列往前线送兵的军车，火车停下来的时候，敌机便来了。大伙儿刚要下车，便听到郎琦预警高喊：“先别下，谁也别下！”后来，机关炮响了，照明弹下来了。郎琦觉得时机到了才让全体伤员快速下车。当时车上有一个团级干部带着警卫员没有下车，等大家返回车上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牺牲了。

经过一阵阵飞机的疯狂扫射后，天渐渐亮了，郎琦带着伤员返回被轰炸后还在呲呲冒烟的火车继续赶往回国的路。临行前，郎琦发现地下有不少牺牲同志的遗体，于是对战友们说：“九大队的同志们，这都是咱们的战友，把他们抬到车上，带回去吧！”几番周折，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丹东的接待站。当时，郎琦的爱人已经调到吉林市的医院工作，于是郎琦便要求回到吉林。郎琦回国就医的医院叫吉林市十二陆军医院，当时叫东大营医院。条件简陋，一个病房里住着好几十个人，但医护人员对军人百般照顾。

1951年末，郎琦的身体刚刚恢复便再次返回到朝鲜战场。同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人民志愿军摄影记者郎琦摄”的照片《美国空中强盗的下场》，就是他二次返回战场拍摄的。那天晚上，大部队行军，大家坐在政治部文化处的嘎斯卡车上。天上有月亮，郎琦还在想：“今儿晚上真好啊！”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没多久飞机便扔下炸弹，疯狂扫射。部队的前车被打中了，郎琦从车上纵身一跃跳下去。因为当晚无法行军，郎琦只好随部队找到当地民宅住下。但当时朝鲜老百姓家的炕上已经挤满了人，郎琦只好到外面找一个角落，划拉些苞米叶子垫在头下当枕头，半夜几次被冻醒。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郎琦后来对毛泽东诗词“残阳如血”“马蹄声碎”体会很深刻。太阳一落，郎琦和战友们很想家。尤其在冬天行军的时候，人家屋里透出的灯光，都让郎琦觉得分外温暖，而自己往往还不知道当晚要住在哪里。尤其是暮色添人愁，每到傍晚的时候，尤为愁煞人。

1953年停战协议签署以后，郎琦由于当时身患疟疾，时热时冷，部队领导批准他回国接受治疗。1953年8月5日，郎琦来到哈尔滨一面坡的第二十九陆军医院治病。战争虽然结束了，但郎琦身上的创痛却伴随一生。他的肩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现在穿衣服不能穿露肩膀的背心，因为里面的骨头会翘起来，穿背心就会刮到。那时条件艰苦，肩膀的手术是用不锈钢钢丝把肩部的骨头缠起来的。现在其实应当把这个钢丝拿出来，但郎琦不愿意再做手术了，就一直这样凑合着。如今郎琦受伤的胳膊是短一截的，穿衣服袖子也短一块。回国后，医院给郎琦开了“三等甲级残废军人”证明，随后便转业回到了家乡。

1955年，郎琦回国之后又有了儿子郎平。说起儿子的名字，郎琦觉得，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两次战争，让人深深体会到战争带来的痛苦，他希望世界永远和平。郎琦总觉得自己对老伴很愧疚。参加革命这么多年，把老伴扔到后方，前几年老伴活着的时候还念叨说：“郎琦啊，战争年代你把我扔到后方，老了你还经常把我扔到家里自己去拍照片。”

情系长白，火热雪亮的乡土情怀

1953年12月，从部队转业后，郎琦被分配到吉林省总工会的吉林工人画报社。1958年，郎琦参与创办吉林画报社。在吉林画报社工作期间，郎琦的创作主要围绕吉林省的社会建设，以报道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为主。其中，作品《六十年代第一春》最早发表于《吉林画报》（1960年4月号），原题为《适时早种夺取丰收》。后来入选1960年9月举办的东北三省摄影艺术展，《人民日报》于1960年12月12日将其作为此次展览代表性作品刊登。

1973年，全国各地都在办“五七”干校，郎琦被图片社安排到吉林省开办的“五七”干校参加学习。郎琦是残疾军人，本可以不去“五七”干校，但他还是坚持要参加。宋振庭同志当时是“五七”干校的主管领导，他对郎琦说：“你愿意照相的话，来校部吧。”但郎琦不想搞特殊化，就这样一边劳动，一边拍照……《田间学习》《田间读报》这些反映“五七”干校生产生活的作品就是在那个时期拍摄的。

离休后的这些年，郎琦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倾注到了对长白山的拍摄。他第一次登上长白山是在1959年，当时拍摄的作品《沸腾的长白山》刊登在《吉林画报》（1959年第1期）上，算是最早拍摄的长白山主题作品。据郎琦自己考察：清朝时安图县的刘建封是第一个拍摄长白山的，而新中国成立后郎琦是第一个拍长白山的。他一直觉得，拍摄长白山，宣传长白山，归根到底，是对家乡的热爱与责任感。最初拍摄长白山的时候，山上没有地方住，郎琦便经常和搞冰雪训练的运动员们同吃同住。郎琦记得，那时候山上的雪很深，经常要走几十里，也就是从那时候郎琦开始了长白山的拍摄之旅。

1980年，郎琦在长白山拍摄的《秋》在第32届新加坡国际摄影展览会获得美国摄影学会颁发的金牌奖。提到这个国际大奖，很多人以为那是一幅风光照片，但实际上是郎琦拍摄的一组长白山水文站的专题照片《水文尖兵》中的一幅。在这幅《秋》的作品中，有两个人背包上山，他们是水文员，在长白山地区到处巡回。为什么要拍两个人背着包向上走呢？主要是想体现一种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向上精神。在这张照片里，环境烘托了主题。“秋”这个标题给人以无限的遐想，郎琦觉得一张照片能写出一篇文章，才是好照片。拍摄《秋》的时候，将背景选择为岳桦也是因为觉得岳桦树很顽强，它可以长到石头上。长白山山高风大，把岳桦吹倒，但它仍然能够倔强地顺势而生……杜鹃也可以迎风傲雪，不屈不挠，郎琦力图通过这些植物来反映人物的性格，环境和人物互相烘托，相得益彰。后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文章《勇攀世界摄影高峰》，意味着中国年轻的摄影艺术从此走向世界。

提到航拍，现在我们会想到无人机等新技术手段实现拍摄目的，但在过去，高空拍摄是十分困难的事，对摄影人更是一种挑战。1980年，郎琦的作品《飞机灭虫》（原来叫《林海银鹰》）获得“绿色宝库”摄影艺术展一等奖。这幅照片是1979年在老爷岭附近拍的。当时郎琦和同事一起去拍森林防护、飞机洒药的照片。但是拍飞机直来直去的飞行没有新意。经过反复观察，郎琦发现飞机从两座小山中间飞出来的画面很好。但那个年代找不到第二架飞机，无法用飞机辅助航拍，而且也很难找到比飞机更高的点来拍摄。于是郎琦翻越了几座山，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山头，和机组人员约定飞行时间，飞机一转弯，就拍到了。

真正实现航拍的想法，是在拍摄《云涌长白》这部作品中形成的，这部作品还被美学界称为有“独特的崇高美感和神奇境界”，达到难以企及的美学高峰。1985年，中央民委要出一系列少数民族画册，当时郎琦是这套画册的编委，也是吉林省卷的主编，为了完成好这项任务，郎琦萌生了航拍长白山的想法。但因为长白山地处国境线，10公里之内不许飞机起降，于是郎琦通过省政府分别给外交部和总参打报告，申请在最适宜拍摄的10月份拍一个月。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佳作皆为偶得，《云涌天池》就是其中之一。第一次拍摄是在10月16日，直升机从敦化起飞，人坐在机舱门旁边，当时没有安全带，用绳子绑着，郎琦拿着哈苏相机拍了几十张。10月30日，原本觉得拍得不错的郎琦想再拍一次，刚好当时哈尔滨的林业部门也想航拍长白山，但苦于没有许可，拍不了。于是郎琦便说：“你们出飞机，我出证明。”那天早上，天气晴朗，但起飞前出了个小麻烦，原沈阳军区不同意飞。经过一番争取，飞机到9点多才起飞。没想到，飞到天上一看，云起来了，拍出来效果反而更好，成就了《云涌天池》这幅作品。

《秋》获奖之后，对长白山的宣传产生了很大影响。起初郎琦是从旅游的角度认识长白山的，认为拍好它，能够推动吉林省旅游事业的发展。但是慢慢地，郎琦觉得好的风光摄影应该是爱国主义教材。虽然爱国是抽象的，但祖国山河是具体的。风光摄影，不应把它仅仅看成是游山玩水的纪念照。

1999年，郎琦胃癌手术，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郎琦的儿子郎平也去世了，人生陷入低谷。这时候，时任吉林省副省长的魏敏学找到郎琦，他说：“郎琦同志，我们想出本长白山画册，请您支持。”郎琦说：“宣传长白山，让中国人和全世界都知道，长白山是中国的，这有深远的政治意义。”从那时开始，80多岁的郎琦又重新拍摄长白山。由于胃切除五分之四以后每次只能少量进食，他经常兜里揣个娃哈哈奶，带两个鸡蛋，便上山拍摄了。

如今90多岁高龄的郎琦每天都会整理照片，总结自己的摄影生涯。郎琦觉得摄影会越来越受欢迎，一方面是因为摄影是形象记录的工具，它记录的是视觉形象，表现的是我们内心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可以记录我们的历史，记录变化。现在生活节奏特别快，很多东西应该及时记下来。要拍出好照片必须要深入生活，将艺术和时代结合起来。

光影绘就史诗，图像讲述传奇。在战争时期，除了浴血奋战的军民，还有冲在战火前线的军事摄影记者，郎琦就是其中之一，他用相机定格硝烟弥漫的战场，画面背后记录鲜为人知的故事。

岁月虽然洗去了战火硝烟，但那段历史的光影早已凝固在人们心间。郎琦就像是一个记忆的戍守者，用摄影讲述家国历史和个人情怀，用摄影传达出奋发昂扬的精神和饱含生命观照的人生状态。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临近百岁，光影一生，他所从事的摄影生涯，就是璀璨人生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