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中国海盗下南洋

所谓“大明王朝”，终于被人民唾弃了！

内地流民起义，沿海武装走私，人民自己救自己！朝廷不要海权，而沿海人民则以武装走私捍卫中国海权。

于是，东南沿海一带，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海商武装集团。这些海商集团，较之以往倭寇，大有改观，他们在更为广阔的世界里和更加开放的条件下，分享了经济全球化利润。

朝廷不知新大陆，不知银子来路，可他们知道；朝廷依靠“澳门—马尼拉”航线，由西班牙人做转口贸易，而他们却扬帆出海，走东洋，下西洋，做海外贸易；朝廷不妨海禁，而他们则必须海通。出于对自由贸易的需求，他们懂得了海权的重要，海商要赚钱，就要维护中国海权，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郑氏集团。

在郑氏集团兴起之前，还有海盗林道乾和林凤等，他们纵横海域，同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进行武装斗争。

林道乾，有人说是闽人，有人称是粤人，他年少时，做过小吏，因得罪县官，而投身海盗集团，后来自立，亦商亦盗。

他曾于台湾聚众三千，驾巨舰，出入于雷州、琼州诸处，往返于渤泥、潮州之间，视明朝官府有如无物。

渤泥国所在，有人说就是在今天的加里曼丹岛。

北宋《太平寰宇记》有《渤泥国》一篇，一一记述了由南海诸国前往渤泥的路线图。若按图索位，可见其大致就在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文莱一带。

林氏何以往渤泥贸易？似乎与青花瓷有关。

青花瓷釉料“苏麻离青”又称“苏渤泥青”，其音似，在景德镇俚语中，“泥”“离”不分，明人已然混用，今观仇英所绘《职贡图》，已可见渤泥国使臣亦在朝贡的队伍中。原来，渤泥国是这种青花瓷釉料的产地之一。这就难免一问，林氏逐利至此，也来取“苏渤泥青”？当年，郑和下西洋时，就从这里运回了许多“苏渤泥青”。

林氏船队，虽然商盗合一，贸战一体，但其未有国家主义背书，身后，更缺乏工业革命的推动，因而成就有限。

当东印度公司纷纷崛起于国际地缘经济中心的世界岛时，倭寇式的海盗时代，亦如强弩之末，就快要到头了。

故其航程，仅限于下南洋，渤泥国是南洋的尽头，再往前去，就是下西洋了，可西洋已非中国民间海权能涉足的地方，列强于此，你争我夺，先后由英、荷两家东印度公司执掌。

但在南洋，中国民间海权还有用武之地。自汉唐以来，迄于宋元，乃至明清，历朝历代，其深耕南洋者，已逾千年，闽、粤之民，海通于此，开枝散叶，别立门户，一如家常。

林以私船，游掠于台海、南海间，海禁之下，沿海官兵焉能不管？他曾在闽海与俞大猷大战一番，败退台湾，驶往北港，泊舟于打鼓山下，置坞设厂，修船、造船，重整船队，以图再战。

于是，林氏回潮州，犯粤海。官兵追剿，疲奔而已，于是招安林氏，允许他入驻潮阳。

林氏看似被招安了，实际上是另辟港口，屯集货物，兴贩海外，以其“海商—军事”集团来割据海权，挑战海禁。

对于民间海权，朝廷无法容忍，欲灭林氏等人，故通知暹罗、安南等国发兵配合，还请葡人出兵，一同围剿。

然而，南洋诸国却不听大明的号令，不愿得罪林氏等人，更不敢与林氏动之刀兵。大明为远水，而林氏乃近火！这是一把兴邦的火，也是一把灭国的火。这把火，从台海、粤海烧到南海，一直烧至南洋诸国，烧出中国气魄。

大国海盗，贸易所至，不但富可敌国，其兵锋所向，亦可敌之一国，虽然难撼大明王朝，却能远慑南洋诸岛。

可葡萄牙人则视中国海盗为眼中钉。他们来中国，非同中国海盗分享海权，而是为了独占大航海带来的全球化利润。他们一路行来，除通商、传教外，还有殖民。但凡能殖民者，便诉诸武力，如在印度；若不能殖民者，就开展合作，如在中国。

他们积极响应大明王朝，同明军一道，对中国民间海权进行围剿。明人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中有《林道乾、林凤列传》，其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说有二十余位葡人，自备武装，打探到了林氏船队的所在地。于是，他们引导明朝水师远征。最后虽未成功，但大明朝廷对葡人“国际主义”的表现甚为满意，若以时下口吻言之，堪称“葡铁”，而葡人所得，亦超预期，不但在澳门站稳了脚跟，且以扫荡倭患、肃清海疆的名义，揽取大明海外贸易。

哥伦布逆行中国

若将哥伦布拿来做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当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追求黄金、香料及其目的地——中国，然其止步于美洲，未达中国，此乃西方文明近代化的一次试错之举。

哥伦布被马可·波罗的《游记》指引着，走向中国，但他却没沿着欧亚大陆方向海陆兼行，从西往东走，而是采取了当时佛罗伦萨天文学家托斯卡内利的方案，从海上走，一直向西走，走出地中海，走向大西洋，由大西洋还向西走，走向中国海。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里说，中国海域，有岛屿7448个，但它们都不受中国管辖，黄金、香料等贵重物品，就从那些岛屿来。马可·波罗本人也到过其中的爪哇和苏门答腊岛。

托斯卡内利说，那些岛屿，只有“商人”和“市场”，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要向欧洲传递什么信息？也许他要告诉欧洲人，那里是国际地缘经济中心，正在形成一个统一性的世界市场，但缺少一部拥有主权的国家机器。

南洋华人社会，就是个只有“商人”和“市场”的社会，有市场机制，无国家机器，亦无王朝以国家信用来为华人社会背书，而海盗式“海商—军事”集团，也没能转化为国家机器。

适逢欧洲输出国家机器，正以暴力输出和制度输出的方式，将其输出到有“商人”有“市场”的地方去。华人社会，虽然捷足先登，下南洋，下西洋，但终于不敌欧洲的国家机器。

欧洲人进入东方，有七家东印度公司，有哪一家不是一部国家机器？有哪一家不代表国家利益、不表达国家意志？

欧人以其国家机器，去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所以，到头来，还是他们赢了，赢就赢在其殖民利器——国家机器上。

据说，葡萄牙朝廷曾经讨论过托斯卡内利方案的可行性，却未采纳，哥伦布得知后，便致信，向托斯卡内利咨询，并从托斯卡内利那里获得一份由其本人为了说明自己的理论而写给葡萄牙廷臣费尔南·马丁斯的一封信的副本，可谓“拾到了金苹果”。

在这封信里，托斯卡内利特别提到了“中国”。

他认为，中国，也就是他笔下的“契丹”，是很值得拉丁人来寻找的，不但因为从那里可以得到一大批以往从未得到过的黄金、白银以及各种各样的宝石和香料，更因为那里有智者、学问渊博的哲学家和星相学家，中国强盛繁华就是因为用了他们的才华和机智来治理，战争也是靠了他们的智德，才获取胜利。

当时，“中国热”已开始在欧洲酝酿，“到中国去”成为大航海时代悄然到来的先声，其“先机”，虽由马可·波罗缘起，可为此“先机”提供权威性证据的第一人，却是托斯卡内利，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是两百年后欧洲启蒙运动“中国热”的“先知”。

“到中国去”，不光是一句口号，还是一个行动和一条路线，因此，怎么走？往哪儿去？就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对此，托斯卡内利提供了一个建议，他的建议，没有采取马可·波罗的路径，而是主张开辟新航道，直奔中国去。

他告诉马丁斯：从里斯本城直接向西航行，到达最宏伟巨大的城市杭州。在航海图上共划出二十六格，每格各有二百五十海里。这样一算，航程就清楚了，但这一算法，并非出自他本人。据说，葡王听了，要臣子马丁斯找原作者求证一下，以定取舍，可在这期间，爆发了战争，此事便搁置下来，再也没有了下文。

但这封信，从灵魂深处，唤醒了一位暂住在里斯本的意大利人，他来自热那亚，出身寒微，学历不高，默默无闻，但他生性浪漫，勇于试错，他的成功有如神话一般，是个奇迹。

他就是哥伦布，由于他最终成为了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后来者就把那个时代的所有强项和长处，都赋予了他。

有人把大航海看作科学探索的胜利，因而把他也说成是科学思想家，但有史料证明，他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其拉丁文一样差；有人认为，他以大航海的行动带来了地理大发现，那么以此称他为“地理学家”应当不过分吧？可又有证据表明，即使在地理科学方面，他也没有走在自己时代的前面，而是落在后面。

若以理性标准来评价他，即使在地理学方面，他也只能算是一个中世纪人，而且还是一个没有什么批判能力的人，他只能从旧的、随处可见的东西中摘出一些现成的论据，却装成一副学问渊博的样子，一段又一段地援引希腊和拉丁的古典作家。

这些评价，出现在20世纪初由英国人赫德逊撰写的《欧洲与中国》一书的第七章“取道墨西哥”中，至21世纪初，该书有了李申、王遵仲、张毅等人合译的中国译本，此译作由中华书局出版。

如此这般评论，是否中肯，对于哥伦布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在历史转折关头，有时试错比知识更重要。

我们早已习惯于格言式的“知识就是力量”，总是忘了提醒自己，突破知识的试错，有时比知识更有力量，“刘项原来不读书”，类似中国的例子，我们也可以将它放在哥伦布身上。

对于托斯卡内利的说法，多说无益，一试便知，要紧的，不是知识如何正确，而是试错的勇气，孰能生死看淡，说干就干？被葡萄牙人放弃的，哥伦布将它拾起：舍我其谁也！

女王赌上了国运

葡萄牙人不敢一试，那就去问问西班牙人，不要问向理性——问其知识来源的正确性，而是要问向神性——问其被灵魂的勇气激发出来的冒险精神。

而结果就是，葡、西两国，各行其道，葡以达·伽马领航，西以哥伦布远洋，皆往中国而去，均由大西洋启航。

此二人者，一个自西向东，从大西洋进入印度洋，行驶在东西方传统的历史航道上；一个则一直往西，走在以海洋文明试错开辟新世界的航道上；一个可以对其航程，进行知识来源可靠性的考察；一个则在历史的空白处，惟以信念和灵感导航。

哥伦布在出海前，跟费迪南德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签订了一份合同，对此，赫德逊一直不能理解，何以国王与王后要跟这样一个热那亚的穷小子签合同，其何德何能，以至于斯？

书中，赫德逊尝试了一些说法后，又放弃了，但他保留了最后一个理由，那就是哥伦布一定掌握了他人不知的什么秘密，所以才能获得这样一份合同。他这样想，是因为哥伦布后来的成功，然而，在当时，有几人敢签这样一份九死一生的合同？

因此，与其说是哥伦布说服了国王与王后，而毋宁说是国王与王后选择了哥伦布，也可以说他们是天作之合。

试想一下，当葡萄牙人沿西非海岸南下，绕行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到达印度，并前往中国时，作为葡萄牙的前宗主国——西班牙该如何选择？是跟在后面，也去西非，寻得黄金海岸、象牙海岸、花椒海岸、奴隶海岸，沿途拾余，捡取殖民贸易的点滴芝麻，还是另辟新航道，直奔中国，捧住东方财富的西瓜？当然是后者啦！西班牙就是西班牙，它不属于芝麻，而属于西瓜。

至于哥伦布，他“一无所有”，这就够了。他若有产业，放着钱不赚，他会去吗？不会！他若有权，放着官不做，他会去吗？不会！他若有学问，明知自己无知，他会去吗？不会！

好就好在他“一无所有”，无牵无挂，可以说走就走，就像崔健的摇滚里唱的那样，“我一无所有”，“你何时跟我走”？

当时，能跟他走的，放眼全世界，能有几人？出发之前，除了葡萄牙，对他早已不以为然，还有法兰西、英吉利，哪一个又给了他好眼？看好他的，惟有一人，那就是伊莎贝拉。

她不但以女人的直觉，从他身上，感知了桀骜的血性，更以女王的直觉，从他嘴里，听到了西班牙将来的国运。

大航海的时代就要到来，从哪里来？从地中海来，所以，地中海海域的航海家们成了先知；往何处去？往中国去。

就靠那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没那么容易。

时有不同，其势亦异。彼时，蒙元帝国尚在，陆海可以兼行，而此时，蒙元早已式微，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控陆海，于是，欧洲人掉头，从向东、向东再向东，转而向西，往大西洋去。

这就正好与马可·波罗的方向相反了，而西班牙立国就立在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的咽喉要道上，一把掐住了直布罗陀海峡，成为了从大西洋“往中国去”的新起点。由此出发怎么走？有三个方向：往北去，从南欧到北欧，再往北去，就是北冰洋，走不通；往南去，沿西非海岸南下，葡萄牙人已经开了头，作为曾经的葡萄牙的宗主国，西班牙人当然不愿意跟着走；那就只有一个方向可去，亦即相信地球是圆的，横渡大西洋而去。

传统航海，都是沿着海岸线航行，视野不离陆地。在航海图上，标满了所至海域的海岸与岛屿的名字，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摸着岛屿航行，可横渡大西洋，则是没有航海图的航行，看不到海岸线的指引，也没有标注过的岛屿可供摸索，只能用指南针，用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向着中国方向不着边际的航行。

当时没有哪一个国家敢于投资这种不着边际的航行，这是一个浪漫的念头，非理性决定，以浪漫投资要靠女人。

伊莎贝拉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王后，但又不仅仅是王后，在西班牙联合王国形成以前，她还是其中一国的女王。

史载其自律甚严，堪称道德楷模，但在赌国运的决策上，她却浪漫起来，表现出如孟子所言“率性之谓道”了。

她先是征求作为丈夫的国王同意，好在国王同意了，没让她“一意孤行”。常说一个伟大男人的背后都站着一位女人，哥伦布身后，就站着这样一位女人，更何况还是一位女王。

所以，我们说，在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历史功勋章上，应当有两个人的名字，除了哥伦布外，还有她——女王伊莎贝拉。

哥伦布四次横渡大西洋，就其初效而言，均未达中国而返，若以中国为目标论其成败，可以说是失败的航行，若以其收益论得失，较之葡萄牙那一路财源滚滚，则可谓得不偿失。

赫德逊说，在墨西哥和秘鲁的财富“破晓”前，西班牙海外收获少得可怜。葡人船队，年复一年，满载货物，经由马六甲，回到里斯本，赚得盆满钵满，而西班牙船队，却一亏再亏，本想发一发“中国财”，结果，反而破了财，仅靠一点零星贸易补偿亏损。

然而，这一失败的航行，却打开了世界历史的新门，两千年前古希腊人的地圆猜想，终于得到了大航海的证明。

同时，它还证明了一句历史箴言的正确性，那就是“不以成败论英雄”。

历史的进步，固然要理性指引，但通往未来，多半要在未知的领域里摸索前行，理性不够用了，还得用非理性。

麦哲伦的全球通

有两条航线，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一条，沿岸航行，绕过非洲，经由印度洋，径往中国而去；另一条，则离岸而行，横渡大西洋，然后，取道墨西哥。两线虽异途，却同归于中国。

赫德逊的书，第六章是“绕过非洲的道路”，第七章是“取道墨西哥”，第八章是“被包围的中国”，它们向我们提示了从16世纪到17世纪的一个世界历史的轮廓，轮廓的中心，便是中国，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西班牙人“取道墨西哥”，从东、西两路，分别而至，在东亚，对中国形成包围，造就东洋与西洋夹击的天下。

对此运势，大明朝懵然无睹，而欧洲方面，亦无预先规划，更无预期管理，但凭历史的“理性的狡计”运营至此。

孰能兼行二道，成其合围之势？哥伦布、达·伽马各行一道，皆有局限，孰能超越二者，成为真正的“全球通”？

在历史运势的风头上，来了一位后生，他先做了达伽马的后生，成为葡萄牙船队中的一员，曾经访问过马六甲，因而熟知了“绕过非洲”那一路，但仅此一路，焉能“全球通”？故其脱离葡藉，转入西班牙，来做哥伦布的后生，实现其环球航行计划。

他就是麦哲伦。

1519年，麦哲伦率船队出发时，距哥伦布之死，已有13年，而且就在他出发前两年，西班牙人又拿下了墨西哥，命名为“新西班牙”，而先行一步的葡萄牙人则早已到达了中国。

横渡大西洋后，麦哲伦一行，沿南美洲向南航行，经过一海峡时，他发现，这海峡与大西洋和大南海相连，于是，他将之命名为“圣徒海峡”，后人为了纪念他，改称为“麦哲伦海峡”。

出海峡，进入大南海，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大难不死后，天下太平，他不禁脱口而呼：啊，太平洋！其航向，从大南海向小南海，他认定，香料群岛，还有中国，都在小南海上。

到过马六甲，就是不一样，故其能于不着边际中，领略大方向，麦哲伦之优于哥伦布者，正在于此，以其两路皆通。于是，从大南海往小南海北上，沿西北方向，入小南海——南洋。

但他未往中国，而是落脚在菲律宾群岛上，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要殖民，要获得一块殖民地作为自己的封赏，对于中国，他还不敢作殖民地的非分之想，不但中国体量非其能撼，而且中国那时为欧洲所向往，中国君王也为欧洲作了政教分离的榜样。

再说，葡萄牙人已先行一步抵达中国，宁蜷缩于南海一隅，分享中华海外贸易，也不敢像达·伽马那样建立殖民地。葡萄牙人尚且如此，他又何德何能来挑战中国这个大一统的天下？

但他身上冲动着达·伽马式的血腥，以夷制夷，借力打力，先是各个击破，然后分而治之，他熟悉这一套，故放手一试，可他毕竟不是达·伽马，一试之下，竞以命陨。

天地不仁，殃及其身，还连累其欧洲妻儿，可他留给这世界的，则是一条“全球通”的航道，他以此为大航海时代划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为即将到来的海权时代，替西班牙开了个头。

哥伦布没走完的路，他接着走完了，剩下的路，谁都能走，有他没他都行。但是，时代转型，要借一颗英雄的头，他送上来了，谁要他在中国门口，按下了海权时代到来的按钮？“菲律宾”的国名，据说是以西班牙王子的名字来命名的，当王子成为国王时，在世界历史上，西班牙就作为第一个海权国家出现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