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一直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是自然变化的一部分，“自然性”是人类历史的特征之一。在这之中，作为自然环境影响人类历史的表现之一，瘟疫长期而巨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具体进程。与灾荒相比，瘟疫不仅同样对于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在古代时期，由于医疗技术不发达，医疗救助体系不健全，政府对于瘟疫的救治，远逊于对灾荒的救助，在很大程度上，民众只能仓皇、无助地面对着瘟疫。瘟疫史研究不仅是了解中国古代医疗技术的重要路径，而且对于揭示中国古代思想观念、治理能力，也是重要的切入点。

为全面勾勒瘟疫史的历史面相，未来应在科学、区域与观念视角上，展开多方位、综合性研究。首先，瘟疫作为一种疾病，对其种类的判定，应从之前依据少量的、单一的资料进行简单的推定，转变为结合大量的、多类型的史料，根据现代医学展开多文本互证，开展瘟疫科学史研究。其次，中国古代瘟疫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种类和发生机制，对瘟疫史的研究，应从之前笼统地论述全国或某一地区瘟疫的叙述模式，转变为从地域特征出发，结合不同地域瘟疫的种类、发生特征，开展瘟疫区域史研究。最后，中国古代的瘟疫观念，具有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特征，与宗教信仰掺杂在一起。因此，未来的瘟疫史研究，应从传统的瘟疫观念出发，而非从现代瘟疫观念出发，开展瘟疫观念史的研究。本文尝试以明末鼠疫为个案，对以上三种研究范式展开探讨，揭示其可能性与潜力。

一、明末鼠疫的研究现状与判定标准

以往研究大都认为明末北方乃至全国普遍流行的瘟疫是鼠疫。伍连德等合编的《鼠疫概论》( 卫生署海港检疫处、上海海港检疫所，1937 年) 依据 《潞安府志》关于崇祯十七年瘟疫的记载， “病者多腋下、股间生一核，或吐淡血而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吊”，指出这是其所看到的有关中国肺鼠疫的最古老的记载。美国学者邓海伦 ( Helen Dunstan) 《晚明瘟疫的初步研究》 ( “The Late Ming Epidemics: A Preliminary Survey”，Ch’ing-shih wen-t’i，Vol. 3，no. 3，1975) 指出，崇祯时期的瘟疫可能是鼠疫。曹树基 《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 ( 1580—1644 年) 》( 《历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认为，明末鼠疫不仅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而且削弱了明朝的统治根基，是明朝灭亡的因素之一。张剑光 《三千年疫情》 (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8 年) 也认为明末瘟疫是鼠疫。

虽然以往研究大都得出了鼠疫的判断，但除了伍连德等以外，其他研究基本是根据死亡率和症状的笼统记载所展开的推定。事实上，以上研究所利用的地方志中关于人口死亡率的记载不仅有笼统、夸张的成分，而且包含了其他因素导致的死亡人口，难以作为直接证据。而以上研究所关注的症状，是少量资料所记载的表面症状，这些症状在其他瘟疫种类中也普遍存在。因此，对于明末瘟疫种类的判定，应结合现代医学，利用多种性质文本，围绕典型症状，展开深入分析。

余伯陶 《鼠疫抉微》 ( 《中国医学大成》第 6 集，岳麓书社，1990 年) 集中体现了清末传统医学，在借鉴现代鼠疫诊疗观念的基础上，对鼠疫全面系统的认知。在 《辨症浅说》一节中，余伯陶指出至迟在清末，鼠疫有一个专门的传统名称——— “核 瘟”。之所以称 “核瘟”，在于 “言是症之必见结核也”。结核的位置是在腋下或股间。鼠疫之所以会形成结核，余伯陶指出: “盖疫毒恶血，凝结成核，核痛甚剧。审 是，则鼠疫之必夹核，核瘟之必夹瘀，益明矣。”在该书中，余伯陶指出在判断瘟疫是否属于鼠疫时，十分简单，那便是看其是否符合两项标准中的一项。“总之，有鼠无鼠，有核无核，界限分明。”即一是鉴于鼠疫首先在鼠间传播，因此是否发现死鼠是鼠疫的一项标准; 二是鉴于鼠疫都会导致淋巴结肿痛而结核，是鼠疫的另一项标准。如果符合其中一项标准，便可以确定是鼠疫。余伯陶之所以认为符合其中一项标准便可确定是鼠疫，是因为鼠疫在发生时，有可能仅出现其中一项现象，或者虽有死鼠发现，但人类感染者尚未来得及结核。或者人类感染者已经结核，但由于种种原因，死鼠尚未暴露出来。相应，如果不符合其中任何一项标准，那便应谨慎判定，以免误诊。

二、明末鼠疫的多文本互证与科学化研究

崇祯末年，流行包括潞安瘟疫、“疙瘩瘟” “瓜瓤瘟” “探头瘟” “羊毛瘟”在内的多种瘟疫。明清医学家对于 “疙瘩瘟”症状有详细记述。吴有性 《瘟疫论·杂气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记载了疙瘩瘟的症状，“或时众人瘿痎，俗名为疙瘩瘟是也”。清刘尚友 《定思小记》 ( 《丛书集成续编》第 24 册，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8 年) 记载: “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周扬俊与雷丰，对于疙瘩瘟的症状描述更为细致。“所称疙瘩瘟者，遍身红肿，发块如瘤者是也。” “疙瘩瘟者，发块如瘤，遍身流走，旦发夕死者是也。” ( 周扬俊 《温热暑疫全书》卷四《疙瘩瘟》，《续修四库全书》第 100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地，2002 年) “发块如瘤，遍身流走者，为疙瘩瘟。”( 雷丰 《时病论》附论 《温瘟不同论》，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年) 从症状上看，疙瘩瘟与潞安瘟疫较为相似，所谓 “发块如瘤”，是 “核”的另一种描述形式。周扬俊也指出疙瘩瘟症状外露，与其他瘟疫有所不同。“所称疙瘩瘟者，内非不病也，特现于外耳。”( 《温热暑疫全书》卷四 《疾病论》) 因此潞安瘟疫、“疙瘩瘟”都是肺鼠疫。

清胡介祉 《茨村咏史新乐府·京师疫》( 清末诸暨郭氏学种花庄刊行，天津图书馆藏) 记载，崇祯十六年，还有 “西瓜瘟”“探头瘟”等瘟疫种类。“自后遂有疙瘩瘟、西瓜瘟、探头瘟等症，死亡不可胜计。”“西瓜瘟”又名 “瓜瓤瘟”，之所以有此称，徐树丕指出，是因为 “其人吐血一口，如西瓜状，立刻死”。( 徐树丕 《识小录》卷四 《甲申奇疫》，商务印书馆，1916 年) “瓜瓤瘟” “探头瘟”在症状上，与潞安瘟疫相似，都有突然吐血的症状。《瘟疫论·杂气论》指出: “或时众人疟痢，或为痺气，或为痘疮，或为 疹，或为疮疥疔瘇，或时众人目赤肿痛，或时众人呕血暴下，俗名为瓜瓤瘟、探头瘟是也。”清周扬俊也指出: “瓜瓤瘟者，胸高肋起，呕血如汁者是也。”( 《温热暑疫全书》卷四 《瓜瓤瘟》) 雷丰同样指出: “胸高肋起，呕汁如血者，为瓜瓤瘟。”( 《时病论》附论 《温瘟不同论》)

“羊毛瘟”与 “疙瘩瘟”的症状一同出现，二者之间应有一定关系。 “羊毛瘟”患者生白毛如羊，因此叫 “羊毛瘟”。清郭志邃记载道: “此症胸前生羊毛数茎。”( 《痧胀玉衡》后卷 《羊毛瘟痧》，扬州有义堂康熙十四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但这并非是说皮肤上直接长毛，而是皮肤上长斑，将斑挑开，可以看到白毛。清魏之琇记载道: “其前后心间，有黑点数十如疙蚤斑，知为羊毛瘟也。用小针于黑处一挖，即出毛一茎。凡取数百茎乃少安。” ( 《续名医类案》卷五 《疫》，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 年) 。王士雄也记载道: “羊毛瘟者，病人心前背后，有黑点如虼蚤斑者是也。以小针于黑处挑之，即有毛出，须挑拨净尽乃愈。”( 《温热经纬》卷四 《薛生白湿热病篇》，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年)

“瓜瓤瘟”“探头瘟”“羊毛瘟”都有突然吐血的症状，“吐淡血而即死” “呕血暴亡”“呕血如汁”，近似于鼠疫。而且 “胸高肋起”的症状，反映出肺部出了问题，应该是肺鼠疫。而根据王士雄 《温热经纬·薛生白湿热病篇》的记载，以上三种瘟疫可以确认为鼠疫。

曩崇祯十六年，自八月至十月，京城大疫，猝然而死，医祷不及。后有外省人员到京，能识此证，看膝弯后有筋肿起，紫色无救，红色速刺，出血可无患，以此救活多人，病亦渐息，是亦医者所当知也。盖血出则疫毒外泄，故得生也。

这条记载十分重要，直接指出了崇祯末年的瘟疫，有两项重要症状，一项是“膝弯后有筋肿起”，另一项是皮肤呈现紫色。前者是股间结核的反映，而后者属于典型的黑死病症状。王士雄在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一书中，也记载了相似的症状: “崇祯十六年，有疙瘩瘟、羊毛瘟等疫，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两月，死者数百万。十月间，有闽人晓解病由，看膝弯后有筋突起，紫者无救，红则速刺，出血可活。至霜雪渐繁，势始渐杀。”( 《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卷二 《治法篇·刺法》，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 年)

不仅如此，虽然崇祯年间的 “羊毛瘟”并未记载有死鼠现象，但清代道光年间，昆明发生羊毛瘟时，伴随着死鼠出现的现象，却可以作为旁证。清桂馥记载: “甲子秋冬之际，昆明疫气大作，死者无数，鼠先人死。病人皮肤中生羊毛，蔬果亦生之，俗名羊子，即吴梅村 《绥寇纪略》所谓羊毛瘟也。” ( 《未谷诗集》卷四 《天灯》，清道光曲阜桂氏刻本，藏国家图书馆) 许起也记载道: “嘉庆甲子秋冬之际，昆明疫气大作，死者无数。鼠先人死，病人皮肤中生羊毛，蔬果亦生之，俗名羊子，即所谓羊毛瘟也。”当时流传着描写这一现象的诗句，同样反映了瘟疫先在鼠间爆发，而后蔓延至人间的现象: “羊毛着物能生死，鼠鬼随人有后先。” ( 《珊瑚舌雕谈初笔》卷七《羊毛痧》，《续修四库全书》第 1263 册)

此外，以上瘟疫发病极快，死亡率高，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酷烈的瘟疫。吴有性指出: “至于瓜瓤瘟、疙瘩瘟，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此又诸疫之最重者，幸而几百年来罕有之证，不可以常疫并论也。”( 《瘟疫论》卷二下 《杂气论》)

综合以上瘟疫的典型症状来看，崇祯年间流行的瘟疫，实为所有瘟疫之中，最为酷烈的肺鼠疫。通过以上研究可知，传统医学对于鼠疫症状的记载，大都较为简单，并不全面。当前的瘟疫史研究，应结合现代医学，采取多文本互证的方式，聚焦典型症状，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化研究。

三、明末鼠疫的起源地与区域史研究

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崇祯末年鼠疫是从山西首先爆发，逐渐传播至北方各省，甚至南方地区。山西之所以会首先爆发鼠疫，应是蒙古高原的野鼠南下的结果。

鼠疫易发于热带、温带的半干旱荒漠草原与半湿润草原 ( 包括高寒草甸和草原)和湿热沿海森林。广袤的内蒙古草原，是啮食草根及其他植物的野栖性鼠类即野鼠的生活天堂。鼠疫菌最初便寄生在野鼠及其他啮齿类动物身上，通过鼠蚤传播。但在干旱、变冷的环境下，草原上的草类及其他植物，无法满足野鼠的食物需求，野鼠于是开始离开自然疫源地，进入到南边气候温暖、人类集中的地区，寻找食物，于是开始将鼠疫菌传播于没有抗体的家鼠、家禽甚至人类身上。人类之间通过呼吸、接触，从而造成人间鼠疫的传播与爆发。曹树基、李玉尚 《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 “天人合一”观》 ( 《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9 年) 便指出: “历史时期北方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南界即当时的农牧分界线。”

中国历史上的农牧分界线，大体与 400 毫米等降水线重合，这一等降水线大致经过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半湿润与半干旱区分界线。农牧分界线于北方边疆地带，最明显的标志便是长城。北方边疆在历史上，是瘟疫尤其鼠疫的高发地带。首先，由于处于 400 毫米等降水线的位置，北方边疆对于气候变化反应最为灵敏，降雨量的微小变化，便会导致旱灾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发生，最终影响社会体系乃至政权统治的稳定; 而且也会导致生物界产生连锁反应，缺少食物的啮齿类动物，尤其野鼠进入人类社会，从而引发鼠疫的发生与流行。其次，北方边疆的长期拉锯战争，会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促使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容易遭受饥饿、寒冷的侵袭，直接引发瘟疫的产生。最后，在各种自然灾害、战争与国家赋役压力之下，北方边疆容易爆发大规模农民战争，从根本上摧毁地方秩序，引发大规模的人类灾难与瘟疫流行。

明代在气候上处于小冰河期，干旱少雨的气候，促使北方边疆长期处于生态恶化的临界状态; 明朝、蒙古之间的长期战争，不仅促使北方边疆动荡不安，而且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极为繁重的赋役压力。晚明时期，在大规模旱灾与国家赋役压力下，农民战争在陕北率先爆发，最终席卷整个北方，不仅灭亡了明朝政权，而且造成北方地区大量人口死亡，引发了大规模瘟疫的普遍流行。而在这之中，啮齿类动物尤其野鼠，在遭遇旱灾的情况下，由于食物大量减少，开始南下进入人类社会，从而最终引发了鼠疫的流行。

地理不仅是空间的舞台，更在其中扮演着能动角色。因此，研究历史不仅应注重历时性，还应该充分关注空间性。中国古代长期维持了广阔疆域，不同的地理空间在历史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北部边疆的角色之一，便是中国古代鼠疫爆发的重要疫源地。未来的瘟疫史研究，应改变以往笼统地论述全国或某地瘟疫的叙述模式，改而从不同区域的地理特征出发，审视不同区域社会的瘟疫种类、发生频率及其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而开展瘟疫区域史研究，推动瘟疫史研究走向深入、具体。

四、明末瘟疫的救治与观念史研究

明末鼠疫爆发后，明朝一方面也如现代社会一样，积极救治这种疾病。但由于医疗条件所限，明末鼠疫救治效果十分有限。即使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也是如此。《崇祯长编》只出现了一次国家救治瘟疫的记载，这便是命令太医院负责救治患者，并发下两万两白银，作为收葬死者的费用。由于救治效果有限，人口大量死亡。“自春二月迄今，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 《崇祯长编》卷一六，史语所校勘本) 。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观念影响下，明末上到中央，下到地方，政权救治瘟疫的方式之一，是举行宗教仪式，请求上天、神灵不再降下瘟疫。崇祯朝廷采取了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释放罪行较轻的罪犯。崇祯十七年在 “瓜瓤瘟”流行的恐怖氛围中，江南官员也纷纷跪拜神灵，期望借此消除瘟疫。“而吴江一神甚灵，至坐，察院、县令日行香跪拜。又放告拏人，一同上司行事。国将亡，听命于神，哀哉! ” ( 《识小录》卷四 《甲申奇疫》) 这种群体活动，不仅无助于消除瘟疫，反而由于群体聚集，加剧了瘟疫的传播与爆发。因此，未来的瘟疫史研究，应从传统瘟疫观念，而非现代瘟疫观念出发，揭示传统社会对于瘟疫的理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现象。

结语

瘟疫作为一种传染性疾病，搅动了整个社会，吸引了国家的关注，衍生出了众多的社会现象。相应地，瘟疫不仅是医疗史研究的对象，也应是社会史研究的对象，还应是社会动员史研究的对象。因此，未来的瘟疫史研究，应结合现代医学，对不同区域的瘟疫种类、发生机制、社会应对，展开综合考察，这便要求综合科学史、区域史、观念史三种研究范式，实现对瘟疫的种类判定、起源探讨与观念分析，从而揭示中国古代瘟疫史的完整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