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因何诞生？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古德温在《西班牙：世界的中心，1519—1682》一书中进行了这样的铺陈——
“我们的各个王国好像变成了由一群被蛊惑了的人组成的共和国，人们都生活在事物的自然法则外……矛盾的事实是，我们的财富全都如随风飘荡的纸张：合同、债券、汇票、硬币、白银和黄金，但是没有任何成果丰富或者高产的东西。因此‘西班牙已经完了，王室收入崩溃了，不再有更多封臣了，共和国正在衰退’，1660年，显然充满困惑的马丁·冈萨雷斯·德·塞洛里格这样抱怨道。他是无数经世治民者和政治评论家中的一员，迅速发展的出版业得以将这些人的观点变成铅字。‘西班牙已经到了彻底崩溃的地步，’他继续说道，‘因为西班牙从未有过像今天这么多富有的封臣，但是也从未有过像今天这么多贫穷的封臣；同样从未有过如今这么强大的国王，拥有如此多的收入、如此多的王国，但是也从未有过哪位国王如此债台高筑。’”
古德温继而写道：“这种相反且相当混乱的想法使西班牙人开始自我怀疑，甚至在帝国达到扩张的巅峰时依然产生了许多唱衰的理论。有些人将其归因于帝国自然的社会经济周期，就像身体不可避免地会衰老，政治体也会慢慢衰落。冈萨雷斯·德·塞洛里格最后的结论是，根本问题在于‘西班牙已经变成了游手好闲的食利者的国家’。”
《西班牙：世界的中心，1519—1682》
可以说，冈萨雷斯·德·塞洛里格当时就非常清晰地看到了现代人或多或少知道的事实：西班牙帝国已经从中世纪的混战转向了现代的贸易活动，它需要农民、工匠和商人，而不是更多的贵族。简而言之，它需要经济的发展，但这恰恰是西班牙的弱项。
也正是在对贵族感的幻灭中，塞万提斯为世界带来了《堂吉诃德》，以应对不确定时代的现实。
这种不确定在不久之后变得确定，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陷入衰落。19世纪末，它在美西战争中的耻辱性失败使自己彻底失去了全球大国的地位。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则在《百年腐朽：一部西班牙政治史》一书中记录了此后一百多年时间里的西班牙。它历经君主王朝、德里韦拉的独裁统治和短暂的第二共和，在漫长的佛朗哥独裁政权之后，最终迎来君主立宪时代。然而，无论政体如何更替，西班牙政府始终深陷腐败、治理无能的泥淖。独裁者们任人唯亲、卖官鬻爵，为维持统治，任由大批无能的政客把持大权，大肆敛财，暴力和恐怖手段成为最常用的治理手段；共和时期，党派为各自利益，置国家、民众危难于不顾，相互倾轧，政治混乱不堪，致使国家走向分裂、暴力和贫困。佛朗哥死后，腐败和无能依然在西班牙蔓延，仿佛沁入骨血的毒药，侵蚀着民主的力量。
《百年腐朽》试图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君主、独裁、共和、民主……西班牙试遍所有的政治选项，为何找不出根治社会顽疾的良药？
也许，一切都要追溯到《西班牙：世界的中心，1519—1682》所记录的那个时代，种子早已埋下。
第一个全球超级大国的诞生
《西班牙：世界的中心，1519—1682》记录的是西班牙的黄金时代。当时的西班牙实现了全方位的崛起：经济繁荣、文化兴盛，领土也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而急剧扩张。这个原本偏居欧洲大陆一隅的国家，一举成为“世界的中心”。
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横跨直布罗陀海峡，征服了几乎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此后统治这片土地长达八个世纪。11世纪后，基督徒开启大规模反攻，1492年终于全面收复失地。
西班牙在统一后，随即开辟大航海时代，可以说是历史赐予的运气。短短几十年间，西班牙人的脚步遍及世界，掠夺了大量财富，古老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都被其征服。在任上硬撼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即查理五世），也因此不可一世地发出“在我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的豪言。
查理五世的辉煌并不是结束，它甚至仅仅是个开始。在他退位第二年，西班牙在圣康坦战役中完胜法国，占领亚平宁半岛，并开始主宰欧洲大陆。1565年，西班牙又在勒班托海战中击败奥斯曼帝国，无敌舰队声名鹊起。西班牙帝国在极盛时期，领土总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1/5左右，是真正的日不落帝国。
但盛极而衰是历史规律。1588年，无敌舰队覆灭，西班牙元气大伤，失去海上霸权，就此走上下坡路。此后与尼德兰地区的八十年战争，不但耗尽国力，还让荷兰成功独立，自己也失去了这个极其重要的税源地。1648年不敌法国，失去欧洲的陆上霸权。1898年，西班牙不敌新崛起的美国。此时的西班牙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海外殖民地，彻底沦为二流国家。
《西班牙：世界的中心，1519—1682》从查理五世讲起，铺陈了先后四任君主的统治。查理五世与费利佩二世见证了西班牙的崛起和鼎盛，费利佩三世和费利佩四世则经历了逐步的衰落。
查理五世
查理五世的统治破除了诸多障碍。作为一个刚开始连西班牙语都不懂的国王，他最初并未得到西班牙人的支持，各种势力图谋分化权力。查理五世则强硬面对，通过分化贵族和市民阶层的手段，成功强化君主专制，继而又成功笼络各阶层。
当初查理五世为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新皇帝，高额贿赂选帝侯，因此向富格尔家族等大肆借债，这笔沉重的债务压力也得以解决。当然，运气占了极大成分，来自美洲的财富不但让他还清债务，还拥有了称霸欧洲的经济后盾。
当时的欧洲世界正面对奥斯曼帝国的步步紧逼，查理五世在风云际会中成为欧洲的守护者。在我看来，查理五世最大的成就是他对“政治”和“统一”的理解。
1521年，查理五世提出了在欧洲堪称全新的政治观点，即各国统一建立一个非统治帝国。既然是“非统治”，那么这个帝国构建的唯一路径就是协商，通过“坐下来好好谈”，完成一个联合国家的组建。而这个构想能成为共识，一方面是因为共同敌人——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各国的共同宗教信仰。
虽然查理五世为了这一构想的实现，坚决站在了宗教改革的对立面，但他确实实现了这个协商式帝国的构建。
可以说，查理五世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通过联姻式外交实现联合统治这一思维的终极产物。这种思维和衍生的政策，如今看来利弊参半，它固然能令欧洲各国实现联合，并且在减少武力冲突的和平状态下实现扩张，但也导致最终的“成果”非常松散，极易崩塌。查理五世人生的成功与失败，都是这种思维的写照，他身上体现了两个极端：一是这种外交思维能做到的极致，一是他无法改变的思维局限。
因为一生都在与伊斯兰和新教徒纠缠，查理五世也被视作为信仰而战的统治者。但在1555年，消灭新教的努力最终失败后，在多年超负荷工作中已经筋疲力尽的他渐渐淡出。
费利佩二世的时代同样辉煌，1581年，他在葡萄牙加冕，此时的西班牙已经占据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而在五年前，也就是1576年，西班牙已经拥有了第一个菲律宾定居点。1598年，西班牙在如今的美国新墨西哥州建立城市，实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疆域。不过与此同时，西班牙也陷入多线作战的境地。战争的巨大花费迫使西班牙政府提高税率，但沉重税负反过来又导致内部叛乱。财政的巨大危机也浮出水面，西班牙政府仅仅偿还欠债的利息，每年就要花费国库总收入的1/3以上，换言之，西班牙政府背负的债务已经是无底洞。
巅峰不过是“最后的倔强”
在查理五世和费利佩二世之后，是费利佩三世和四世的时代。此时“宠臣政治”当道，扩张脚步停顿，不败已然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文艺的璀璨——这璀璨似乎只为记录时代的没落而生。
经济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坎儿，相比英国人“坐下来协商”的生意模式，西班牙人无论是在内部还是面对殖民地，都只知掠夺不知协商。大量黄金白银的涌入，仅仅满足了王室与贵族，却没有像英国那样诞生新兴阶层。民众不但无法从中分一杯羹，反而还要忍受高物价，以至于大量人沦为流民。
西班牙王室对天主教的坚持和哈布斯堡家族的荣誉感，使之拒绝妥协，却也导致了宗教冲突。而对家族荣誉感的维护，使得西班牙王室甘愿通过战争方式解决问题。有人甚至这样形容：“一个失去名声的君主国，即使它没有丧失任何领土，也像没有亮光的天空，没有光芒的太阳，没有灵魂的肉体。”
面对尼德兰地区的独立运动，他们也拒绝妥协，选择武力镇压。面对民众争取权利的需求，他们同样不妥协，也因此无法构建良好的社会氛围。巨额财富没有被用在新兴工业上，这恰恰导致了西班牙的掉队。
《西班牙：世界的中心，1519—1682》的书写并未停留在几位帝王的政治作为或不作为之上，古德温更为关注的是个体的命运，即使帝王将相亦不例外。
辉煌如查理五世，也难免经历丧母与丧妻之痛，晚年隐居于修道院，被肥胖和嗜食所困扰，最终在放纵和病痛中离世。
查理五世的一生，始于荣华，归于平淡。盛年时因为权力的照耀，更是华丽夺目。他的生活其实也很华丽，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吃货之一。
他尤其喜欢甜食，最爱面粉、牛奶和鲜奶油煮成的白甜酱，还要在上面撒白糖。现代人可能会对这玩意儿嗤之以鼻，但在当时可真是如假包换的奢侈品。这是因为欧洲气候并不适合甘蔗生长，因此蔗糖是绝对的稀缺品。与东方的贸易中，蔗糖的地位一点也不亚于丝绸和瓷器，漂洋过海带到欧洲的白糖，足以卖出天价，老百姓根本不可能吃到。
想来，查理五世在自豪于“在我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时，也盘算过自己治下哪些地方产蔗糖吧？
查理五世的一生，曾去过德意志九次，西班牙六次，而意大利则有七次，尼德兰十次，又分别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共去过法兰西四次，还两度前往英格兰，两度征战非洲。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诞生，但他的构想和实践都无法持续，社会的多元化、民众的思想解放，都随着宗教改革而到来。旧制度最终崩溃，查理五世创造的巅峰，回望历史不过是“最后的倔强”罢了。
他的母亲便是“疯女胡安娜”，也是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尔一世和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二世的女儿。这位纯真美丽，心理脆弱的女性，虽然身世显赫，自己也成为卡斯蒂利亚女王，但却被无情剥夺王位，连嫁妆都被丈夫侵占，夫妻关系破碎。当然，她的疯癫行为，尤其是丈夫去世后坚持保留尸体、拒绝离开丈夫棺木的举动，也被一些研究者视为深思熟虑的有意选择，目的只是为了保住孩子的继承权。
相比之下，古德温着墨更多的是文学家与画家，将他们笔下的西班牙与现实联系在一起，见证由盛及衰的过程。同时，他们也超越了这个过程，触及人类社会的本质，哪怕有些嘲弄。就像《堂吉诃德》那样，“不断揭开那块永远存在于人类共同生存焦虑之上的伤疤，而这是通过令人愉快的玩弄人类头脑对其自身感知的认识局限性来实现的。”
凋落后的百年腐朽
1898年美西战争后的西班牙，已经倒退为二流国家。此后的一百多年里，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就像陷入怪圈一般难以自拔。尽管仍然位列发达国家之列，GDP总量也排名世界前列，但相比旧日荣光，存在感显然下降。
美西战争
《百年腐朽》中引用了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在1921年的一段话：“从君主到教会，西班牙当权者一贯自私自利。无论是这个国家的君主（毕竟是外来汉），还是这里的教会，他们的心究竟何时真正为西班牙跳动过？就我们所知，从来没有。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为了保证私利，他们处心积虑，装作那些目标于国有利一般。”
这个观点并不新鲜。1845年，英国旅行家理查德·福特出版了《西班牙旅行者手册》，一年后出版了《西班牙缀拾》。他笔下的西班牙人性情豪爽，品格高尚，而政府则常常昏庸无道，治理无方。福特写道：“西班牙人丁不兴，田地荒芜，人民悲郁穷苦，背后真正的顽疾在于糟糕的治理，世俗政府和教会都对此难辞其咎。”福特声称，西班牙各级政府中都有长期收受贿赂的专权者。
安东尼奥·毛拉
20世纪初的政治家安东尼奥·毛拉曾立志改变西班牙政治生态，但最终失败。面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军事独裁、反教权主义、民主、宗教和君主制并存的社会思想体系，毛拉无能为力，其他人也同样无力。即使走“变通路线”也不行，毛拉就是个例子，一向厌恶选举舞弊的他，不得不在1907年的大选中虚与委蛇。
毛拉之后的1923年到1931年，西班牙陷入短暂的独裁统治，却让这个国家越陷越深。巴勃罗·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等人主导的超现实主义风潮，又何尝不是现实所迫？
之后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仍然没有满足人们极高的期望，改革无可避免涉及土地的重新分配，因此招致保守势力反扑。短短数年后的内战更是让西班牙人感受到了剧烈的痛苦。
1939年，内战结束，佛朗哥部队进入马德里，启动独裁统治，直至1975年去世。新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即位，他终结了独裁统治，但民主的创建仍然艰难。
所幸的是，变革力量与旧有势力终于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达成妥协，使得西班牙走出变革与暴力独裁交替上演的怪圈。但因为仅仅是妥协，所以许多旧问题仍然会困扰西班牙，比如腐败。正如巴尔塔萨·加尔松法官所言：“在西班牙，人们对腐败从来都是大门敞开的。腐败变得理所当然，普通公民甚至不再为这一现象感到心忧。由于民众漠不关心，腐败现象便愈发根深蒂固，并滋生出一个利益网络，很难撼动。”
塞万提斯之后的西班牙作家和艺术家们，延续着《堂吉诃德》中的巨大不确定性，书写着失调的社会、无能的政府，还有那些暴力与绝望。
保罗·普雷斯顿总结道，西班牙现当代历史的纷乱根源，在于社会现实与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经常脱节，每当社会希望走向变革时，保守势力就会出现镇压。佛朗哥并不是第一个，但好在他是最后一个。
这一切都能在《西班牙：世界的中心，1519—1682》一书中找到历史原因。曾经让西班牙失去霸主地位的那些东西，同样也在困扰着百年来的西班牙。
与英国不同，西班牙从一开始就缺乏自治传统和民主基因，反而更熟悉专制统治。也正因此，它倒在了资本主义的前夜。1898年美西战争的失败，便是此前一个多世纪累积的恶果。掠夺无法缓解西班牙的经济问题，工业的薄弱、农业的落后、教会的掣肘、军队的臃肿与贪婪，都是无法解决的顽疾，腐败正是基于这一切而生，并固化为一种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