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以咏志，诗以传情。雷锋牺牲后，《雷锋日记》成为20世纪60年代的畅销书。人们从英雄留下的文字中感受他博大的内心与崇高的精神。日记中的一首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深深打动了作曲家朱践耳。他倾心为其谱曲，一首经典歌曲由此问世，成为祖国亿万儿女在各种场合表达爱党情怀的心曲。

一

雷锋生于1940年，5岁丧父，7岁时，母亲不堪地主凌辱，悬梁自尽。雷锋从此成了一名孤儿。新中国成立后，雷锋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长亲自送他上小学。后来，他先后担任了乡政府通信员、县政府公务员的工作。

有着苦难童年的雷锋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温暖。他在日记中写道：“跟着太阳就有温暖，跟着党走就有幸福。”光荣参军后，雷锋成了一名“感党恩、跟党走、为人民服务”的好战士。他将革命英雄人物作为人生楷模。他剪下黄继光的画像，郑重贴在日记本扉页，写下誓言：“英雄的战士黄继光，我永远向您学习！”“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入火海，进刀山，我甘心情愿！”

1960年，热爱文学的雷锋从报刊上看到一首署名蕉萍创作的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这首质朴深情的小诗表达的正是雷锋的心声。“我把党来比母亲”，这个比喻是多么贴切形象啊！对党的真挚情感犹如一支纯美的山歌，从战士的心底飞出。他工工整整地将诗的前八句抄录在日记本中，并将“母亲只能生我身”一句改为“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一句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经过修改后的小诗更加精炼形象、朗朗上口，虽然只有短短八句，但表达的情感却非常丰富，把对党的感恩、对旧社会的痛恨、翻身的幸福等情感交融一体。

二

1963年，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热潮，群众歌咏活动蓬勃开展。作曲家朱践耳被雷锋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事迹深深打动。他在《雷锋日记》中选取了雷锋生前喜爱的这首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为其谱曲，以此纪念雷锋。

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为三段体结构。第一段旋律舒展悠扬，节奏徐缓，情感真挚朴素。第二段与第一段形成鲜明对比。旋律的前半部分，断音与连音结合，充满了痛苦与仇恨，如泣如诉，充分表现革命战士在旧社会所遭遇的苦难，但沉痛愤恨中也蕴藏着坚定的力量。至“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这两句词，曲作者进行了重复处理，速度加快、力度加强，音乐刚劲有力、豪爽干脆，强调了一种激越昂扬的战斗情绪，催人奋进，充分表现了坚决跟党闹革命的坚强信念。第三段为第一段的扩充重复，亲切舒畅的旋律再现，进一步深化升华了革命战士把党比作母亲的真挚情怀。

曲作者以其深厚的专业素养，立足于歌词，但又不拘泥于歌词的方整性结构，大气磅礴、自由舒展地展开乐思，深刻挖掘出了歌词丰富的意蕴。歌曲融抒情性和戏剧性为一体，旋律中情绪、调性、音区、速度、力度、节奏等对比，不仅深化了主题，使艺术形象更加丰满生动，也体现了曲作家刚柔相济的创作风格。

1963年2月21日，这首歌在《文汇报》上发表，标题为《雷锋的歌——摘自〈雷锋日记〉》。于是，大家一度认为歌曲的词作者是雷锋。

1963年秋，朱践耳听说歌词原作者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技术员蕉萍（姚筱舟的笔名）。做事严谨的朱践耳立即写信给组织反映此事，不久便得到确定。1964年，《歌曲》杂志刊发此歌时，用歌词第一句《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标题，并正式注明词作者为蕉萍，曲作者朱践耳。

三

《唱支山歌给党听》不仅是雷锋、蕉萍和朱践耳的心声，也真切表达了从旧社会走到新中国的劳苦大众的心声，是党与人民心心相印的生动写照。歌曲一经问世，便深受群众喜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歌曲最先由上海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任桂珍主唱。当时正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西藏学生才旦卓玛在校园里听到这首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歌中所唱的也正是她的肺腑之言，是中国共产党让居住在高原上的西藏农奴翻身得解放，从苦难走向幸福。才旦卓玛觉得这首歌简直就是专门为自己而作。那时，汉语仍说不利落的才旦卓玛，跑到声乐老师王品素跟前，请求学唱这首歌。教学严谨的王老师找来曲谱，一句一句耐心讲解，一字一音细心纠正。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月度汇报演出中，才旦卓玛的深情演唱获得了全场热烈掌声。

后来，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才旦卓玛的演出空前成功。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传播，这首歌很快家喻户晓。1965年上映的故事片《雷锋》选用了这首歌作为插曲。唱支山歌给党听，一声声一遍遍，唱不尽人们对党的深情。从此，这首歌不断唱响在大漠边关、高山哨所、边防海岛、菁菁校园……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