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杰振】

近来，西方媒体借助意大利考虑不再续约“一带一路”协议、部分国家的“债务困境”等问题，炮制了一轮又一轮唱衰中国“一带一路”的论调。这种论调与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如出一辙，空喊口号罢了。细究之下，就可以发现这些所谓论调缺乏一些基本的常识。

如果要用两句话来形容“一带一路”战略的前景，我想应该是：

1.“一带一路”代表了历史发展趋势，它不会因为少数国家的反对或者退群就裹足不前，更加不会因为美西方媒体的肆意摸黑而被历史淹没。

2. “一带一路”的发展进程是螺旋式上升的。这里面有两点考虑：前景是光明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此其一；但是在推进的过程中也会有曲折和反复，在曲折和反复中，我们可以探索出更加多元化的合作方式，此其二。

尼泊尔也曾被西方媒体警告即将陷入所谓”债务陷阱“。图为10月8日，中国-尼泊尔友谊论坛邀请政界、学界人士讨论如何深化“一带一路”在贸易、投资、互联互通和学术联系方面的国际合作

帮助“一带一路”国家破解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就等于掌握了打开“一带一路”的密码

疫情之下，政府“财政赤字”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实，早在疫情之前，赤字财政就已经在多数发达国家存在，即使在中国也存在着赤字财政。赤字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债务的规模和还款能力。从政府的公共预算看，税收是还本付息的主要来源。

在赤字财政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以税收来还本付息就成了无稽之谈。面对这一难题，发达国家凭借着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依然可以实行“借新还旧”的策略维持赤字财政，世界银行公布的2021年OECD国家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平均比例为122.3%。

以美国为例，2023财年赤字1.52万亿美元，与当财年的联邦财政收入比例是1:2.6。即使在2023财年这3.97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中，还要固定抽出6300亿美元，用于偿付33.5万亿国债的利息。这么垃圾的报表，却依然能够凭借着国家信誉大举举债，单单2023年三季度美国财政部就增发了1.007万亿美元国债，且四季度要继续增发8520亿美元的国债。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均是如此，不再详细罗列数字。

对于广大“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一些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言，这个套路就玩不转了。它们能够赖以还债的只有资源，即石油和矿产。即使对于博茨瓦纳这样连续增长了四十多年的非洲国家，财政还是严重依赖矿石收入。2022-23财年，来自于矿石的收入占该国财政收入的比例为35.36%，在疫情冲击之下博茨瓦纳也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一旦遭遇主权债务危机，连希腊这样的国家都难逃被国际资本洗劫的命运，何况这些“一带一路”沿线的南方国家。

其实，以资源还债还有两个风险：一是资源定价不稳定，且以资源还债时普遍会面临资产打折扣的问题。以石油为例，疫情之初布伦特石油价格最低时仅为15.98美元/桶，一场俄乌战争把油价推高到139.13美元/桶的高位。为了切断俄罗斯的石油外汇，美国总统拜登在100美元以上时宣布释放政府石油储备，打压石油价格，石油价格最低回落到70.12美元/桶。美国政府在70多美元时宣布填补释放的石油储备，单单高价释放石油储备、低价填补储备这一操作，美国政府就可以赚多少差价。但俄罗斯、OPEC等广大石油国家却要承受过山车式价格的冲击，俄罗斯甚至还面临国际制裁。有此一例，谁还会相信美国和国际资本会允许发展中国家以高价抵偿债务？

二是不可持续，只有资源丰富的国家才能凭借着卖资源还清债务、并节余部分资金用于发展经济，但多数国家还是跳不出主权债务持续累积的困境，最后的结果是资源没了、债还存在。典型的例子是未富先衰，看看经济学文献里对“荷兰病”的研究就知道了，此处不再枚举。

总体来看，以资源来解决财政赤字或债务问题只能收一时之效，却不是长远之计。“一带一路”国家需另寻他路。

“一带一路”国家想要增加政府收入，那就发展制造业

对于广大“一带一路”国家而言，破解赤字财政的出路在哪儿呢？只有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对于少数战略性资源丰富的小国而言，在大宗产品价格上涨时，突击性卖出资源或可解决燃眉之急。但是，一旦大宗产品价格回落，依靠卖资源还债的路子就又被封堵了，发展中国家还是会陷入长久的赤字财政不可自拔。因此，解决赤字财政的问题，最终还是要从稳定且可持续增长的税收上下功夫。

税收是一道法律题，但其深层次是一道数学题。对哪些产品或环节征税、税率多少，这些问题是由法律条文确定的，从这个层次看，税收是一个法律问题。但是，对于政府而言，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增加税收，却是一个永久性的话题。

比如美国，为了解决赤字问题，美国总统拜登提议对富人额外征税，前任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也曾宣称要对富人额外征税，不过他们只是为了讨好选民说说而已。美国的事情虽然是一个笑话，但却折射出了一个现实的全球性问题：怎么增加收入是政府的头等大事。从这个角度看，税收就是非常纯粹的数学题了。

在所有的产业中，制造业的税收是最稳定的。针对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设置基本参数的方式做简单推演。

以中国为样本。在国内税种中，个人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资产交易环节的增值税、印花税、契税等，企业需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部分企业需缴纳消费税、城建税、教育税附加等。在2021年国家税收收入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列三甲，分别是：6.35万亿、4.2万亿、1.399万亿。

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重点分析企业缴税情况。增值税为对企业生产环节的增值部分课税，可以简单粗暴理解为对毛利征税，国内增值税比率从3%到13%不等，多数工业品（可以理解为制造业）适用13%的税率，多数服务品（可以理解为服务业）适应6%的税率。企业所得税为对企业的息税前利润课税，即对毛利扣除期间费用、加减非营业性收支后的部分征税，税率为25%、高新技术企业适应税率为15%。给定制造业、服务业的营收均为100，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两张表。

表1展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情况。从这张表格看，来自于增值税的税收总额为4.4，明显大于来自于所得税的总额2.25。在增值税内部，来自于制造业的增值税又明显高于来自于服务业的部分。

或许会有人质疑参数问题，如果把服务业的毛利调高到45%，来自于服务业的部分不就大于制造业的份额了吗？此时，来自于服务业的整体税收不就大于制造业了吗？这就引出了表2，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基本服务的价格会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升而提高，此时服务业的毛利和税前利润率都会出现明显的提升。

但这是一种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发展的条件。以中国为例，2008年年二、三产业的税收贡献率分别为52.96%、46.82%，其中增值税总贡献率分别为25.33%、6.01%；2021年二、三产业的税收贡献率分别为42.89%、57.01%，其中增值税总贡献率分别为16.93%、16.72%。中国的发展趋势验证了表1-2的变化。

服务业的税收高于制造业，这不是一道数学题，而是一道金融题。制造业的毛利不仅来自于价格，而且可能来自于生产本身，如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单位产品的折旧与摊销会持续下降，继而推高毛利。但是，对多数服务业而言，毛利只是单纯的来自于价格的提升，而价格的背后是货币和消费能力，对于金融系统漏洞百出的广大欠发达国家而言，依靠服务业来增加税收无异于缘木求鱼。制造业不够坚实时直接发展服务业，结果是什么，看看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1990年以来的遭遇就知道了。

另有一层涉及广大人民生活品质的考量。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工业品的单位成本下降，大部分生活必需物品的价格会出现较大的下调空间，且不会影响企业利润，因而大力发展制造业对人民好、对政府好，何乐而不为呢？

但这并不是说发展服务业不好，服务业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性问题，在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的国家，服务业注定是没有多少发展空间，征税就更不用提了。翻翻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即使在博茨瓦纳这样的“非洲经济奇迹”国家，城市中贫民窟的人口比例依然高达40%，中非共和国、乍得等非洲国家更是高达69%、82%，对于这些连城市运营所需的基础设施都难以保障的广大南方国家，哪里来的服务业、又何谈从服务业获得税收？

翻看代表性国家的政府报表，制造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增加税收就是更明确的经验事实了。从OECD公布的各国财政收入数据看，多数OECD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加依赖于收入税（income taxes），尤其是对个人的征税，如丹麦的国家财政中有54.2%来自于个人收入税，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这一比例在10%上下。

相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主要来自于对商品和服务征收的间接税，这一比例普遍高于40%，吉尔吉斯斯坦则高达75.6%，部分欠发达国家则依赖关税支撑国家财政，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考虑到这些国家服务业占比普遍较低，我们可以把对商品和服务征收的间接税简单的理解为对制造业征收的增值税。

但是，鲜有发达国家的间接税比例超过40%，美国的这一比例低至17.2%。根据表2和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普遍超过60%的特征，我们可以把间接税简单理解为一大半来自于对服务业的征税，其余部分为制造业的增值税，折算后制造业增值税的比例普遍不超过10%。因此，发达国家靠对人民征税过日子、发展中国家靠对生产环节征税过日子。对于人民尚不富裕的广大“一带一路”国家，政府增收就只能依赖制造业的增值税了。

多数OECD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加依赖于收入税。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主要来自制造业增值税。

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个基本事实：制造业是多数“一带一路”国家解决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的唯一出路。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像沙特、阿联酋这样“富的流油”的国家靠卖资源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近年来这些中东石油国家大规模的基建开支和发展制造业的决心，也在向后发国家展示上述基本事实。

或许还有人会质疑中国是否有代表性的问题。这本身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看看中国的财政数据就懂了。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国家税收收入增长了320倍！再看结构，1978年，中国的国家财政中只有45.86%来自于国家税收，其他来自于出口创汇等各类项目；2020年，中国国家财政的81.79%来自于国家税收，我们再不需要靠卖资源或创汇来支撑国家的经济发展了。这一发展绩效不正是全球南方国家应该学习的榜样吗？当然，我们还是鼓励“一带一路”国家学习中国时，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不要全盘复制。

谁能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制造业？只有中国

发展制造业不是一句苍白无力的口号，而是需要切实的行动和实实在在的能力。哪些国家才有能力帮助广大“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制造业，看三个方面就可以了。

一看规模。这个问题用一个指标就可以说明白了，即马克思讲的“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我们以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制造、铁路等其他运输设备、计算机、仪器仪表等几个行业的增加值与该国工业增加值总量的比例为基础，计算这一指标，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OECD主要国家及中国几个代表性行业的增加值占该国工业增加值总量的比例。【1】

从指标上看，英法等老牌工业化国家已经沦为了工业化层面的二流，甚至是三流国家。尚具备整体工业化可能性的大国中，仅剩德国、日本、中国和美国等四家。在这方面，德日中美都具备帮助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制造业的基础，但从规模来看，只有中美具备全球性的能力，德、日受限于规模，只能充当某个区域的帮扶者。所以，在这点上，中、美各得一分，德、日各得0.5分。

二看成本。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它包括两个方面的资金需求：用于购置土地、设备等固定资产的长期资金，用于购置原材料、发放工资的短期资金。

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两类资金都离不开银行借款。从世界各国的资金成本来看，各国长期借款利率相当，如中国1年期、5年期LPR利率分别为3.45、4.2，美国对应期限的利率水平分别为5.55、5.23，欧盟的边际借贷便利利率为4.75。在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欧洲央行或将进一步提高借贷利率，届时美国1年期借贷利率有望突破6%。反观中国，长短期LPR均在下行区间。

从资金成本来看，中国制造业企业向海外追加投资的资金成本明显低于美欧。在这点上，中国得1分，美欧得0分。

三看市场。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多数国家的启动资金或项目来自于国外，如中国的工业化离不开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在这156个项目的基础上，我们配套了一批工业项目，新中国就这样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沈阳一机是苏联援建，沈阳二机、上海机床厂、济南二机等则是在沈阳一机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建设的，这些企业奠定了我国机床行业发展的基础。

同样的道理在全球化时代也适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只能依靠国外投资起步。在吸引国外企业投资方面，只有那些与本国有贸易往来的企业才有可能以就地建厂的方式降低成本。放大到国家层面就是货物进出口贸易的规模。以WTO公布的2022年全球贸易数据为例，中国出口总额3.6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分别是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加拿大、英国的1.7倍、2.1倍、4.8倍、5.5倍、5.8倍、6倍、6.8倍。如果考虑到出口产品的价格问题，则中国的出口总额可能比G7国家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大。在这点上，中国得3分、美国得1分、德国得0.5分、其他国家基本上不得分。

从三个方面看，中国得5分、美国得2分、德国得1分、日本得0.5分，其他各国不得分。在绝对实力面前，我们无需谦虚。放眼全球，有谁能够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制造业：只有中国！

“一带一路”的道路是需要探索的

接下来，再谈谈“债务陷阱”和意大利考虑不续约这两个具体问题。

先说债务问题。制造业不是平地而起的虚幻史诗，更加不是靠空手套白狼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包括道路、港口、码头、水电设施等。熟悉上市公司报表的人都知道，这些领域投资规模巨大，但是利润也非常的可观。我们以宁波港为例，演示这些投入的资产负债结构。

从宁波港的报表可以看到这企业的经营特征，投入规模巨大，且资金主要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各类债。而投入的资金用于购置土地、建造港口码头、购置码头基础设施等。一旦投入完成，这些资产就带有了鲜明的地理属性，再难迁移。投入早期，这些项目面对巨额的折旧，会出现暂时的亏损。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基础设施的运营收益会逐渐显现，债务问题终将不再是个问题。所谓“债务陷阱”本质上是一个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以“陷阱”来命名显然是罔顾了企业经营的基本常识，简直是个笑话。

无论是中国企业控股，还是中国企业以借款垫资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设施，都会造成发展中国家“亲中恶美欧”的客观事实。在面对这种客观事实时，美西方的企业一则缺乏必要的低成本资金投运这些基础设施、二则即使投运也满足不了国内资本市场的收益率需求，这就造成了美西方不做、其他人也不要做的“权力怪圈”，即美西方把发展中国家当做自家后院，即使院子再烂、其他人也不能进入。

中国企业的介入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迈出了中国式“三步走”的第一步，接下来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假以时日，这些国家就会脱离美西方建立的以自己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秩序。说白了，美西方不想失去一批“奴隶”、中国不想看到满世界的“奴隶”，这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冲突，不可避免。长远来看，“一带一路”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美西方的阻拦只会让自己“失道寡助”。

再看部分国家不续约的问题。在庞大的政府财政赤字面前，告别中国就是告别政府的未来。

即使没有美西方的污蔑，“一带一路”战略本身也会遇到一些小的波折，这些波折源于多元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在这众多的国家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传统、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我们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在接触、甚至是摔跤和失败中掌握规律，如洛阳钼业、鹏欣资源两家中资企业在刚果（金）的矿产官司，新能源汽车电解液龙头之一瑞泰新材在波兰的投资项目之一因法院撤销环境批文而作罢等，这些问题都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挫折。因此，从短期来看，“一带一路”的道路和走出去的具体方式是需要在前进中逐渐探索的。

但是，部分企业走出去遇挫的案例并没有阻挡广大中资企业走出去的决心，为了抢占欧洲市场，宁德时代、瑞泰新材仍在推动自己在波兰的投资项目，一些新能源汽车企业到欧洲设置研发中心和电池生产基地，大量纺织服装类企业到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新建产能，矿采企业到拉美、非洲购置矿产资源等，伴随着中资企业走进“一带一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也就在这些国家扎下了根。所以，从长期看，一旦中资企业掌握了基本规律，“一带一路”战略必成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河，势不可挡。

在解决这些小波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政府与企业之间策略性的联合双打。企业在落实海外投资时，最忌惮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在应对这些问题时，国家需要做出有前瞻性的指导意见。比如，在签署“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中，政府可以组织外交协会、同学会等非官方组织，出版专题报告，就“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环境出具专项报告，重点推荐那些具有战略定力领导人的国家，比如塞尔维亚等。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降低中企海外投资时的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