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古典文学教授）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年底，杜甫率全家长途跋涉，到达成都，暂居城西浣花溪边的一座寺庙。在成都，杜甫有一些亲戚朋友，如舅氏崔明府、表弟王司马、老友高适和严武等，但此时高适在彭州做刺史，严武762年春天才到成都任职，最初接待和帮助杜甫在成都安家的可能是当时的成都尹（相当于成都市长）兼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这可从杜甫草堂的营建推测出来。

到成都的第二年春天，杜甫在浣花溪边开始营造住宅。他并不打算终老蜀中，但带着一大家人，长期借居不方便。居家好男人杜甫是个会过日子的人，造几间竹篱茅舍，并且栽松种竹植果树，在成都西郊建起了称得上“家”的草堂。

草堂虽简，对颠沛流离多年没什么家底的杜甫来说也是不小的工程，如无亲朋相助是根本无法完成的。细心的杜甫用诗的形式记下了一次次的馈赠。

送来第一笔资金的是表弟王司马：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唯表弟，还往莫辞遥。（《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表弟的情谊令杜甫感激莫名。

不仅接受馈赠，杜甫还主动请求赞助。他向一位叫萧实的县令要一百棵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应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向绵竹县令韦续要竹子：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向绵谷县尉何邕要可种十亩的桤树苗：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理由是长得快，可三年成荫。松树苗则是向涪城县尉韦班拉的赞助：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还向一位“徐卿”（有人认为即西川兵马使徐知道）讨要果树苗：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诣徐卿觅果栽》）。

更有意思的是向韦班索要瓷碗。当时大邑烧的瓷器又轻又结实，敲上去声音清脆如玉，韦班家有不少这样的瓷碗，杜甫写了诗去请求赞助：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要得坦然，毫不见外，还催得急。

在杜甫成都诗中甚至有一首催款诗《王录事许修草堂赀不到聊小诘》：为嗔王录事，不寄草堂赀。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

一位王姓朋友可能没赶上建草堂时的“众筹”，遂告诉杜甫成都多雨，待明春草堂需要维修加固时自己负责出资。杜甫修缮草堂时，也就毫不客气地写诗向王要钱，读来令人莞尔。

有意思的是，这些诗中展现的杜甫的性情，与困守长安时期相比有不小的差异。进入长安求取功名的十年，杜甫由青年到中年，干谒权门，辗转沟壑，甚至贫病交加，衣不蔽体，靠人资助度日。他说“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叙述自己在灾年和长安穷人一起排队买平价的官仓陈米，“日籴太仓五升米”（《醉时歌》），我们都读得出诗人内心的痛苦。

安史之乱刚爆发时，他带着妻子儿女匆忙逃难，“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彭衙行》），满心希望不要遇见熟人，不要被熟人看到他们这个官员家庭连代步的马都没有（被难民抢走了），蓬头垢面在山中奔逃，这毕竟是很失颜面的事。

到成都后，杜家暂时借住浣花溪边清冷的寺庙：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老朋友高适送来了过日子的钱粮，不认识的邻居摘了自家园子的菜蔬相赠，漂泊流离生涯中，温暖的人情味扑面而来。老杜是情商很高的人，很快适应了这种豪爽热情的氛围，迅速将自己融进成都的人间烟火气中。

赞助杜甫的，以县级官员为主。诗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就得到这样多的帮助，如无像裴冕、高适这样的地方大员关照，怕是办不到的。助诗人建草堂是风雅事，所费无多，众多县长、副县长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索要者大大方方，馈赠者高高兴兴，草堂就很快建成了。

到达成都时的杜甫，辞了官，无俸禄，非农非商，拖家带口，却不仅有“故人供禄米”，还靠众筹建起了草堂，在风土宜人的浣花溪边过上了一生中最安定闲适的日子。

唐代诗人的经济生活，于此可见一斑。2024.1.15

供图/雨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