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月以来，南方地区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在洪灾信息的传播中，有人质疑媒体失声，认为洪灾没有得到与洪水严峻程度匹配的社会舆论关注度；也有人认为今年的洪灾报道已经比往年更加丰富详实。
媒体到底是否在洪灾中失声，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效用？社会组织和媒体应如何更好地合作联动？7月12日，在“疫情阴霾下洪灾来袭，民间公益力量如何动员社会参与？”交流会中，几位媒体编辑、公益机构负责人回应了以上问题。
以下为嘉宾对谈部分——
▌关于洪灾，媒体失声了吗？
黎宇琳 （自媒体“公益资本论”创始人）：早在5、6月的时候，网上有各种关于洪灾的报道。舆论有一种声音：“为什么这么大的灾害，媒体却没有关注”，这个论调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从我的观察里，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已经非常高频地报道水灾这个事情了。很奇怪的是，还是有人不断讲“媒体失声”，一个客观的现实是：媒体的报道跟公众讨论的、关注的焦点没有能够匹配在一起。我想这样的一个张力，也许是我们接下来可以探讨的情况。
第一个问题给财新传媒的任波老师，你怎么看报道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社会讨论？
任 波 （财新网副总编辑）：我觉得这里面隐含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媒体报道的效用，怎么样的媒体报道是有用的。有大量关注就是有用了吗？帮助到慈善机构或者公益机构大笔的筹款就是有用了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共同去探讨，什么是媒体的作用。
媒体失声指的是什么？我认为现在的媒体突破了过往传统报刊的概念，像社交媒体、公民报道都构成了对一个新闻事件的关注，这是非常立体、多维度的补充。多元化的参与之下，信息的交流沟通是比较通畅的。每一个不同定位的媒体都在能够给读者或者说新闻的受众提供信息。不同的定位之下，对于这些信息的价值的判断是有不同的标准。
有很多爆款文章，带来许多关注和流量，但背后它们的信息是否准确，是否客观，是否公正，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流传很广的谣言，或者似是而非的故事，乍一看很吸引人，但最终带来的可能不是价值，而是伤害。甚至这个伤害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全社会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认识清楚，而认识之后，要消除伤害又需要消耗大量的公共资源。
▲ 《新京报》在评论文《“野火青年”们，别假装关心洪灾受灾同胞了》中写道：“不是媒体开启了静音模式，是媒体报道被‘野火青年’给消音了。这就相当于，你锣声敲得震天响，可他早就捂上了耳朵，捂上耳朵之余还对大家说：‘看，他连个声都不吭。’”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媒体的失声，说的是什么？是媒体没有发声，发声不足够，还是说媒体发出的不是准确的信息？而评估媒体是否失声的标准又是什么？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信息才是有用的？我关注到社会对媒体作用非常热切的期望，同时我也产生了这样一些疑问。
财新传媒在这次的报道当中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的同事正在第一线奔波，财新旗下的周刊、财新网等都以不同的形式持续报道着今年的洪灾。早些时候自媒体中有一个讨论，认为媒体失声，但我并没有太强烈的感受，因为财新的报道一直在场，从5月份至今有发表了至少几十篇文章。
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一个重要责任是维护公众的知情权，有些观点认为公众想听什么就说什么，或者有的机构想让媒体说什么媒体就应该说什么，我不认为这样有助于实现公众的知情权。报道的准确、客观、独立、和专业性非常重要，也很难做到，这是我们努力去追求的。和一些内容聚合平台或个性化的自媒体所做的事情不同，我们的定位是做原创的新闻，真金白银地支持记者去发现、核实、报道，面对灾难时，财新传媒希望记者深入现场，提供一手的信息，不但有现场调查，也要收集专家的专业研究分析，既不视而不见，也不夸张煽情，帮助相关的各界对形势做出全面的研判。
我们的生产方式也有非常严格的规范，我们有一本几乎是每年都要更新的工作手册，对编辑记者的做出很细致的要求，包括如何处理利益冲突等，比如报道原则要求客观公正；对新闻事实交叉印证；对于错误要及时纠正；谨慎处理利益关系，报道和广告分离，采编工作和经营活动设置严密的防火墙等。我个人认为能够严格按照这样的规范写出来的新闻才能谈得上合格，在这个基础上去评价媒体是否发挥了应该有的作用，我比较认同。
现在谈到舆论，经常有一个动词说要去“引导”，其实我也不太习惯这样去使用这个词，包括有“带媒体下去”这样的说法我也持保留态度，不同的观点我能理解，而我赞成的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是对重大社会议题提供尽可能详实客观的报道，独立地全面了解各方面的信息，不光来自于公益机构，也来自于政府、民间、专业研究团体、专业的机构等等，尽可能没有偏见地把事实呈现出来。
▲ 在《财新周刊》的关于“2020南方洪灾”的一篇特别报道中，至少8名记者、实习记者从“两广首当其冲”、“贵渝川洪水”、“鄂皖苏受灾”、“长江防汛压力”、“高考延期”、“江西正受灾”、“中小河流水患如何破解”等角度报道洪灾，既有一线资讯，也有专家的分析、解读。图为6月27日下午，四川冕宁，救援队员正在搜救在洪灾中失联的人。© 程雪力 / 财新
黎宇琳 ：任波老师认为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提供准确信息的平台，和政府、公益机构的具体诉求既有一致，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财新传媒代表着经典的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体只须做好搜集信息、传递信息的工作，甚至不赞成有意引导公众舆论。有一个张力我觉得可以先指出来，公益机构确实非常希望媒体能多站在公益机构这一边，去帮助行业聚集资源，媒体与公益机构在合作的时候是存在张力的。下面请凤凰网的孙雪梅从门户网站的角度，分析一下所谓媒体失声，以及媒体在洪灾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的问题。
孙雪梅 （凤凰网副总编辑）：为了今天的论坛，我特地问了一下凤凰新闻客户端在过去几年和今年关于洪灾报道的推送和专题情况，其实是差不多的。尤其是在雨量加大、洪灾更严重之后，推荐比以前更多。
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个议题，所以我最近关注到的洪灾报道反而比之前要多。从后台数据来看，与往年相比，今年媒体其实并没有失声，6月份的时候，洪灾也非常严重，但基本都在中西部农村，这与程晓陶老师分享的雨量集中阶段一致。当时发生在农村的地质灾害主要有滑坡、泥石流、房屋垮塌，没有太大的伤亡发生。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看，关注度肯定没有那么高。
我非常关注老家贵州的情况，也知道一起案例，全家人有三个人伤亡，由于是在离老家不是很远的地方，所以我在心理、地理上就都有无限接近性，觉得这个事很大，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关联度不强，这是值得让我们思考的一件事，当然这也是一种现象，不一定是媒体的关注度，而是公众的关注度。
刚才说到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关注度没那么高，可在7月初，三峡泄洪、浙江大坝泄洪等，反而在大城市里关注度高了起来。大家集中关注的还是场面和灾害前后的强烈对比，并没有去关注洪灾本身。凤凰新闻客户端有弹窗，严肃的洪灾新闻，比如说警戒到多少级，或是鄱阳湖水位突破历史最高值等新闻的点开率非常低。但如果推荐一个大坝泄洪，大鱼活蹦乱跳，村民纷纷捉鱼；或是新安江大坝九孔泄洪，下游对比强烈的新闻，这时看热闹的人反而很多。
我也在做公益组织，从我的角度，像茶农损失9000万的类似新闻还是很让人动容的，我就在想，这种新闻是不是会触动到大家的泪点，从而引起更大关注，但事实上它就属于中间，关注度不算好也不算差。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六七月大家关注的新闻点都是什么？例如中印冲突、中美关系博弈等，都是聚焦于大环境影响，现在公众对疫情的关注度也都没有之前高。
央视每天都有报道洪灾情况，所以说媒体并没有失声，大家之所以今年感到洪灾缺乏关注，主要在于公众的关注点正在发生改变，所获取到的信息其实在挑选过程就出现不同，再加上现在很多APP都是基于兴趣推荐，如果说你不太关注洪灾，可能以后就不会给你推荐类似新闻，由此也会产生信息茧房，故而会感觉到洪灾的信息没有被获取，可这并不能代表媒体失声。
黎宇琳 ：我认为雪梅隐含的意思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媒体在主导着公众的舆论，是公众的舆论在引导着媒体的报道方向。
为什么对洪灾的报道没有能够引起很大的关注呢，其中有些媒体同行认为，虽然大家都报道了很多关于洪灾水位上升之类的消息，但是并没有把镜头对准普通个体，让我们感知到洪水给他们生活所带来的变化。《冰点周刊》前几天推出了一篇文章，叫《大水冲进我的家》，这是我在这次洪灾里面看到的第一篇非常详细的以普通人的视角去记录洪灾的报道，我非常想听听冰点的陈卓老师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陈 卓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编辑）：我觉得洪灾下媒体是否失声可能是一个伪命题，更好的说法是如何让大家去感知洪灾，如何更好的去发挥媒体该有的效应。《大水冲进我的家》是一个非常偶然的选题，我们一个记者去了重庆，重庆是从綦江洪水红色预警的时候我们就在关注，但是记者去的时候，洪峰已经平稳地过去了。后来就找到了跟那个洪峰没关系的，另外一个个例。事情很简单，就是因为山洪来了，冲进他的家里了，这个家的阳台变成了一个瀑布。这个视频在网上传播得很广，我们当时就很好奇说这家人的真实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就让记者去看了看。
整个过程，并没有很多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它是一个纯粹的个例。它在平台上的传播数据是超过我们自己想象的，不能说很高，但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后来我就想了一个点，它的传播数据高并不是说真的比同行做的很多报道有价值，它的价值是给大家在感知洪灾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具体可感的点，让大家知道这个洪灾对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我看到一篇对此次洪灾中媒体报道的总结，提到因为现在新的技术手段，让我们报道洪灾时习惯用航拍、大镜头去报道整个洪灾场面，会给人们提供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却少了微观的介入，少了对洪灾中个人命运的展现。如果去套用这个解释和他对现象的描述，这篇报道恰恰是提供了这么一种展现。包括像刚才各位提到的安徽茶农那个报道，为什么那个视频能够在网络上传播的很广，其实那个视频我觉得也并不是有很多社会的价值，但它确实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可感知的点。
▲ 7月11日17时，武汉天兴洲18年来首次主动行洪。从洲尾口门处扒口行洪，在漫堤前引江水缓慢进洲。行洪之前，洲内的457名居民已被提前安置转移。© 长江日报
另外还有，开始有暴雨以来，媒体做的关于洪水的报道非常多。但我非常赞同郝南说的一点，洪水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是有一定理解门槛的，我们经常说水位超限，圩堤的漫溃等对于普通民众来讲，还是比较专业的名词。媒体的很多报道是止于事实的，对于事实后面的解释，在现在来看至少有些报道是欠缺的，如果能够补充上这点，可能会对于我们说的媒体报道和民众认知之间的差异做出一些努力。
▌媒体如何更好地“动员”社会？
黎宇琳 ：我们今天不仅仅要讨论媒体对洪灾的报道，也讨论媒体的报道怎么样能够跟公益机构形成一定的合力，推进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下面一位嘉宾是方德瑞信的负责人叶盈，她既当过记者，也当过编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在公益部门从事，或许她能帮我们跳出媒体技法讨论的局限。
叶 盈 （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负责人）：听了各位老师的分享，我觉得挺有感触的，作为一个前媒体人，不管是财新、冰点还是凤凰网，都是媒体行业的标杆，我们当年刚入行的时候基本上是看着各位的作品学习的。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公益行业不会期待只有能够给公益行业导来资源的报道才是好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很久以来一直秉承的一个观点是说，媒体其实是公益行业天然的同盟军，每个媒体有自己的定位，有自己的风格，同盟军会体现在几个方面，会因各个媒体的定位不同而发挥不同的影响。公益行业与媒体同盟军联合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我们的合力可以影响三个方面：
一、媒体的发声可以唤起政策层面的一些关注，进而可以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在政策层面去探索社会问题的解决，媒体跟公益行业，尤其是公益行业里做倡导这块的机构，是能够形成一些合力。
二、媒体引发的社会关注能够帮助公益行业吸引支持其公益事业开展的捐赠，尤其是企业的资金。企业之所以愿意为一个社会问题投入捐赠资金或资源，比如愿意拿出自己的股份或者是商品利润的一部分来投资以推动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除了企业自身对公益事业的思考与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看主流媒体的发声程度，再就是看公众的关注度。像微博热搜与搜索引擎的指数等，那可能就会激发企业特别去关心的某个社会问题相关的话题。
三、社会公众对某个社会议题的关心程度，会直接影响公众的参与度以及公众对该议题相关话题的关注度和认知度。
抛开洪灾不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年正是因为财新杂志基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做的一份关于农村寄宿生的营养状况调查报告，做了一期封面报道，这期报道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关注，直接催生了免费午餐民间公益品牌的诞生，并且推动了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这就属于媒体跟公益形成一个非常好合力的例证。
再举个例子，我们座谈的嘉宾雪梅还在牵头支持一个叫女童保护的机构。女童保护这个机构一边依靠媒体的力量呼唤社会关注，一边通过自身机构的工作联合学者、律师与其他资源方开展政策倡导，不管在政策层面、资源的引导层面，还是在公众本身的关注、参与方面，都起了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首先去澄清的，公益行业跟媒体行业的关系，本身就是属于一个天然同盟军的关系，因为我们都关心公共利益、社会议题，都致力于要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只不过是从不同层面去发声与努力。
有人提到，救灾的公益组织非常喜欢“带媒体下去”，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在于公益组织的强项不在此处，在中国，公益组织的传播和筹款方面的能力积弱多年，当然这跟很多因素，比如人才素质、薪资待遇等问题有关。因此，公益组织带媒体到一线去，很大程度上希望通过媒体的专业能力去呈现一线在面临的真正的问题，并且通过媒体专业的传播能力让普通公众更深入地知道一个表象的问题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这是公益机构希望通过邀请媒体力量介入去实现的一个效果。刚才有很多机构都说基金会愿意邀请一些媒体到一线去，主要是基于这些原因，并不是仅仅希望媒体能帮机构带来更高的曝光量，当作一个公关行为来激发社会捐款，不是这样的。如果单纯将与媒体合作视为公关行为，这样的公益机构是难以获得可持续的社会捐赠的。
另外，回应媒体是否失声的问题，我觉得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当我们说媒体的时候，其实现在语境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实际上现在媒体这个词的含义已经非常复杂，里面既包含了严肃媒体，又包含了做分发的新闻客户端，也包括自媒体，这都是属于现在统称的媒体范畴。说媒体失声的时候，恐怕大家并不是说传统媒体没发文章，更多的意义是指大家感知不到，哪怕是发了很多，但是普通人确实没什么感知。像我的朋友圈，基本上大部分是公益行业的人，对公益行业的救灾议题已属于比较容易敏感的人群，但是整个6月到7月，我们确实也没有发现说公益行业有多少人真的在关注洪灾，在朋友圈基本看不到洪灾相关的报道与信息。
昨晚我也数了一下新浪微博的热搜，置顶的是乘风破浪的救援这个话题，但是置顶的话题量，不管是阅读量、曝光量，大概只有50多万。下面排名第一、第二是“两条腿”的新闻，第一个是郁可唯的腿，阅读量有几百万；第二个是广东一个海滩上全是大猪蹄子，也有几百万的阅读量。这就反映了公众不关心、感知不到的现象。
感知度的问题有很多说法，刚才陈卓说了他们可能是无心插柳发现的一个道理，但实际上是非常符合大众感知的传播规律的，也就是个体故事的力量。只有具体的个体故事才比较容易去引起公众的情感共鸣，不管是在公众筹款还是传播的层面上，我们都会发现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在这次的洪灾报道当中，个体故事是非常难以见到的，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是说有一堆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汛情响应提高到多少级，坝的最高线达到了多少米？这些信息普通人看到了也没有感觉，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没有人有概念。转移多少人次，安置多少群众，发了多少物资，这些东西写在新闻报道里面当然没有问题，也很符合准确性、专业性，可是对于普通人来说看了等于没看，不具象就留不下印象。
只有高考那几天，大家看到有那么多的考生要穿着泳裤进考场，要骑在爸爸的脖子上才能通过洪水去考场，只有在这种情境下大家才开始发现今年的洪水是挺厉害的，又有疫情又有洪水，这些考生真的是太难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发现大家开始关心洪水这个事了。这两天，国家提高了响应级别之后，我们开始发现界面等一些媒体也开始做一些个体故事的报道，或者是有些自媒体也开始翻出来1998年的洪水相关报道与故事做整合文章。
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关注具体的故事，关注个体在宏大灾难面前的遭遇的细节性的故事报道还是太少了，如果没有这些细节能支撑的话，其实普通人是很难感觉到洪水到底能对当地灾区群众造成多大的影响和破坏，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需要去厘清的两个概念。
▌公益组织和媒体可以怎样合作？
黎宇琳 ：谢谢叶盈，她其实讲了很多方面的事情，比如，提出了所谓公益行业跟媒体行业同盟军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非常好，她回应了任波老师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媒体怎么报道才叫做不失声，但又能发挥媒体的作用。
叶盈指出，媒体与公益机构是同盟军，但同盟军不一定非得呆在一个战壕里面战斗，可能会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面进行合作，这个点我非常赞同。后来叶盈又分析了很多更具体的场景，这跟雪梅讲的也能呼应起来，现在我们所能够观测到的舆论场，随着社交媒体越来越成熟，包括抖音等视频自媒体的崛起，跟我们当时在学习新闻的时候所认知的新闻界、舆论界大有不同了。每个人可能都在用自己去定义这个舆论场。
但无论如何，现在的舆论场确实不是媒体做一个简单的报道就能够引起轰动的了，甚至可能有某些议题，不管你怎么报道都没有办法引起公众关注，为什么呢？就像刚才雪梅提到的，你要是喜欢看某样东西，平台就不断给你推送某样东西，“信息茧房”下，很多人觉得朋友圈就是整个世界，这对媒体传播形成很大的挑战，所有媒体人都得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在这样的一种传播环境下，我们应该怎么做传播。
但我还想在下面的讨论中回到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我们除了告诉大家为什么是这样子外还要讨论究竟应该怎么办。请各位媒体行业的嘉宾们依次来说说，公益行业和媒体行业如何配合才能更好地推动公共议题。
任 波 ：又回到公益组织和媒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话题，我特别赞同叶盈以及宇琳的观点，认为双方其实是各自为公共利益发挥不同的作用。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首先是各自承担好社会责任。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离不开成熟的公益组织和媒体。社会力量不断壮大，社会结构更加多元化，各种声音都能够被理性的对待，社会才更加健康。随着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发展，如今的公益机构承担了越来越多以往是政府承担的一些事物，扎根于民间的公益组织更容易了解到真实的社会需求，更能够提供多元化的社会服务，有很好的能力去调配社会资源，尤其在一些社会灾难事件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汶川地震和新冠疫情中，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如果以往的成果能够保持下去，相信能够公益组织就能够为社会发展承担越来越大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市场化的组织形式如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力有不逮的社会空间里，公益组织可以积极行动。
而对于媒体来说，刚才也讲到现在的媒体的构成、概念、定义都是不断刷新，财新现在也有很多新媒体作为载体的产品，在广义媒体的概念下很多自媒体也是媒体当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现在媒体的话语、发挥作用的方式和以前是特别不一样的。但是我理解中的新闻机构和我们常说的广义的媒体或媒介甚至聚合性的门户网站还是有一些不同，我认为新闻机构是最需要坚持承担基本的社会责任的，就是要对与民众利益攸关的重大社会事件发声，提供准确客观的新闻报道。新闻机构要把这件事做好。
公益机构和媒体包括新闻机构常常有很多交集。比如在社会发展领域，公益组织和媒体关注点总是能够不约而同地聚焦到一些还不为人注意的角落，而背后的纽带是社会公平。比如针对贫困、疾病、知识匮乏、社会排斥等社会痼疾，媒体可以积极地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公益机构去积极地参与解决问题。媒体能够提供准确的信息，刚才陈卓也提到了，这样一些信息的获取是有障碍的，如果能够尽可能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盲点，就可以帮助公众和社会机构更好地做出选择。又比如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公益组织和新闻机构都可以是社会问责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倡导者。在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过程中，公益组织和媒体还可以相互监督。在媒体知识和能力不能触达的领域，也希望专业化的公益机构可以提供帮助。
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第一时间深入新闻现场是我们的责任，正如这次水灾，在安徽、江西等水灾最严重的地区都有财新传媒的记者，我们给社会提供最富有诚意的工作，如果在专业性，准确性上出现了有待改进的问题，也欢迎公益机构的朋友批评指正。
刚才的讨论中还涉及传播的效率问题，这是关于新闻机构的报道怎么样能更好的被公众理解。一方面这个信息新闻机构需要能够努力掌握完整的信息，另一方面是媒体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传播这些信息。所以我同意媒体也存在着要提升传播效率的问题，这也是财新传媒在不断在努力的，我们有近几年来发展出丰富多彩的传播形式，相信有着不同需求的读者在财新网的频道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孙雪梅 ：如何能够做到更好地联动，我认为有两点：
第一，现在的媒体报道，尤其是严肃新闻报道，可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标题很难解析成公众可以消化的内容，由此他们的关注度自然会降低。当然，也会有标题党的情况，但实际效果不如直接翻译成能听得懂的内容，体现预警作用，我觉得这是媒体一定要做的，说人话让大家都能听得懂。
第二，讲到媒体和公益组织间联动，我有一点小的想法和经验分享。
去年山东寿光水灾的时候，凤凰网公益有做专题，我们也跟郝南他们的公益组织结合，询问到底当地缺少的是什么。由于媒体不可能有那么多力量跑到一线，甚至说媒体真要跑到一线还有可能会给救援添乱，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虽然救灾人员当然也很忙，但在他们有空隙的时候，可以成为一名新闻通讯员，将一线情况反馈给媒体。
现在人人都是自媒体，我希望公益组织在做传播的时候，能有“自身就是小媒体人”的理念，将这些经历记录下来，传递回实时的图片、故事，这样后方记者就有东西可写，并且能够获得一线最直接的需求。
去年寿光水灾，我们从公益组织的反馈中了解到，他们并不需要公众向当地邮寄矿泉水、方便面等，于是我们就直接报道出来，得到很多人关注和转发。当时也做了相关专题，还影响到当地部门，找到我们说是不是推荐太多。
其实我们报道本身并不是要去问责什么，像水灾这样的事情，公众关注度没有那么高，因为天灾和人祸相比，人祸的关注度明显更高，一旦你要去问责谁，去找出是谁犯了错，就会有很多人去讨论，形成热议。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些故事其实就是公益组织和公众之间的连接点，当然，可能还会出现一个悖论：如果你关注类似大病救助里的某个个体，也会有人说凭什么把资源都给了他。问题就在于，在很难平衡的情况下，有时候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有所选择取舍。我希望公益组织和媒体之间能够联动，将这些故事呈现给大众，因为只有这种感知和触动才能给人带来更大的震撼和更多的关注。而且媒体报道的过程也可以是多维度的，很多平台本身也会接纳这种故事。
现在公益组织在很多平台上都有筹款，凤凰网没有筹款平台，所以我观察到的主要都是腾讯乐捐、新浪微公益等捐赠平台，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撬动更多公益组织去参与、联动、去转发新闻，这样也可以募捐更多。但这个时候也没有破圈，在公益组织和媒体之间，其实也可以邀请一些意见领袖共同发声，在严肃的媒体报道中，如果有一些大V共同参与，也能为公众筹款带来很大的帮助。在流量时代，我们也要发动一些流量资源用到公益上。
黎宇琳 ：雪梅讲到了三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媒体要做的更好一点，说人话，做更好的、引起观众共情的报道；二是公益机构在传播上也可以做的更多，雪梅她以身说法，她的女童保护确实是依循记者们的报道把关注度聚集起来的；三是提到公益行业跟媒体行业要主动联合，而且要适应流量时代，既然大家都喜欢乘风破浪，我们也想一个办法，看看我们怎么能够乘风破浪。下面请陈卓老师分享冰点在下一个阶段打算怎样去推动报道或对这个行业的期待。
陈 卓 ：关于洪水的报道，中青报社是一个统筹考虑的安排，包括各地记者站、专业部门都在联动。冰点只是这大报道其中的一环。如果是讲冰点，它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关注大时代下小人物，我们可能还是会继续关注在洪水中人的命运，通过这种小的切口去反映一些共性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说到这里，我可能想强调一点，冰点之前也写了很多关于小人物的报道，和公益机构也有很好的互动和联动。我非常赞同刚才任波老师说的，媒体和公益机构各有各的专业，他们有很多共同点，有很多可以融合、共鸣的地方，但毕竟是各有各的领域，对媒体来讲还是做好自己专业的事情，能够有小有大、有点有面，全面的去呈现这次洪灾，让大家感知到这次洪灾的规模和人们的受损程度到底有多大。当这个完成了以后，下一棒就是如何筹款，如何能够把关注变换成一种力量，对公益行业来讲是更擅长的事情，但是在前一阶段我们还是各自秉持专业会比较好一些。
黎宇琳 ：陈卓老师提出的和任波老师是差不多的观点，虽然是同盟军，但术业有专攻，也有不同的切入角度，能合作当然是很好的，但可能大家也要从各自的角度来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最后我们请出叶盈老师。
叶 盈 ：从媒体层面来说，我们很清楚，各家媒体有自身的定位跟优势。对于公益组织来说，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对媒体本身格局的认知能力和了解与媒体打交道的方式，知道媒体需要什么样的素材，什么样的观点，这样才能够与其开展更好的协同推动工作。
比如说像财新这类严肃媒体，能够给救灾领域带来的贡献可能会是在回答一个基本问题——救灾到底是不是只是政府的事情？民间的救援力量到底需不需要？它在整个救灾当中是不是有价值？如果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就可以帮救灾领域的公益组织卸掉非常大一部分公众认知普及的重担。
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不代表任老师一定要做这个选题，但这是我们救灾领域的公益组织在做救援工作时非常普遍遇到的问题，不管是在推动当地政府接纳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回应为何需要社会捐赠的过程当中，这都是常年以来一直需要反复回应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救灾不只是政府的事，为什么也需要民间力量的参与，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还是说他们只是来秀一下的，这类公众认知的基本问题困扰了救灾领域多年。
严肃媒体本身在挖掘一线开展报道工作中，可能会发现整个救灾领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例如政府虽然已经做了很大的托底工作，但总有一些细微的末端的，像人体需要毛细血管似的，政府力量很难触达的方面，在这些方面是否需要有一些民间力量的介入等等，如果能把这个事说清楚，对于民间救灾力量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当然我觉得公益行业本身需要提升跟媒体对话的能力，知道找什么样的媒体，贡献什么样的素材，跟什么样的媒体去讨论什么样的问题提供合适的观点，这本身会是公益机构需要去锻炼的一个基本功。
另外，从筹款的模式方面，公益机构也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中国，我们面临着非常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一个事不紧急就筹不到钱，没有灾的时候筹不到防灾减灾的钱，更筹不到救灾的钱，只有在灾情变得很大的时候才能筹到钱，这是中国救灾领域面临的非常大的筹款问题，备灾资金基本上很难筹集，只有灾害发生了才能够紧急的去筹集这笔资金。在紧急状态筹集的时候，会遇到说老百姓可能更愿意捐物资，包括企业也是，企业更愿意捐物资，不愿意捐钱，但是钱本身对于救灾领域来说非常关键。没有灵活资金可使用的话，在一线很难去开展一些灵活的救援的行动项目，光有物资，其实很难解决灾区的一些非常具体的现实问题。
对中国的救灾领域公益机构的挑战，更多是在于说我们可能需要更有创新型的一种筹款模式，既能符合目前中国捐赠人对于这个领域的认知和目前的捐赠偏好，又能直面行业公信力不足造成的对公益机构缺乏信心的现状。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探索一种平衡，到底怎么样既能够在灾难发生前筹满防灾减灾备灾的资金做好重要的预防工作，又能够在灾难发生时非常快的响应去到现场。
至少我们目前看到可能可行的一种模式是参照扶贫领域已经开展的公益保险模式，有没有可能在灾难发生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筹集救灾的一些资金，但是是以保险的形式，委托一个第三方来进行管理。等到救灾的时候，这笔钱就可以非常快速的作为第一批救灾响应资金发放下去。这个模式在扶贫领域目前是已经有的，像中国扶贫基金会与支付宝公益合作的“顶梁柱计划”就是这样一个设计，支付宝公益也曾经推出救灾相关的公益保险。
但是这个模式里面还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保险公司其实在这里面完全是贴成本在做的，如果用在洪灾影响规模如此之大的领域，有没有保险公司愿意来做，还是说是不是有可能是政府出一部分资金，每年都发洪灾这些地区的居民能够自己投一些资金，然后公益组织再筹一部分资金是用于弱势群体定向的资金辅助，然后形成一个保险资金池，可能到救灾响应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发放，因为洪灾是一个高频的灾难，像我们老家几乎年年发大水，这种高频灾难的时候，有没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一个创新型的财产险的办法，至少能帮灾民解决最基本财险安置的问题。
举这个例子是说，救灾领域的筹款模式需要我们公益行业更多的讨论与探索，看看有没有可能去推动做一些更好的设计，能够平衡公众对于这个领域的认知与行为偏好和民间救灾领域的实际需求，行业需要有更多更开放的一些视野去讨论，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指责媒体做的很少，或者指责说公众不理解。因为短时间内的确不太可能去扭转公众的心智模式，我们只能一方面跟媒体联合，去做好普及认知的这部分工作；另外一方面是公益行业里面需要去探索新的筹款模式，能够去支撑推动当前阶段工作的开展。
黎宇琳 ：我觉得我们刚才的讨论里面缺的一环是自媒体的声音，自媒体在现在的媒体生态中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自媒体在这过程中也许会跟传统媒体，跟公益机构的关系会更近一点。作为自媒体来说某种程度上是营造私域流量，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多联合一些大V或者是腰部的自媒体，也许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徐 凡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总干事）：叶盈提到公益机构和媒体可能是一个天然的同盟。在这方面，对于刚才几位公益组织的代表来说，我也听的出来其实是很纠结，一方面希望在媒体的推动下能够引发公众对于灾害的关注，但其实另一方面也非常担心公众过于对某一个点的关注，实际上就会引发资源的不匹配，造成很多灾区的“灯下黑”。
从公益机构来讲，希望能够通过媒体的倡导引导公众更专业的帮助灾区的灾民，起到更好的作用。对于媒体来讲，刚才几位也提到了希望公益机构有更多的素材。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我们希望提供的一些素材其实跟媒体的诉求是有差异的，所以这也给我们引发一个思考：公益机构和媒体即便是一个天然同盟，但这种同盟的建设是需要时间的过程。希望我们这次的会作为一个开端，不断推动社会的发展。
*本文整理自“疫情阴霾下洪灾来袭，民间公益力量如何动员社会参与？”研讨会上的圆桌讨论部分，经参与嘉宾审定和授权发布；点击《国家减灾委专家解析2020洪灾：现状如何，风险在哪？》，阅读更多分享；研讨会由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爱德传一基金、南都观察、方德瑞信、凤凰网公益共同主办，更多讨论内容将于近日陆续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