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采峰｜文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能在边远农村的公路上拉上板车，是件不容易的事。

我妈妈是省妇联干部，七十年代初带我们去农村“下放”。那时，一个生产队连一架平板车都没有。我生病，是生产队四个壮汉用我家下放带来的毛竹凉床“倒过来”，扎上四个床腿，把我放在凉床肚子里，铺上稻草和棉絮，用打稻场上的两个杠杆抬了十几里的丘陵路，把我送到公社医院,我才退的烧。

我在公社医院住了几天后，好了。妈妈从那借到了平板车，高兴地对我说，“我拉你回去。”她不想麻烦生产队的人了。

（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最左边为作者本人）

早上六点，她一个人在镇上医院把我扶上平板车，向我们下放的生产队拉。我记得在回村的土路上，息了几次，还不见生产队的村落。沿途有人认得我妈妈，要替我妈妈拉我回村，我妈妈知道她们是去赶早集的，走回头路就赶不上早集了，没让她们送，说她能拉我回村。

我妈妈在这一带村子里，好些大人小孩都认识她，喊我妈妈为俞老师。当时，我妈妈代表省妇联二十多户“下放干部”来这里看房子，给省妇联二十多名妇女干部落实住处。

那时，一个女干部下放，都是拖家带口，有怀抱喂奶的孩子，有随老婆来的丈夫。其中，我记得很清楚，有位女干部，连续几个晚上到我家和我妈妈谈，要把他丈夫带着和省妇联的女干部一起下放。省妇联女干部下放的地区是江淮之间，比去阜阳颍上那边生活条件好多了，我妈妈是“下放干部”筹办处的，她同意了。但那时没有想到那位随省妇联下放的“丈夫”从“下放”发迹，后来当到了我们省的省长。

（作者母亲）

省妇联机关不大，但当时有好几位主席、副主席的丈夫就是省长、副省长。省妇联里几位女干部多是“三八式”女干部，和我们一起下放的妇女干部中，除了妇联主席被“军管”了来不了，最大的是原副省长夫人也来挂了名。

当时，驻省妇联的“军宣队”、“工宣队”的女军人、女工人、公社书记是领导阶级，她们陪着我妈妈来落实省妇联干部的下放任务。她们让我妈妈在镇子边上的，条件好的蔬菜大队落户，吃住在镇子边上，生活、看病、上集都方便。但我记得妈妈对我说，离公社近点好生产队留给那些年龄大的和生孩子的同事，我家孩子大了，就落户到最远的一个大队吧，现在好了，我生个病要跑十几里路。

我妈妈从城里下放到这村子前，是给省妇联领导写材料的人，是省妇联主席的秘书。她从没有做过农活，但那时，城里干部下放了，生活变动大，前途渺茫，人心浮动，好在下放干部的工资都还保留着。我们一起下放的干部中，随便那个妇女部长拿的工资都是处级工资，比县革委会的书记工资高多了。记得村干部对我妈妈说，你们省妇女的工资都比我们公社书记工资高好几倍，带着工资下放，你们家钱用不完。

其实，我妈妈一人下放，带着三个孩子，全靠她一人抚养，一点也不宽裕。我记得她带我们来农村，从来就没有给过我们吃过比村里孩子好的东西。村里人家有时还能吃到一些自己打捞的咸鱼干、冬天腌制的腊肉、自己腌制的咸腌菜、自家熬制花生糖，但我家哪里有，村里妇女有时送点腌的雪里蕻给我妈妈，我妈妈都当个宝。我妈妈不会腌菜，有钱也没地方买菜吃，几乎天天吃的菜就是城里带来的“豆腐卤”，吃完了就没得吃。

我妈妈在村里可谓是有钱的人了，她每月有省妇联按月发的工资，比村里人日子好过多了，听说村里社员到年终分红才能分到几十块钱，他们大多等不到年终，就全年“透支”，平时用钱就靠鸡屁股，他们有时也会向我妈妈借钱，最高的也就借十元，那时十元是个大数额，十元钱是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我记得，村里人借钱都会在几天后的一早，敲门来还钱。

那时我们小孩根本不知道用钱，村里没有小店，十几里也没有一个小店，我们不吃零食，家长不给钱，我也不知道怎么花钱，也不知什么叫穷。

当时我看见村里有一家人小孩多，家长就在大板凳上挖五个碗样的凹坑，一吃饭就用锅勺子给小孩舀山芋干稀饭，几个小孩就趴在板凳上用嘴喝。

当时我在村里看到，一家农户衣裳就一根绳子挂在土坯墙上，衣裳多是当地“土织布”做的，家里一个柜子也没有，小孩晚上睡觉就是裹稻草窝。

那时，省妇联下放来的阿姨们互相传说，说下放干部的工资很快就要取消，女干部都有点慌，但我妈妈对我们说，下放干部的工资去掉也没有关系，农村的人能活你们就能活，村里人有饭吃，你们就有饭吃。

我记得，我妈妈来生产队几天就要参加生产队的农活，生产队的妇女对我妈妈说，这里哪里需要你下放干部干农活，我们“带把劲”就替你干了，你们城里的女干部识字，帮我们带村里孩子识字吧。

果然没有几天，我妈妈就被大队安排到村前一个中心小学当代课老师。我妈妈做代课教师后，我去我妈妈代课的小学看过，一排土坯稻草房，几间教室，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在一间土坯房里，土墙上的黑板，是涂了黑漆，一个年级为一排学生。我妈妈一个人在一间教室里同时教四排学生，就是同时教四个年级。我妈妈以前教过书，从初中到高中她都教过。我外公就是教大学的，现在她在农村里教小学生，卓卓有余了，那时，我们随妈妈们一起来的小孩们，还不知道去哪有书念。

我记得，我妈妈在拉我回村的板车上，我几次被晃醒，我几次从板车上撑起来要自己走，但都被我妈妈止住了，我妈妈说你这次烧的不轻，住院前就连烧几天昏迷不醒，村里的老人来看后都急了。我记得我高烧时，头抬不起来，我家借住的邻居大婶，让村里人把我放在堂屋地上稻草铺上，门槛边放了一碗清水，清水上放一张黄表纸，一双筷子，这位大婶坐在门槛边，一边拿筷子沾碗里水，一边敲碗，喊着“伢来，回家吧，伢来，快点回来吧，伢来，回来吧……”

清脆的喊声，我至今记得。我记得我当时被喊醒，能听见大人说话，但自己说不出话来，我眼睁睁的看着她们为我忙着。事后知道，这是村里大婶为我“喊魂”。我妈妈看我被喊了一个早上的“魂”，还是高烧不退，村民慌了，我妈妈也慌了，由队长安排四个壮汉抬我去公社医院。

我记得，我妈妈在拉我回村时对我说，你这次生病，公社给批了半斤猪肉，肉已经称好了，回家给你串肉圆子吃。这时，我才知道，半斤猪肉和板车都是公社批的，我睡在板车上看到用稻草栓的“半精半肥”的猪肉，挂在板车杷边上晃动，心里一阵喜欢，心想今晚回村里的家有肉吃了。

妈妈与姨妈（左）、侄姨妈（右）在一起。

七十年代初，农村猪肉已经不是很紧张，但想吃猪肉，还是要天不亮就起大早，赶十几路到镇上去割肉。一个镇方圆几十里，一天杀一口猪，吃猪肉只有家里办大事，提前找公社批，才能吃到猪肉。平时要靠公社发的肉票，肉到不贵，七毛三一斤，我妈妈当时工资七十多元，给孩子买肉吃没有问题。

孩子们随妈妈们下放，环境差别大，都担心自己能不能在村里生活，记得妈妈对我说，下放干部的工资不会停发，我们省的革委会主任、军管会主任李德生，就下放干部的工资停发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了，我们的干部队伍不容打乱，干部队伍不乱，就会有工资，果然全体下放干部的工资直到所有干部抽调回城，工资都是照发的。

我在回村的土路上 被妈妈拉的板车晃着心里很舒坦，只要妈妈在家就在。快到村时，突然听我妈妈说，买的猪肉怎么没有了，掉了么？

我一下惊醒了，我强坐起来，看到板车边上挂着的半斤猪没有了，栓肉的草绳也没有了。半斤肉是公社特批的，妈妈在拉我出院前，一定是五点钟就起来了，我一家也一年多没有吃过肉圆子汤了，怎么办呢？

妈妈对我说，你在板车上趟着不要动，她要回去找。我说不吃了，不吃了。我妈妈还是慢慢地把板车放倒，让我斜躺着，她回去找那半斤猪肉。我趟在板车上等了半个小时后，我妈妈兴匆匆的赶回来了，高兴地对我说，她找到了那半斤猪肉，她把那半斤猪肉高高的举给我看，“半精半肥”的猪肉上，沾上了公路上的泥巴，但没事，回去洗洗就好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老母亲与小孙女（作者女儿）曹蕙明在合肥。

（2019年，母亲与孙女曹蕙明在昆明）

（2019底，曹蕙明荣获第二届中国私人银行精英赛金奖）

（孙女一直是奶奶的骄傲）

（作者：安徽皖衡律师事务所主任曹采峰 作者的父亲曹玉模先生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寄情长江泪》、《追踪的爱神》、《春天并不遥远》，新中国成立后安徽作家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七月的长江》，《芦鸭飞来》，中篇儿童小说《青草湖边》，中篇小说集《远去的鼓声》，中篇小说《桂花庵来信》、《归客》、《远去的鼓声》、《洋船屋》、《儒林外史》，另外发表短篇小说100余篇、散文数十篇，电影文学剧本《鼓乡春晚》(已拍摄发行)等。散文集《故乡酒河》获全国大型报纸副刊好作品奖。 曾任安徽省文联《清明》文学杂志社小说组组长，中国作协安徽分会专业作家安徽文学院副院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安徽分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