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实：放眼长远，中国经济“减速增质”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将成为长期确定性机遇的源泉。在结构层面，伴随发展模式的转换，中国消费升级料将向纵深拓展，新经济“硬核”实力将持续凸显。由此，“大消费+新经济”的价值双主线有望跨越短期波动，贯穿于整个“减速增质”时代。在时序层面，理论逻辑和国际经验表明，上述价值主线轮动迭代，预计将形成“前期大消费领军，后期新经济跃升”的格局转变，因此投资重心的适时切换尤为重要。有鉴于此，穿透短期的不确定性迷雾，我们对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长期前景保持谨慎乐观。紧扣价值主线，管住短期风险，因时调整重心，将是把握“减速增质”时代长期机遇的合理方略。

李湛：预计经济金融政策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会是逐步适应性调整的，而宏观经济在未来可能会持续处在缓慢转型的状态。给定外部压力持续存在，以及政府不再重启前期屡试不爽的“房地产+基建”驱动增长模式这两个大背景，未来国内宏观经济两个较大的考验是国内就业问题和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稳定的问题，归根结底看，这两个层面的考验指向的都是非国企的可持续经营和盈利的问题。从短期稳定非国企部门经营的角度看，有必要适度放宽政府的财政负债空间上限以腾挪出继续为非国企部门降税降费的空间。同时，未来的财政支出需要提升社保、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支出占比。从中长期的角度看，未来国内改革的一个核心环节是以“管资本”、“竞争中性”为原则坚定推进国企改革，着重推动国企从竞争性产业领域大规模退出。

廖群：美联储由鹰转鸽，即其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从宽，已是确定性事件。就减息而言，现在的问题是减的次数与时间。目前看来今年减一次，时间为9月。也可能减两次，取决于中美贸易战的发展与美国经济的放缓速度。如果中美贸易战再度升级，中美两国经济都将进一步受伤，美国经济放缓加速，则7月与10月各减一次。实际上，一些国家央行已经先于美联储而动，新西兰、澳大利亚与印度央行已分别于5月、5月和6月迈出了减息的步伐。更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其他主要央行，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与中国央行都表示今后货币政策从宽，转鸽态势明显。

林采宜：决定国际油价的因素，中长期趋势取决于需求、短期波动受市场预期和交易因素影响，而主导交易因素的预期仍然取决于短期供需关系。原油供给端的变动来自于产量数据，而需求端的变动通常来自于市场预期，现货基差与贴水、期货价格结构、裂解价差等数据能从不同角度反应市场预期。目前原油市场基本面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供给增长超过需求增长的预期。同时，库存的被动增长也对油价趋势将形成压制。

鲁政委：逆周期政策对冲贸易摩擦阴影。今年上半年中美贸易谈判风云突变，充分说明未来经济摩擦可能趋于常态化和长期化，这一趋势不以中美是否达成贸易协议而改变。受此影响，今年下半年出口可能难有起色，并会进一步拖累制造业投资和就业，就业压力又会影响中低端消费增长。对于这些经济下行压力，新老基建都可以进行有效缓冲。但房地产市场的回稳，或会支撑房地产投资和汽车等相关消费；虽然今年上半年传统口径的基建投资回升幅度弱于预期，但专项债等广义财政赤字的扩大会对下半年的总需求形成支撑。由此预计下半年GDP能够较第二季度温和反弹，实际增速预计会在6.4%左右。通胀上行风险可控。出口低迷或令今年下半年的产出缺口继续处于低位，劳动力市场面临压力，因此通胀难以持续上行。

沈建光：当前有三大因素制约了中国消费的增长：一是，潜在增长率趋势性下滑，居民中长期收入增速下行；二是，就业压力抬升，消费倾向降低。一季度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实际增速走势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表明消费者很可能下调了其边际消费倾向，是增长的一大隐忧。；三是，房地产调控常态化、棚改退潮，财富效应缩水。在预期房价长期保持平稳的情况下，居民部门高负债率对于消费的挤出效应开始显现。但县域消费潜力仍存，消费升级趋势不改。近年来自县城居民的网购消费增长迅速，活跃度已超过一二线城市。而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则更加巨大，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常年快于城镇居民。中国消费增长的长期转机，仍然在于结构性改革。一是在居民端，加大收入分配力度，提升居民长期可支配收入水平；二是在企业端，加大企业减负的政策力度，稳定就业预期。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充分激发县域消费潜力。

王涵：6月美联储会议维持利率水平不变，但修改前瞻指引。由3月的“委员会将对于未来如何调整利率区间保持耐心”变为“考虑到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委员会将密切关注，并在合适的时候采取行动”。历史上来看，去掉“保持耐心”是非常重要的降息信号，大概率在7月会议上联储会采取行动。不确定性、弱通胀是本次联储措辞中担忧的方向。市场对联储降息的预期进一步演化，当前隐含年内3次降息预期。欧央行、美联储相继释放宽松信号，全球水位继续提高。在两大央行宽松引导下，全球债券收益率继续下行，美债逼近2%。同时，在本次全球风险资产反弹的过程中，黄金依然表现靓眼，显示在宽松环境中市场对冲不确定性的需求依然强烈。

伍戈：从无形之手来看，我国经济波澜不惊的背后，潜藏着结构变化的涌流。近年来作为“压舱石”的消费占比明显提高，经济波动性自然随之下降，国际经验对此都有印证。不仅如此，我国外贸依存度已降至低位，外需波动风险固然不容小觑，但其重要性今非昔比。从有形之手来看，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不无关系。近年来我国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及政策刺激力度都有明显变化，产出与物价相应变得平稳。尽管逆周期发力的重要抓手房地产和基建投资饱受争议，但国际比较看，两者之和占GDP的比重并未显著超越所处发展阶段。展望未来，依然是外部冲击和金融风险的多事之秋，但这未必预示宏观经济运行的轨迹发生结构性的断点变化。近期以放松专项债限制和熨平金融市场过度波动为代表的对冲政策正在路上。与波动性较小的宏观总量相比，未来经济结构上的变迁或许更值得期待。

张明：虽然2019年第1季度延续了2018年双顺差的格局，但导致第1季度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由2018年第4季度逆差转为顺差的因素（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升值和中国股票市场大幅上涨）在未来难以持续，因此，我们认为经常账户顺差和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可能会成为2019年中国国际收支的总体格局。主要原因是：首先，中美贸易摩擦的最新进展，以及中国国内总需求的较快下行，使得短期内中国经济仍将保持经常账户顺差的格局，经常账户由顺转逆的时间可能会推迟。其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承压，以及国内外投资者避险情绪持续上升，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在短期内面临较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从而使得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再次转为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