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84周年纪念日。10月10日、11日下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主办了两场主题为“来自鲁迅研究前沿的启示——名师名家学思历程”的在线学术论坛，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380余名师生联结在一起，共同分享有关鲁迅研究的前沿问题。

论坛分别由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北二外赵京华教授和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北二外李林荣教授主持。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黄乔生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洁宇教授，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主任、《鲁迅研究月刊》副主编姜异新研究员，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主任李浩研究员，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副主任乔丽华研究员，上海鲁迅纪念馆副研究员施晓燕应邀担任主讲。

北二外赵京华教授主持今年时值新文化运动105周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多位从事中外文学研究的中青年知名学者和许多对鲁迅研究感兴趣的高校青年教师和攻读硕、博士学位的相关专业研究生，热烈参与对话讨论，共话同忆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人物。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的寓所里逝世。巨星陨落的噩耗传来，全国人民以及世界进步人民和文化界十分痛惜，在宋庆龄主持的鲁迅葬礼中，人们用一面绣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旗覆盖在鲁迅棺木上。

最高在线近220人

“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

鲁博黄乔生馆长讲从《鲁迅全集》编纂看鲁迅文献学建设10月10日下午第一场交流会上，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从1938年中国第一套《鲁迅全集》到2005年注释本《鲁迅全集》的编纂谈起，强调了著作编辑和注释等文献基础工作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1938年民族生存危机中完成的《鲁迅全集》为现代文学家文集的编纂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建设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

80多年来，随着鲁迅研究的拓展和深入，《鲁迅全集》编纂事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编年、类编等体例的全集的出现，丰富了读者对鲁迅文化遗产的认知，而对文本做详尽注释，更是承接传统、应时代要求、服务当代读者的必要举措。现行的2005年注释本《鲁迅全集》在体例、收录标准特别是注释方便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汲取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成果，在未来几年内对其进行全面修订，很有必要。

黄乔生介绍了他所供职的鲁迅博物馆长期以来在鲁迅文献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如鲁迅手稿全集、鲁迅藏中外版画、鲁迅藏拓本全集、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全集、鲁迅藏书的整理和研究等，为学术界提供了原始资料，而百年来特别是四十多年来鲁迅研究的成果，为未来鲁迅著作的校勘、鲁迅文集的编纂、鲁迅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鲁迅全集》的编纂，离不开丰厚的文献资料和精深的学术研究；鲁迅文献学的建构，将有力推动鲁迅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人大张洁宇教授讲《从“野草”到“且介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洁宇以《从“野草”到“且介亭”》为题，从自身多年诗歌研究出发，以文本细读的角度分析了鲁迅的散文诗究竟要“写什么”和“怎么写”，并且在过程中提到了“波德莱尔与鲁迅”、“弃教从文”等内容。 张洁宇认为，“从‘野草’到‘且介亭’”主要是指鲁迅在大革命时期在写作和思想上发生的转变，包含了文体与艺术风格的转变，以及文学观念与思想的转变。如果说《野草》是鲁迅自觉地以散文诗充满紧张矛盾和晦涩抽象的形式对应现代人复杂的经验与心理的话，那么，杂文则也是以其复杂激烈而直接的形式对应了“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历史现实。

“让文献自己对话”

鲁博姜异新研究员讲题《多维鲁迅：图像互视•文献对话•历史叙事》在10月11日下午第二场交流会上，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姜异新首先讲述了她的论题《多维鲁迅：图像互视•文献对话•历史叙事》。通过对“‘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印入《坟》了吗”这个问题的考证，阐释了她对图像互视的思考：互视既是互证和互鉴，同时也是文学和历史的相互照见。之后，姜异新又提出了“让文献自己对话”的观点。她强调这种呈现历史的方式，在有限的讲述中摒弃传统历史叙事的逻辑论证模式和全知全能视角，不引入编者的观点，零注释、零评论，让读者在探索中直接进入文献的生命之流。诗性的而非唯科学性的编排，使文献成为象征与隐喻，以一种美学情境照亮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距离。最后，她从语言工具、现代主体意识、文学场域三个方面入手，表达了自己对于“《狂人日记》作为现代白话小说史叙述端点”的思考。

姜异新讲座中

最高在线近160人，姜异新讲座中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主任李浩的讲题为《鲁迅与〈古小说钩沉〉》。他介绍说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后，便开始着手辑佚《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这与日本时期的鲁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其中的原因，之前林辰先生有过解答，即是受章太炎影响，‘一是爱国主义的，一是喜欢魏晋文章’。不过，这也可能和鲁迅在日本时期建立的文化理念有关，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说，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需要：‘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

上海鲁迅纪念馆李浩研究员讲《鲁迅与〈古小说钩沉〉》“事实上，《古小说钩沉》的辑佚工作不仅是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的机缘，也是他进行中国小说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资料。五四之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持有谨慎的态度，从‘不读中国书’到‘拿来主义’。鲁迅在《看镜有感》和《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答文学社问》等文章中，提到汉唐时代的文化所呈现的海纳百川的自信，六朝文章的真诚。由此，我们可以窥见鲁迅对中国传统的择取条件以及他整理古代文献的文化取向。”李浩说。通过对鲁迅早期对于中国古籍的整理校注情况进行梳理，李浩认为《古小说钩沉》使很多原本被埋没的古籍重新走入大众视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鲁迅想要极力保存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疑问，现场得到了天津师范大学鲍国华的回应。鲍国华认为，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和他后来的小说史研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意在重建对中国文化/文学的理想。”

“鲁迅这一代人身上有更多对传统的‘因袭’”

乔丽华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副主任乔丽华以《鲁迅藏书中的<红楼梦>》为主题，考察了现存鲁迅藏书中跟《红楼梦》有关的书籍，其中《红楼梦》 刊本有三种：王希廉评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清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二十四册（双清仙馆本）；王希廉评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清光绪三年（1877）刻本三十六册（翰苑楼藏板）；王希廉等评本《增评全图足本金玉缘》，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十六册（求不负斋石印本）。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所藏《红楼梦》的三个刊本均为王希廉点评本。王希廉是清代具有代表性的《红楼梦》评点家之一，根据鲁迅日记，1928年他还购买了双清仙馆本，而我们知道，1927年程乙本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这被认为是比程甲本更好的本子。鲁迅的小说史略基本上是赞成新红学派的，然而同时却依旧搜购旧红学代表人物王希廉的点评本，这让我们看到，在鲁迅这一代人身上有更多对传统的‘因袭’，由此我们也得以来追索鲁迅这一代人阅读古典小说的姿态。” 乔丽华认为不同于胡适等小小年纪就在洋学堂接受教育的一代，鲁迅生于晚清，在私塾接受了较完整的教育，也正是在这期间“不务正业”阅读了《西游记》《水浒》等古典小说，“他所读的显然是清代流行的带有绣像的点评本，即一边读小说本文的同时借助点评和图像来咀嚼、体会和理解。这样一种阅读方式到了现代基本已经被摒弃，但在晚清是非常普遍的。”

施晓燕上海鲁迅纪念馆副研究员施晓燕有关《鲁迅在上海的居住》的讲题，可谓妙趣横生。她从鲁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后的日常生活出发，重点关注鲁迅的居住状况，考察鲁迅所租住的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的生活设施及周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分析非常时期上述地点对鲁迅生活和工作的影响。体会鲁迅面对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中的难题诸如房屋漏水、光线昏暗、空间狭窄以及治安混乱时的心理状况，从其搬新居驱虫清理的亲力亲为、除夕与海婴在楼顶放烟花的温馨喜悦等日常生活点滴中，一窥文学大师的人间烟火气。

李林荣教授在主持和总结阶段，提到此次论坛的主讲和对话讨论，集中展示的是置身鲁迅研究前沿和“前线”的新生代和中生代学人的学术风采，“尤其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两家历史积淀深厚、在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化文学研究领域长期从事基础工程建设和深层开拓的学术群体代表，把跨学科和多视角交叉的学思路向和问题意识，简约而又精到地呈现了出来。新一代鲁迅研究者已经通过星星点点的重要个案研究，作了起步扎实、开掘深广的努力，日益清晰地拓展出探察、论证鲁迅思想、文学和文化人格与民族传统深切紧密关联的全新学术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