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扶贫一线手记》第三部(三十四)

“变”出一片新风景

文/张兴 摄影/言实

出水城县城往南走，有个营盘乡。

营盘乡6个村都是深度贫困村。

6月5日，我们离开威宁县，将近中午时分到了营盘乡。县委副书记王崇立和几位县、乡、村干部介绍县情、乡情、村情，脸上却一直没离笑容。

王崇立念了几段流行在水城的“新民谣”：

“水城春茶，喝着喝着春天就来了。”

“水城刺梨，摸起来扎手，吃起来养人。”

“水城红心猕猴桃，一颗红心走天下，万般蜜意醉生活。”

民谣说的是在脱贫攻坚发展产业过程中，水城几个越来越叫得响的品牌产品，透出来的却是一种因“变”而被提振的精气神。

细微处体现的变化，最有说服力。

哈青村在一个高高的坡上，房子普遍不算太新，可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和村道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支书胡小占说，没有在村民中普遍形成的“比”的风气，你眼前看到的不会是这个样子。

比什么？过去的哈青村，既穷且脏，不少人精神还有些浑浑噩噩。

“第一书记”罗清说，有一招试了就灵。“评比积分”，谁家家里卫生、庭院干净？谁家脏、乱、差，影响人居破坏环境，都变成了正负积分，分数不同，家门口会被挂上不同颜色的牌子。积分还可以兑换商品，村里专门办起了“积分兑换超市。”农民们一个个在心里盘算：得不到免费的商品也就罢了，挂上差牌天天挨“批”，这人哪里丢得起？村干部也会因势利导：“积分高的可以得到一个电磁炉，等于是免费领取。积分低的，那就连一支牙膏也别想得到。好坏你们懂得，要高要低，全凭你们自己。”不愿“居下”的人逐渐增多，“比”的风气慢慢成型，家庭卫生、环境卫生状况开始改变。

也有不想比的。

村民石小荣，家里脏乱出了名，还爱酗酒。讨论积分评比兑现的院坝会上，他直摇脑袋：“哪里会有这样的好事？拿到粮油、锅子、洗衣粉白送你？评比评比，哪一次好处还不是只落到几家头上！”事实让他改变了看法和想法。终于凭积分领到一包洗衣粉和一打卫生纸那天，村里把石小荣请上院坝会的讲台。石小荣有扬眉吐气的感觉，他向乡亲们讲述干部们一次次上门做工作的经过，还提出建议，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增收致富，“都该拿来评和比。”

农村门对门，户挨户，有人提倡“比”，就会慢慢形成“气场”，你不会不被吸引进去，只是时间有早晚。

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在哈青村被物化成“积分评比”，“比”又提升着“变”的速度，一些照常理不会发生或者不该发生的事渐次发生。

参观完村民李腾飞承包的养鸡场，出来迎面碰上一个一瘸一拐、但全身收拾得蛮干净的人。他叫徐宏辉，曾经在这个养鸡场里当技术员，现在自已干起了商品鸡苗营生。一个单身残疾人，在脱贫攻坚中属于政策扶助对象，可他偏要自己拼一拼。你看他喜形于色地算账：“村里拿出8、9000元为我修鸡舍、买鸡苗，我不干好对不起人。再有两三个月，我保证把这近万元翻成几万元。”算完账他就笑：“到时候我不信没有好女人看上我。”

这种“变”，涉及到人，离不开脱贫攻坚大背景。

哈青村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建有“小康菜园”，这源于六盘水市的统一要求，让老百姓把以往不起眼的空地开发出来，达到“提升乡村环境颜值、提升乡村文明气质、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提升庭院经济价值”的目的。不过，这里的“小康菜园”同我在其他们地方见过的“小康菜园”又多少有些不同。

村民王小德，家里一溜平房，清清静静。房子拐角处也被当做“小康菜园”，地只有一分，围墙就地取材，一排火棘果树也被当做墙体用。地里面插花般地长着白菜、萝卜、小瓜，架豆开始爬藤，小葱正是青翠。他家庭院比路基高，院子边上用卵石砌出一个个花坛，花坛里有花，但菜更多些。花坛与菜园交合处有个棚架，这是“小康菜园”的标配，不同于我在别处所见，主棚架是村里统一发放的金属件，架上面的竹竿却全是王小德自己的“作品”。

别处的“小康菜园”，现代气息更浓；哈青村的“小康菜园”则保持了浓烈的“土”味。或许，“土味”更能激起乡愁。在这件事上，哈青村的“变”成了“变通”。

营盘乡罗多村“第一书记”黄亚祥也讲了自己“变”的故事。

33岁的黄亚祥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是六盘水市委办公室干部。他家一门出了三个“第一书记”，大哥、二哥都在盘州市的村庄里任职，为脱贫攻坚“三兄弟大比武”一时传为佳话。

“第一书记的职责到底是什么？”

刚进村时，他笃定这责任就是要比别人多费心多流汗，把产业规划搞出来，把村子发展的路理顺。

到后来，他在变。

抓发展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抓人”。

村干部开展工作局限于老模式，上面喊一下，下面动一动。他的办法是“各个击破”，专捡干部的短处下手，长处则让你有足够空间发挥。一二十年告别不了的“惰性”“惯性”悄然退去，人人有干劲。他把自己的心里话讲得明明白白：“将来我离开了，村干部还像现在这样干，就算我尽到了责任。”

易地扶贫搬迁不好搞，一遍遍开会宣传，还是没有几个村民报名。他找到了病根，老百姓真实想法是：“你们为了完成任务，想办法把我们哄下山。”这不，干部和群众还没有“走心”。针对村民对干部的不信任，他一项项做出承诺，打了“哪项不落实，不管我去了哪里，都来找我”的包票，疏通了心结，就一顺百顺。黄亚祥说，这也是“抓人”。

这种“变”，直击思想，影响着干部思想和思路的创新。

干部也是人，也有活思想，也有利益诉求。调动他们积极性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仅仅是硬性要求。

于是，一项村干部职业化管理的新举措，在水城县应运而生，一“变”激起千层浪。

蟠龙镇发贡村村支书周勇，提起县里实施的村干部“六化一体”就来精神。村干部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过去收入太低，又是干部的“编外”，人人都有不同的难处，重锤敲下去，不一定都落在响鼓上。

岗位公职化、责任明晰化、管理制度化、报酬工薪化、办公现代化、服务便民化，村干部档案县委组织部直接管理，身份感、荣誉感、责任感同步上升。周勇因为曾经获得“全省脱贫攻坚优秀支部书记”奖励，还享受到副科级经济待遇，月工资拿到5900元，年终有奖金，年收入能上十多万元。“我们吃住在村里，责任在村里，再不豁出来苦干巧干，是对不起组织上对我们身份认同的。”周勇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村干部的共识，看得出“变”对干部精神面貌的提振。

“六位一体”是一种尝试，往前走还有不可回避的问题。有人在做更深层次的思考：村级经济不发展壮大，村干部工薪来源恐难以为继。这，也可以视为“变”中的“变性”思维。

“变”，往往需要内外形成的合力。

在一个叫做鸡戏坪的村子，营盘乡党委书记吴忠婷指着一片在阳光下泛着淡蓝色光泽的厂房对我们说：“看，那就是营盘乡养鸡场。用扶贫子基金建设，现在年产值达到千万元以上，日产鲜蛋40蛋万枚。”

而这些鲜蛋，正是通过东西西部扶贫协作的渠道，源源不断销往辽宁大连市。

杨梅乡姬官营村里的“水城菌种场”，也是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由大连市援建。

副场长杨建祥，原本就是本地农民，他遇上了“变”的机遇。谈起这个年产2.1亿菌棒、为480多名农民提供就业平台的企业，他眉宇和谈吐间都是自豪。当然，值得自豪的还不光是这个企业，通过这个企业的产品，带动千千万万种菌农民脱贫致富，更是让他高兴的事。

百车河是水城有名的景区。景区里的蟠龙镇桃苑社区是易地搬迁“新市民”的新家。“新市民”何老四身着连衣裙、脚穿水晶凉鞋，倚在自家百货小店栏前，一脸满意的表情。

何老四从深山中一个叫滑石板的小寨子里搬出来，一搬就搬出了身份的彻底改变，在她眼里有很多新鲜事。

过去自己连学也没上过，村里孩子读到初中已经很满意。现在变了，她给自己孩子定了目标：最好能读上大学。

以前在寨子里从未开过会，现在见天都在开会，而且讲的是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教你怎样适应新生活，怎样去掌握自食其力的手艺。这样的生活，越过越有味道。

蟠龙镇镇长袁健说，这也是一种“变”，而且这种变意义特别深远，是何老四这些曾经的农民，在政府的帮助下，自己去斩断贫困世代传承的根。

同行的一位诗人当场口占：“搬出来的是今天，过上的日子是明天。搬出来的是人，断掉的是穷根。”

脱贫攻坚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一场深刻变动。水城县在脱贫攻坚中接踵而至的“变”，是这场大变动中的一道新风景。

2020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