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蒂芬·卡尔加诺维奇 翻译/菲利蒲 编辑/观察者网 李焕宇】
“种族灭绝”，这一西方从去年开始试图给中国扣上的新帽子让不少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实际上，它只是西方常用的一种“人权陷阱”，早在二十多年前他们就在巴尔干半岛首次“实践”了一把——后来被称作“种族屠杀”的斯雷布雷尼察事件。
虽然新疆跟斯雷布雷尼察之间的差别很大，但事实恰恰不是西方这套栽赃迫害手法中的重点。所以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在用类似的逻辑搭建两者的叙事框架，即建构并非真实的人权事件以吸烟眼球，然后以建构的故事为基础开展后续的政治操作和一系列制裁。
两件事还有一个非常“意外”的相似点：当年在海牙法庭负责审判塞族的检察官，与如今在伦敦造谣中国搞“种族灭绝”的竟是同一个人——已经被中国官方制裁了英国法官杰弗里·奈斯。
除了新疆，此前在乌克兰城市布恰发生的所谓“大屠杀”或在叙利亚发生的诸如“白头盔”一类的挑衅事件与斯雷布雷尼察也几乎如出一辙，对前者西方指控了俄罗斯，对后者被指控的则是阿萨德。
对这一切有着清楚认识的俄罗斯在今年4月更是在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的发言中直接点名了那些“导演了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西方）人”。
那么，斯雷布雷尼察到底发生了什么？
1995年7月，在波黑内战即将结束之际，当地活跃的亲西方军事人员，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对数百波黑穆斯林战俘组织了枪决（译者注：比如最终因斯雷布雷尼察事件被判刑，但判刑过程存在诸多离奇之处的克罗地亚人Drazen Erdemovic以及他的个别上级）。
之后，为了强化所谓“鲁莽和大规模杀害战俘”的印象，这一数字随后通过各种手段被夸大到约8,000人。西方利用其对全球媒体和电影娱乐行业的绝对统治地位，宣布这一行为为“种族灭绝”，并将责任推卸给了塞尔维亚人。
事到如今，这些行动的幕后操作要么已经大白于天下，要么即将被公之于众。可不幸的是，在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之后，被送上荷兰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却是与杀害斯雷布雷尼察战俘毫无关系的塞尔维亚军官和政治人物。该法庭由西方特别成立并全权控制，其任务是将战争罪几乎完全归咎于塞尔维亚一方。在那里，被押上法庭的塞方人员，因莫须有罪名而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惩罚。
西方在援引崇高的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时，其背后往往会存在与人道完全背离的动机，将这一宣传攻势上升到司法层面则更是将其厚颜无耻发挥到了极致。在波黑，他们想在穆斯林和东正教徒之间制造永久性的裂痕，以便在日后通过强加的方式让自己成为这一巴尔干战略要地中的永久仲裁者和主导力量。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虚构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开创了联合国“保护责任”的先河——使西方随后能够以各种人权借口对拒绝服从西方意志的各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预。这些具有显著帝国主义色彩的行动，其目标不是保护人民，而是摧毁这些国家，以便攫取它们的资源。
因此，对中国、俄罗斯等世界上众多主权独立的国家而言，二十多年前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事情绝对没有“一个边缘小国的人间惨剧”那么简单。
A点即斯雷布雷尼察
波黑：血腥内战
南斯拉夫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解体，其主要原因是这一多民族国家内部被激活和放大的激进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而宏观大背景则是走向终点的冷战以及西方所推动和主导的具有显著全球主义色彩的新秩序。新秩序的内核是西方利益向全球的扩张，以及西方对非西方主权国家的肢解，目的是让这些国家被分裂成若干个依赖西方的、容易被操控的弱国。
在这种大背景下，首先到来的是苏联的解体，而且该国解体后并不合理的国家边界在实际层面未能充分反映不同族群真实生活的地理范围。
南斯拉夫的解体与苏联在这方面有诸多相似性。1991年大规模内战先在克罗地亚爆发，当时其境内有约1/4的塞族。随后内战蔓延到了波黑，其境内除了克族和穆斯林，还有占到约1/3的塞族。很快，所谓“国际社会”趁虚而入干预了局势，希望以牺牲当地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
在波黑，主要的矛盾双方是塞族和波黑穆斯林。两个群体均属南部斯拉夫人，本质上同宗同源同语言，只是后者在奥斯曼帝国数个世纪的统治期间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作为波黑内部的第三个族群，在逢塞必反的西方的直接影响下，在大部分时候与波黑穆斯林为盟友关系。
在历史的阴影以及当时面对的政治现实下，占相对少数的塞族并不愿意与希望控制波黑全境的穆斯林居住在同一个国家内，于是于1992年塞族成立了（波黑）塞族共和国，并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和制度性机构。但西方随即直接站在了波黑穆斯林和克族一边，开始拉偏架。塞族在当时能指望的只有被大幅度削弱的俄罗斯以及隔壁邻国南联盟（塞尔维亚和黑山）有限的政治支援和物资支持。
粉红色代表塞族共和国，绿色和黄色代表穆斯林和克族控制区
波黑爆发的内战一直持续到了1995年，战事从各方面都是无情且残酷的。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在塞族控制的地区内部，穆斯林武装围绕斯雷布雷尼察形成了由当地军阀纳赛尔·奥利奇控制的波黑穆斯林飞地。在内战三年的时间内，其军队频繁进攻了周边的塞族村庄和居住区，对平民以及其生命和财产的烧杀抢掠屡见不鲜。就连联合国进入斯雷布雷尼察地区并把该地宣布为“安全区”之后，因为始终没有能完成对该地的非军事化，所以这类攻击行为没有丝毫减弱的态势。
在三年的时间内，有超过一千塞族平民遭到杀害，其中不乏十分暴力和残忍的蹂躏手段。塞尔维亚病理学家佐兰·斯坦科维奇（Zoran Stanković） 的调查结果记录了这些虐杀行为的方式和程度，后来 2002 年荷兰战争研究所“NIOD”的报告也证实了斯坦科维奇的调查。报告指出：
“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士兵共袭击了79个塞尔维亚村庄，主要分布于斯雷布雷尼察和布拉图纳茨（Bratunac）。他们的行为方式总体遵循类似模式。首先他们会将塞族从混居的村庄里赶走，其次他们会攻击被波黑穆斯林包围的塞族小村落，最后甚至全面入侵纯塞族村落。当地居民被杀害后，他们的房屋会被掠夺，然后被烧毁或炸毁。
波黑穆斯林一般会想在塞尔维亚东正教节日期间发动攻击（如圣乔治节、维多夫节、彼得罗夫节和东正教圣诞节），因为这类时间段塞方的警觉意识较为松懈，但这种行为反过头来助长了塞族对穆方的仇恨和愤怒。很大一部分这类袭击极其血腥，比如一些受害者直接被砍断脖子，或者被农业用具刺死，再或者被直接烧死。
据估计，有1000-1200塞族被杀害，约3000人受伤。最终在9390名斯雷布雷尼察塞族居民中，仅仅在四个村庄剩下了860人，分别是斯凯兰尼（Skelani）、兹尔维察（Crvica）、佩特里察（Petrica）和里耶什切（Lijesce）。”
时任联合国驻波斯尼亚维和部队的指挥官菲利普·莫里永将军曾说，由这些罪行引起的两个共同体之间的仇恨在空气中弥漫，一触即发，渴望复仇的情绪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仇恨情绪指向的内容无所不包。
2004年2月12日，在米洛舍维奇的审判中，莫里永作证期间表示：“我当时害怕当地塞族会希望因归咎于纳赛尔·奥利奇的行为而复仇。但纳赛尔·奥利奇已经不再是塞族的唯一目标，塞族还希望为更早之前在克拉维察（Kravica）遇难的人复仇（指1993年1月7日圣诞节的一次袭击）。”
当罗宾逊法官问及对穆斯林战俘的清算是否与塞尔维亚民众先前所遭受的恐怖袭击有关时，莫里永回答说：“是的，是的，法官先生。我确信确实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应该赦免这些罪行的肇事者或减轻他们的责任，但我确信事实的确如此（即他们的行为与袭击复仇有关）。”
在同一次审判中，莫里永将军还表示，在他看来，塞尔维亚指挥官姆拉迪奇将军“走进了斯雷布雷尼察的一个陷阱”。之后他紧接着意味深长地补充说，在斯雷布雷尼察后来发生的事“有利于纽约和萨拉热窝一些更有权势的人的利益。”（诉米洛舍维奇案，抄本，2004 年 2 月 12 日，第32029页）
一次毫无逻辑的撤军
1995年中期，波黑内战有望结束之际，在塞族军队后方由波黑穆斯林军队不断进行的军事挑衅已经到了塞方忍无可忍的地步。来自斯雷布雷尼察飞地的穆斯林军队不间断发动了针对塞族村庄的袭击，并阻断了塞方军队的物资供应链。
1995年6月26日，这些袭击达到高潮并使塞尔维亚方面彻底丧失耐心，当时来自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军队袭击了附近的塞尔维亚村庄维什涅察（Višnjica），穆方抢劫并烧毁了该村庄，最后还杀害了所有未能逃离村庄的村民。塞军队指挥层做出决定，移除作为穆斯林军队军事飞地的斯雷布雷尼察，以彻底解决塞族平民和军队在后续可能面临的威胁。
1995年7月的上旬，为期十几天的军事行动得到了有效的推进，塞方成功占领斯雷布雷尼察城。波黑穆斯林军队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开始撤退，并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遗弃了约两万妇女儿童，仿佛是给塞族武装故意留下的诱饵，希望引诱塞族对他们施暴，从而以后用作宣传材料。后来经证实，将斯雷布雷尼察直接遗弃的有军事能力的男性，曾试图穿过近60公里的塞方控制区，穿越重重塞方包围圈，到达穆斯林控制区图兹拉。
这种冒险的撤退行动实际上毫无逻辑（译者注：当时克林顿和伊泽特贝戈维奇方面为了获得攻击塞方的充分合法性，有意寻求过扩大穆斯林方面伤亡人数的办法。甚至出现过在穆斯林逃兵即将到达穆方控制区之际，穆方向自己人开枪的情况）。
1994年的波黑战争形势图 两个红点即斯雷布雷尼察和图兹拉
之后，由拉特科·姆拉迪奇将军指挥的塞尔维亚军队应联合国萨拉热窝维和部队司令部的要求，同意将穆斯林军队遗弃在该地的妇女儿童撤离到前线外的安全地区。在塞方组织妇女儿童撤离的过程中，同样试图到达穆斯林控制区的穆方军队开始趁机通过武装攻击的方式撤退。其中很大一批在撤退的过程中阵亡，还有一批最终向塞族军队投降。
需要注意的是，试图从斯雷布雷尼察逃跑的穆斯林军队，对塞族军队来说作为依旧处于交战状态的敌方，是合法打击目标。根据后来幸存者的叙述，穆斯林军队在撤退的过程中伤亡的确相当惨重。
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大部分所谓的穆斯林“受害者”实际上是那些在合法敌对行动中丧生的人，但是后来他们被故意编入了枪决和所谓“种族灭绝”的受害人名单中（译者注：在死亡人员中，有一些人死于其他战役，甚至还有一些人实际死于疾病或属于正常死亡，但其遗体被挪用来填充死亡数字） 。
后来，根据联合国等负责安置难民的国际组织统计，截止1995年8月4日，在不到40,000斯雷布雷尼察飞地的居民中，有约35,632人被成功转移或成功撤退至穆斯林控制区图兹拉。这些已经被证实的数据，已经足以推翻所谓塞族屠杀“8000多被俘的男性和男孩”的“种族屠杀”宣传说法（数据可参见这里，共四份报告）。
后续进行的尸检结果表明，在据信埋葬穆斯林受害者的乱葬坑中，根据其伤口呈现的特征，在被埋的人中至多几百，不超过一千人死于枪决。对详细信息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网站“斯雷布雷尼察项目”中查阅相关文件共3568份。这些文件是由海牙法庭检察官办公室的法医专家专门为法庭需要而准备的，参见这里。
这些文件最终指向的情况是，斯雷布雷尼察乱葬坑中共有约 1,920 具尸体，远低于宣传所称的 8,000 多具尸体。在对伤口和死亡方式进行分析之后可总结认为，其中只有至多1000 人可以被认定死于枪决。其余的人要么死于战斗，要么死于其他原因（译者注：比如地雷、高出坠落等）。
变来变去的“伤亡数字”
在考察死于交战和死于枪决的人员时，美国情报人员约翰·辛德勒（John R. Schindler）的分析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995年期间，辛德勒曾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情报分析人员，常驻萨拉热窝。根据他的说法，在波黑军队战俘中有约2000人死于枪决，至于其他伤亡人员均是在撤退期间的交火中丧命的（可参见这里）。可以说这一位能接触最高机密的情报官的言论也直接驳斥了所谓8000多名男性和男孩被“种族屠杀”的叙事。
在建构和夸大8000人这一数字的过程中，实际上连西方自己长期以来都未能达成一个共识。数字一直在变来变去，最终判决书上的数字更是没有经过科学证实。海牙法庭的各类案件判决书和文件中，出现的数字也是参差不齐：
从塞尔维亚将军托利米尔（Zdravko Tolimir）审判中所谓的 4,970 名受害者到波波维奇上校（Vujadin Popovic）判决书中的 5,336 名受害者，再到对塞族共和国总统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将军判决书中官方的 “7,000至8,000人”（译者注：至于上述这些人与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究竟有何种关系，究竟是否有下达枪决指令，一直没有被证明）。
在海牙遭西方指控的前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卡拉季奇、前波黑塞族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姆拉迪奇
在海牙所有涉及斯雷布雷尼察的判决中，出庭的证人基本一致，使用的证据也基本相同。但为什么在最关键的事实，即伤亡人数方面，从文件，到证人再到判决书，数字之间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这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不自然且令人困惑。
西方国家考虑事情的时候，早已放弃了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反而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的观念和故事默认为“事实”加以传播。这种故事在政治层面或许能让他们获利，但归根结底还是虚构的。这类故事会被各种西方垄断下的大型媒体机构和国际组织加以传播，重复成千上百遍，并无视甚至阻碍另一方的声音出现在舆论场内。
这种制造虚构现实的机制，在如今的俄乌冲突和西方歇斯底里但行动一致的反俄宣传中，以及对俄罗斯声音的打压中，再一次得到了印证。西方民众只能看到故事的一个版本，舆论只能允许有一种声音，即使这一种声音与现场发生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
虚构的罪恶感下，被忽视的塞族受害者
西方通过建构的所谓“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希望将所有责任归因于波黑的塞族人民，希望不断挑战塞族共和国基于国际条约所享有的实体地位，并希望给塞族人民灌输罪恶感从而更轻易的实现对他们的控制。这一切都是西方对那一些不愿意服从其意志的国家所惯用的心理战和政治舆论宣传战的组成要素。
这种逢塞必反和对塞族全体民族施压的情况，在整个持续了近20年的海牙闹剧中清晰可见。在所有的前南人员中，波黑战争罪方面，有110个塞尔维亚人被判有罪，累计刑期高达974.5年。相比之下克族仅12人，累计277年，波黑穆斯林更是只有5人，累计43.5年。
然而如上述所言，仅仅在斯雷布雷尼察周边地区就已经有上千塞族平民因各种烧杀抢掠和暴行而丧命，更不用提1999年北约对南轰炸所造成的数千平民伤亡。难道他们的命就不是命？难道下令杀死他们的人就不应该审判？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克罗地亚、波黑穆斯林、科索沃阿族等领导人，完全无需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负任何责任，甚至没有人逼着他们说任何道歉的话。
相反，他们获得了继续从政的权利，而塞尔维亚的领导人则要么被移交至海牙，要么被迫循环往复的为自己不曾犯下的事情道歉。
2003年，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族在科索沃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势力白皮书》对科索沃的“前总理”哈拉迪纳伊（Ramush Haradinaj）的简介
斯雷布雷尼察的所谓“屠杀”成为了西方国家勒索塞尔维亚的工具，所以就连塞尔维亚政府面对这种压力，都会出现左右摇摆的情况。如果不承认这是屠杀，国家和领导人将被制裁、被贴标签，如果承认了那标签只会被贴的更重。因此塞尔维亚政府对斯雷布雷尼察事件总体非常谨慎，甚至多少有些胆怯，担心若采取更具体和更坚定的立场会使塞尔维亚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出现进一步的裂痕。
1995年7月，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发生 27年后，许多事实已经浮出水面，完全驳斥了西方坚持强加的叙述。就连在海牙审判塞族的一些法官，如来自赞比亚的杰出律师普里斯卡·尼安巴，甚至还有来自法国的法官让-克洛德·安东内蒂，也对这种不具说服力的故事深表怀疑。在各自表达的意见中，他们对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官方解释的可信度，从法律层面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
尽管在斯雷布雷尼察之后，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发生了与之模版类似的剧本，但斯雷布雷尼察作为旨在满足他国地缘政治利益而发动伪旗行动的开创性案例，依旧有着其独特性和标志性意义。1995年为斯雷布雷尼察制定的原则和模版，后来在世界各地进行了调整和应用——当西方决定对自己的某个眼中钉发起攻击或掠夺时，这一套标准的人权干预模版就会出现。
虚构的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以及对塞尔维亚人民在斯雷布雷尼察处决“8000名男子和男孩”的诽谤，是对世界所有主权国家的警告。在这背后我们能看到，霸权主义者会使用什么肮脏的手段来维持他们对世界统治或者试图征服拒绝服从他们指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