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6日
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的
《波茨坦公告》发表80周年
当天
“珍爱和平”中日民间交流活动
在日本立命馆大学举行
活动现场，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受南京出版社委托，向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捐赠《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以下简称《南京大屠杀档案》）共20册，这也是《南京大屠杀档案》首次完整入藏日本高校。
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由中国记忆上升为世界记忆。2017年，中央档案馆等7家单位对所藏南京大屠杀档案进行整理、数字化和编排，并出版《南京大屠杀档案》丛书。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说：“图书是社会公器，通过图书可以更好地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更好地来维护世界和平。”
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馆长君岛东彦说：“记述客观史实的这些档案资料，为我们今后研究工作提供素材，太有必要了。”
日本立命馆大学“立命”二字源自孟子修身立命的思想。二战期间，该校数千名学生曾走上侵华战场；战后，学校深刻反思战争罪责，确立了“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教育理念，并设立国际和平博物馆，以此反省日本侵略历史、呼吁世界和平。这种对和平的追求，与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景高度共鸣，也让这里成为中日民间共话和平的一个平台。
活动现场，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发表了和平演讲，“为了和平，反对战争展（京都展）”也同步开展，不少日本当地居民前来聆听演讲并观展。
日本观众森永文子说：“听了演讲就觉得亲眼见到了大屠杀的现场，特别难受、悲哀。”
日本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斋藤敏康说：“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带去灾难，不能再发生这样的战争，要追求和平。”
▲《南京大屠杀档案》丛书
7月26日下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外孙女、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夏媛，在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讲台上端着外婆的照片，进行了一场牵动人心的演讲。这是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首次在日本土地上讲述祖辈亲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案。
时长30分钟的演讲中，夏媛讲述了外婆夏淑琴8岁那年遭遇的灭门劫难。
当她讲到1937年12月13日清晨——侵华日军攻占南京，住在城南新路口5号的夏家9口人，在日军的暴行中痛失7口时，她的声音微微发颤。“外婆的母亲被轮奸后被刺刀杀害，下身还被塞进一只瓶子；两个姐姐被轮奸后被刺死；父亲跪地恳求却被枪杀……”说到这里，夏媛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
台下一片寂静，只有夏媛带着颤音的讲述在回荡：“日军闯进隔壁房间，外婆的外祖父外祖母拼命护着她的两个姐姐，均被枪杀……8岁的外婆躲在被子里大哭，被日军用刺刀隔着被子刺了3刀，昏死过去……”
夏媛讲述的每一个细节都来自夏淑琴老人刻骨铭心的记忆，而这些惨状被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用摄像机和文字记录，并被载入《拉贝日记》，成为历史铁证。
1994年，夏淑琴成为战后首位赴日控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在东京、大阪、广岛等地揭露日军罪行。
此次赴京都前，夏媛告诉96岁的外婆：“我要替你去说，去京都的大学讲述你的亲身经历。”外婆的嘱托，让她更加清晰地感受到肩上的使命，“我作为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要接过外婆手上的接力棒，继续讲述这段历史。”
2022年8月，包括夏媛在内的首批共13名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获得认证，标志着幸存者后代正式接过传承历史记忆、传播历史真相的接力棒。
从陪伴外婆参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祭活动、在纪念馆做志愿讲解，到与来访的日本紫金草合唱团交流，再到此次赴日演讲，夏媛的每一步都在践行“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承诺。她说：“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正视这段历史、承认这段历史，通过认识历史，坚守和平。”
日本学生木村莉樱曾在北京生活15年，听完夏媛的演讲后，感到愤怒、伤心的她说，自己困惑于侵华日军为何做出如此兽行的同时，对现在部分日本人不负责任的状态感到痛心。
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6人。在2024年第三批共9人上岗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总数增至32人。
电影《南京照相馆》背后：
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证据”发现始末
电影《南京照相馆》正在热映，银幕之中的故事沉重无比，银幕之外的真实历史却远比电影更加残酷。影片故事取材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的真实罪证影像，两位年轻人接力守护，让罪行昭然若揭，让历史永不磨灭。
在影片《南京照相馆》中，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被放置在“吉祥照相馆”。其原型是华东照相馆，位于南京市长江路估衣廊一带。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时，十五六岁的罗瑾在华东照相馆做学徒。1938年1月的一天，一个日本军官送来两卷胶卷，罗瑾在冲洗时发现，竟然都是日军屠杀中国同胞、奸淫妇女、抢劫等暴行的现场画面。为了保存罪证，他冒着生命危险悄悄多洗了几十张，又用硬纸自制了一个小本子，选取了16张装订成册。
作为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证据”的日军暴行相册。新华社发
1940年，迫于生计的罗瑾离开了照相馆，进入位于毗卢寺内的汪伪政府交通电讯集训队学习。安全起见，他把相册从家中转移到集训队宿舍的床板下。
1941年初的一天，伪宪兵突然在寺内进行大清查，罗瑾情急之下把相册藏在毗卢寺厕所墙洞里并用泥浆糊上，隔三岔五地去检查。然而几天后，相册不翼而飞。
1941年，与罗瑾一同在毗卢寺参加培训的吴旋无意间发现了草丛里有一本册子，他捡起一看，竟然是一本日本兵屠杀、侮辱中国人的相册。
“这是罪证，绝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虽然知道藏匿相册很危险，但彼时吴旋心中只有这一个念头。他看见寺庙里有一尊坐佛的底座有个裂缝，就悄悄把相册藏了进去。
此后，吴旋每天夜里站岗或上厕所时，总要偷偷摸一摸，确认相册还在。培训结束离开寺庙后，他又将相册珍藏在他随身小箱的最底层，也将秘密深埋心底。
吴旋向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提交的“为呈献南京大屠杀案敌寇罪行照片事”呈文。新华社发
1946年，南京街头贴出布告，号召市民们检举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吴旋找出尘封已久的相册，交给了南京市临时参议会。
罗瑾、吴旋接力保护的相册被编号为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证据”，原因是这些照片都出自侵华日军之手，堪称铁证。
20世纪90年代，罗瑾（左）和吴旋（右）在南京重逢时拍下的合影。新华社发
1995年6月的一天，罗瑾与吴旋在南京重逢。直到此刻，两位老人才完整知晓这本相册背后所有的风雨波折。
来源：南京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