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调研手记079

贵州省，作为我国的时间文化长廊，至今依旧保留着十分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

而位于贵州黔东南的地扪侗寨，也承接了这一特性，于此仍可依稀见得很多传统文化的踪迹。

侗歌、侗戏、木构技艺、造纸、织染以及竹编藤编等传统文化形式都还在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于村民的寻常生活之中。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时间文化长廊中陈列的“各类展品”，也如老旧的影像般，在不断地褪色，从鲜明炫目的彩色到厚重却略显呆板的黑白，直至逐渐模糊地退出人们的视野。

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其飓风般的消逝速度，似乎是在不断地给人们敲着警钟，同时也以渐渐消亡的代价，引得了各界的聚焦。

对于这些传统文化，是“消极”地记录保存，还是“积极”地发展激活，各家之言，众说纷纭。或许，融合与平衡，仍旧可以成为找寻传统文化出路的底层逻辑。

1 细化分类保护

乡村传统文化的分类，往往也是被置于文化遗产的大类中进行划分的，从物质形态或是学科价值的角度进行分类，继而实施相应的保护措施。

然而，这样的分类保护方式难免有一刀切的嫌疑，同时也忽略了“村民的角度”，也就是“务实的角度”，这才是问题根源所在。

物质形态无法陈述该物质的内涵、发展过程以及功能属性，而这些因素却是制定乡村传统文化具体保护措施的决定性要素。

学术价值，也只是传统文化的价值之一，而决定它们能否继续顺畅地存活与发展下去的，却是由其在村民生活中的实用性所决定的。

由上可见，将内涵、功能以及实用性等要素融入乡村传统文化形式的分类依据中，对于有针对性地制定具体的乡村传统文化保护措施是十分重要的。

从细化分类出发，才能追溯清楚每一种乡村传统文化形式存在的本质所在，由此再有的放矢地决定采取何种方式来使它们继续有活力地存活下去或是进行精心地记录并封存。

2 发现内核

然而，细化分类只是乡村传统文化保护的开端。

在制定具体的保护策略时，则需要先从分类依据中发现每一种乡村传统文化形式的内核，才可以判断并做出下一步的操作。

像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在《论传统》中分析的那样：

“传统的变迁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是因为形成传统的智慧不会照射到未来认识到的事物，这形成了需要理性看待和修正传统的可能性。

“……外部因素是因为环境改变，面对其中心扩张，传统通过其载体所作出反应而发生的变迁 。”

如地扪的侗歌、侗戏，它形成的内核，一方面是为当地人创造一种娱乐活动，另一方面就是在后续发展中成为了记录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载体。

那么，就目前看来，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在当下井喷式的娱乐形式的冲击下，它已经越发地后继无力，受众越来越窄。

正如村民所说的，“以前年轻人谈恋爱是行歌坐月，男性如果没有一把好嗓子，是不会讨到老婆的，而现在都是用手机谈恋爱了。”

可见，作为娱乐形式这一内核，侗歌、侗戏已经愈来愈无法照进现实了。

而从该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载体的内核来看，至少其载体本身所承载的内容是值得被文字、影像记录保存起来的。

至于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形式，则可通过影像以及剧团展演的形式进行活态记录与展示。

3 更新载体

如果某种乡村传统文化的内核智慧仍然可以照进现实、并射向未来，但只是因为载体固化的缘故，慢慢失去了发展的活力，则可通过更新载体的形式，来重新延展这一传统文化的生命。

如地扪的木构传统手工技艺，它的内核在于它的卯榫技艺、掌墨师的经验性技艺以及与自然、生活所融合的建筑方式与价值观念。

这样的内核智慧，显然在现在仍是可以被延展并是有市场价值的。

然而，囿于外在环境与技艺载体形式固化的缘故，这门技艺开始走下坡路。

如今，地扪也出现了工匠师断代的状况，所有现职工匠师都在40岁以上，40岁以下则无一人再传承此项手工技艺。

这项技艺的激活，则势必需要通过其技艺载体的更新与转变，来扭转当前这一传统文化形式逐渐衰落的局面。

如上所述，对于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并不应一刀切，或是简单分类制定保护措施，这样很容易造成资源浪费，且达不到目标效果。

另外，也不应有积极或消极的措施区分，而是根据其内核与载体的性质，来决定采取何种保护方式。

理性地看待与修正这些乡村传统文化形式，理解它们自然变迁的正当性，无需拘泥于形式化或简单情怀的保存与维系，而是要从根本上找寻其内核与载体在现实条件下的融合与平衡。

作者：张媚，民智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务：肖 晗

责编：康雅琦、陈瑞锟

图片来源：地扪生态博物馆资料库、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