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笔者的好友从烟台来访。我俩的父亲原来都是八路军115师686团的，于是我们几个原 686团老战士的后代，便欣然欢聚一堂。
古人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若无情月长圆！岁月不饶人，即令我们这些出生在新中国的红军后代，都已垂垂老矣——年纪最小的也已六十有五，大的已年逾七十。
图中有四人为老六团子弟。右侧第二位身着黄背心的，是原新四军第四支队（即原红二十八军高敬亭部）的子弟，其父母均为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虽然他并非六八六团的子弟，但与笔者那位好友曾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我们五人的父辈来自两个方面军：中间那三位是红四方面军子弟，两头的为红一方面军的子弟。
作为老六团的子弟，当然免不了回顾父辈们的经历，席间谈及六八六团前几任司号长情况时，认为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因而鼓励笔者形成文字，以飨对六八六团历史感兴趣的网友。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前五任司号长
思目
进入主题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司号兵的来历和相关历史。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笔者发现，不少网友对司号兵——尤其是红军的司号兵——存有一定的偏见。大概是因为张国华、尤太忠等开国将军均系号兵出身，认为司号员跟在指挥员身边，不需要冲在前面，故活下来的机会要大于普通战士。不客气地说，这显然是伪军迷——缺乏相应的军事常识。通常说来，作战时司号员要紧跟在军事主官身边，随时转达上级的号令和将指挥员的指令化作号音传达下去。部队冲锋时，司号员要第一个跳出来吹响冲锋号。由于其时缺乏通讯手段，司号兵往往成为敌我双方狙杀的目标。
由于篇幅关系，简介只能点到为止。
军号，是近代新式陆军行进、作战以及日常习作等主要传达命令的通讯工具。古代军队的行军和作战，主要是通过擂鼓（前进）、鸣金（后退）及吹牛角号等来指挥作战及调动兵力。由于这些传输手段过于简单且作用距离有限，军队作战和行进时的远距离通讯只能通过（骑马）传令兵来解决。但军号就不同了，能通过三个音符吹奏出很多变化，而且其声音的直线传送距离，至少超过五公里，在相对较直的山谷中可达八公里以上。此外，还可通过号兵接力的方式传达号令，所以进入近代以后，新式陆军基本都采用军号进行通讯联络。
军号（图片取自网上）
根据明确史料记载，中国军队首先引进洋式军（铜）号的，是清末的北洋新军——即袁世凯仿照德、日陆军建制和操典条令，将定武军改编成的“新建陆军”。1904年练兵处《奏定陆军营制饷章》规定：每标（团）设司号长一名，每营设号目一名，号兵八名。之后的民国军队及国民党军，基本照此制度延续下来。中共八一南昌起义后建立的工农红军，基本承袭了原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连设司号兵（员）一名；营设司号班，由号目（班长）管辖；团设司号排，由司号长（排长）管理。
清末新军号兵（图片取自百度百科）
由于红军脱胎于国民革命军，故早期一直沿用员国民党军的号谱。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在与敌作战时常发生误会，于是红军总部决定编写自己的号谱。依据红军的战史记载，时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于1931年11月下旬，专门主持召开了红军司号员会议。11月29日，又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亲自起草并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号谱号音的《通令》。《通令》要求全军各部队，包括鄂豫皖等苏区、各军团、各军以下的指挥员，督促所属司号人员在短期内熟悉和掌握新的号谱，以便使全军尽快在统一的号音下行动。新编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直接采用五线谱，内中载有红军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首长代号等曲谱340多首。出于保密考虑，原则上《红军号谱》每团只有一本，掌握在司号长手中，号目及司号员则完全靠靠背诵，将相关号谱记忆在脑中。
此为老红军罗广茂保存下来的全国唯一完整的《红军号谱》！（图片取自网上）
现代的军号是由古代的号角发展演变而来，用铜铝合金制造，由号嘴、号身、号碗、连接箍等组成。在上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军队团、营下达的作战指令，都要靠各种不同的号音（曲）来传达，由于部队作战和行进时，号兵需要紧跟在首长的身边，所以往往也被称为“指挥员的耳目”。根据相关文章介绍，我军的号谱共有七大类一百零七种，约五百多首号令（曲）。可以说战争年代的我军的行军、驻止及各种战术行动，甚至部队的番号、各级指挥员的职衔和调遣等，都要靠不同节奏、不同音调的号声来进行传递。实事求是地说，在通讯落后的战争年代，部队行进作战时的主要命令，都要靠军号来下达。
上面这段号谱，就是命令少共国际师政委跑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图片及话意均源自杨浪先生《回荡在历史天空的战斗号角》一文）
正是由于司号兵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往往成为敌我双方的狙杀目标，加上号音是直线传播，吹号时必须站在有利于传送的地方，所以号兵的位置很容易暴露，因此司号兵吹号时经常遭到敌方的射杀。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34年的谭家桥之战：当红十军团发起进攻时，国民党军王耀武部前卫团尚在运动中，因此该团团长急命司号长吹号命令前卫营跑步进入指定地域。结果号令还未吹完，就被红十九师的特等步枪手一枪击倒在地！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中的很多连队里，都配有两名司号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长征到西北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和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改编后的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第一二零以及第一二九师，每师辖两个旅，每旅辖两个团，每师定员为15000人。1937年9月14日，第八路军被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但习惯上仍称为“八路军”，后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
根据笔者考证，脱胎于红三军团的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前五任司号长如下：
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六八六团第一任司号长为王六生。
王六生少将（图片取自网上）
1937年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一军团第四师（原红三军团）缩编为一一五师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该团团长由原红四师师长李天佑担任，副团长由原红一师的政委杨勇担任。所辖三个营的营长分别为：一营营长张仁初（原红五团团长），二营营长杨尚儒（原红十一团团长），三营营长邓克明（原红十二团团长）。每营下辖四个连，全团共十二个步兵连。按说六八六团首任司号长应由原红四师的司号长担任，但实际却是由原红十团司号长王六生升任。对于这段史实，可通过陈目海的回忆加以了解：改编时团领导的意思是想调我去团部，但因我已同三营营长（原红十二团团长）邓克明混熟了，就要求留在三营。没想到后来原红四师的司号长杜XX（名字记不住了），被团里被安排到三营任号目。大概因我参加红军要早些，之前又曾在红十一团当过司号长，所以改编时我就被调到二营（也就是原来的红十一团）担任号目。一营（原红十团）号目，由蒋学道（原红十团一连司号员）担任。这样原红十一团的司号长何子东，就被调到三营去当司号员了。
有关六八六团第一任司号长王六生的革命经历，正规史料中的记载较为简单，而网上流传的又多是不实之词，如百度百科等编纂的条目中记叙：“……1934年在红四师师部和十团当司号长。……1936年5月，又随军西征甘肃，……。此时王六生已在红军第四师十二团二连任指导员。……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王六生被调任为115师343旅686团3营10连指导员，……1938年3月，王六生任686团二营营长，……”笔者在此不得不指出，上述这些记叙严重失实！王六生在其撰写的回忆文章《嫩毛驴》中说得明白：“一九三五年九月，我们四师十团刚刚渡过甘肃渭河，国民党部队就又追上来了，……，当时，我在十团当司号员。战斗中，我的右臂负伤，肩胛骨被打穿，……战斗中，我的右臂负伤，肩胛骨被打穿，……”；“到了陕北，我们由卫生队转到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医院，毛驴也跟随我们到了医院。”；“一个多月过去了，我的伤好了，院方批准我出院归队。”；“这时，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组织上已经决定你留在师部当司号员了，你来得正好。’”
依据上述这段摘取的内容可知，从王六生参加红军直至1936年1月伤愈归队，并未担任过百度百科所记叙的那些职务。那么，王六生究竟何时开始担任红十团司号长的？
稍微对红军历史有所研究的大都知晓，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在吴起镇打完骑兵结束长征时只剩下七千多人，加上此后陆续返回的掉队人员勉强只有八千多人——包括中央纵队的一千二百余人。根据相关史料明确记载，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时，红一军团只编了两个师——即第二（原第一纵队）和第四（原第二纵队）师。1936年1月红一军团重建红一师，由红一团（大队）、红十三团（大队）及新组建的红三团组成。其时即使加上全部归队的轻伤员，全军团满打满算，总兵力大约也不到八千人。根据陈目海回忆，当时第四师的第十团（大队），只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加上团部共约五百人左右。红十二团也好不那去，至多六百人。红十一团稍好，也不过七百来人。也就是说，其时红四师拢共只有不到两千人，之后加上所有陆续归队的伤病员，也不过两千五六百人而已。直至是年5月东征胜利、在山西扩红八千多人后，红一军团方恢复元气。所以王六生升任红十团司号长的时间不会早于1936年2月，最可能的时间大致应为是年9月——山西扩红的新战士经过简单训练补充到部队之后。
经过以上考证和梳理，王六生参加红军后较为准确的任职情况大致为：原名王盛其，江西萍乡人，1917年5月生。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中央苏区的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任红一军团红四师第十团司号长。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司号长。1938年1月，任六八六团三营十连指导员、营组织干事，年底升任六八六团第一营教导员。1940年后，任第一一五师师教导二旅第五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等职。1943年任鲁南军区第5团政治委员兼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1944年8月，任重建的中共鲁南区党委第四地委书记，仍兼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和笫五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等职务。1945年9月任山东军区笫八师二十三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八师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二军六十五师政委。1950年1月升任第二十二军政治部主任。1955年9月，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此后担任过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以及武汉军区政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委等职。
八路军第六八六团第二任司号长为陈目海。
此照片为陈目海90岁接受采访时大众日报社记者所摄。
陈目海，福建惠安人，生于1915年9月。1929年6月，于闽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1月加入共青团。因组织关系战争中被丢失，1933年4月重新入团。1934年6月，任中革军委教导五团司号长。1934年9月，任中央红色革命教导师第二团司号长。参加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随中央纵队参加万里长征。湘江战役后教导师解散，随原教导一团团长文年生及一个营的兵力补充到红三军团，陈目海被分配五师十四团第一营任号目。12月打黄平时负重伤，坚持跟随部队。1935年4月伤愈后，分配到红十团二营四连任司号员。10月吴起镇战斗结束后，四连仅剩二十余人故被撤销，剩余人员并入三连，仍任司号员。1936年9月被任命为红十一团司号长，11月改任红十二团司号长。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六八六团二营号目，9月中旬因故调至三营任司号员，打完平型关战役后原号目下连当了指导员，陈目海于9月底接任三营号目。1938年1月升任六八六团司号长，当年11月入党。年底兼任六八六团侦察队司号排长。1939年1月免去团司号长，只任司号排长。8月调任鲁南支队第七团司号长。1940年6月任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司号长。1944年4月任滨海军区司令部通讯参谋。1946年11月任华东军区通讯局二科股长。1948年11月任华东工商部大华电料公司副经理。1949年2月任华东工商部第三仓库主任。1950年5月转业至地方工作，没有被授予军衔。
八路军第六八六团第三任司号长为蒋学道。
蒋学道（图片取自网上）
蒋学道，1917年8月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第三十五团。因年纪较小，被选送至司号排学习吹号。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第一〇团任司号员，不久在战斗中负伤。伤愈后，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司号连，曾任司号连班长、排长。1934年初，任独立师司号员。是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川陕苏区反“围剿”和红四方面军长征。1935年6月，随所部被补充到红一方面军。由于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的号谱不同，故补充过来的原红四方面军司号员集中训练学习。学习完毕，被分配到红三军团第十团一营二连任司号员。1936年9月升任红十团一营号目。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六八六团第一营号目。1939年1月，升任六八六团司号长。同年6月陆房战斗结束后，升任第二连指导员。1941年升任营教导员。1944年任滨海二行署公安局长。1945年10月任警十旅十九团政委。1946年7月任滨北独立团团长。1947年3月，任胶东军区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1948年底，升任华野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师副师长。1952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部处长。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3月晋升为大校军衔。后升任陆军第二十八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军长，福州军区闽北指挥部司令员、陆军第二十九军军长，以及福州军区副参谋长和顾问等职。
八路军第六八六团第四任司号长为何子东。
因此人于1941年间叛变，正规史料中未见记载。根据陈目海的回忆，只知何子东为江西人，生于何年何月不详。1933年参加红军，1934年6月被组织选派学习吹号。根据其后来的经历推断，何子东学习完毕应该是被分配到红三军团四师第十一团，之后随队参加两万里长征。1936年11月，何子东被提升为团司号长。大概因为他是红十一团的老人，故陈目海被调任红十二团司号长，该团司号长由何子东接任。1937年8月红军改编时，陈目海被调回到六八六团二营（原红十一团）任号目，何子东则被调到三营当司号员。9月中旬打平型关之前，何子东突然跑回二营，说什么也不肯再回三营。大概是何与二营领导关系比较熟络，团里便来人动员陈目海回到三营当司号员。据陈目海晚年回忆，何子东属于那种心眼比较多、很懂得吹吹拍拍那一套的人，他跑回二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当号目。1939年5月陆房战斗后，六八六团变动较大。山东纵队补充过来一千多战士后，六八六团便重建（恢复）第三营（原三营随杨勇等留在鲁西）。6月团司号长蒋学道升任一营二连指导员，此时由于司号排的小司号员全部分到部队，陈目海便从团侦察队回到团部。按说应该恢复陈目海的司号长职务，但不知何故却将何子东由二营号目，提升为六八六团司号长。两个月后，陈目海被调到新成立的鲁南支队第七团任司号长。何子东担任司号长后虽然工作一般，但却很讨某些领导的喜欢，故仅仅过去半年，就于1940年1月被提升为八连副连长。由于此人怕艰苦、心术又不正，1941年春在叛徒王凤鸣引诱下，带了连里的小司号员叛变革命。
拼（接）截自陈目海1956年《自述》
八路军第六八六团第五任司号长为柳玉路。
柳玉路上校。
柳玉路，四川宣汉人，生于1919年。1933年10月，于巴东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八十一团三营七连战士。因年纪较小，于1934年3月被选送到红九军第二十五师司号连学习吹号。训练结束后的是年7月，被分配到红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三营八连担任司号员。参加了川陕苏区反“围剿”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1936年4月，被调至第七十五团一营三连。西路军失败后，被党营救回延安。经甄别于1937年10月，被分配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二营七连任司号员。1939年6月任六八六团二营号目。1940年1月升任六八六团司号长。后被提升为六八六团第二营八连副指导员、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于1946年2月，任山东军区总兵站滨海兵站处一中站一分站指导员。1947年5月，任华东总兵站滨海兵站处马车队队长兼指导员。1948年7月，任华东总兵站第一兵站处二中站副站长。1949年9月，升任站长。1950年10月，调任华东军区后勤运输部第二运输处副处长。之后随九兵团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3月，任志愿军后勤四分部第十六大站站长。1954年7月，调任志愿军后勤五分部第十七大站站长。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上校军衔。1956年升任志愿军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副师长。这个第四十七师的前身，恰好是1939年初，随杨勇留在鲁西的原六八六团第三营等部组建的一一五师鲁西独立旅，所以也算是回到了老部队。回国后不久，柳玉路被调至总参防化学兵第一零二仓库主任（正师级）。
通过以上回顾，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六八六团的前五任司号长，全部为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除第四任何子东叛变革命外，其余四位都为革命做出了应有贡献。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