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好书推荐」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伦理动因 ——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伦理动因

——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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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资本主义逐渐展现出非凡的魅力，于是这引发了众多学者纷纷关注和解释其发展的原动力问题。1905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上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以宗教精神的视角去探源资本主义产生及发展的动力。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表面化的“营利”、“追求利得”、“敛财”等经济行为，还应该具有一种非理性抑制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人类的经济行动更加理性、可持续，从而更契合资本主义的本质。这种精神被韦伯称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并且是与新教伦理存在着“亲和性”的。然而，正如韦伯所言，“近代人即使抱着最大的善意，也往往无法理解宗教意识对于生活样式以及文化真的有过如此巨大的意义”。[1]因此，《新教伦理》的出现，无疑是资本主义发生学中的深刻洞见，彰显了宗教精神的解释力，并使其成为世界性话语。

誉满天下必谤满天下。《新教伦理》一面佳评如潮，一面呛声连连。唯物主义学者认为韦伯忽视了制度、技术等物质条件的作用，陷入了“精神决定论”；经验主义学者认为韦伯的统计材料不符合事实，过分夸大了宗教改革的意义；就连宗教界也认为韦伯曲解了新教各教派的教义，单纯是为了论证而进行自我解读。诚然，这些批评揭示出了《新教伦理》的局限，但是瑕不掩瑜，《新教伦理》的研究命题在当今社会仍然没有过时，尤其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新教伦理》能够为中国构建伦理文明提供价值参考和方向指南。

一、回顾与思索

（一）研究命题

韦伯开篇提出疑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且仅在西方世界产生？研究世界史，其实可以发现，像中国、印度等地相比西方世界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但却没有催生出资本主义。那么，这可以归诸于哪些非物质因素呢？与此同时，在西方世界内部，韦伯基于德国巴登地区的信仰统计，总结出基督新教与资本主义相关联的经验性规律：“资本家以及活跃的商业地区全都带有浓重的基督新教的色彩，而且新教教徒在社会上具有更高的经济地位”。[2]因此，西方世界的独特性是否在于基督新教孕育出来的伦理精神，这种精神引导人们的经济行动趋于理性化，最终催生资本主义。基于这种推理，韦伯提出了新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精神选择性亲和的逻辑命题。

此外，韦伯将研究视野放到西方历史上的宗教改革运动，即基督新教的发轫时期，来追溯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伦理基础。但是韦伯发现，宗教改革家出于纯粹宗教动机，全然不知改革成果对现实的影响，同时在早期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的磨合中，新教绝非资本主义的友人，甚至还会对资本主义营利本质进行蔑视，以至于当时社会产生一种混沌状态：人们日益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但是却依然保持传统主义的心态。为此，韦伯有必要去找到“被遗望的宗教影响力”，于是将《新教伦理》的研究课题进一步聚焦：在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宗教动机有影响吗？怎么影响的？

（二）分析论证

韦伯遵循“宗教教义—宗教伦理—资本主义”的论证思路，逐步回答资本主义的宗教驱动问题，具体论证过程中又细分成两个部分：其一是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其二是世俗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影响。

新教[3]的“预定论”与“确保恩宠说”催生了世俗禁欲主义[4]。预定论导致“上帝绝对自由”的认同：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所以，新教徒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确保恩宠说则认为，作为超验存在的上帝，以不可思议的圣喻,规定了尘世中每个人的命运，而且上帝的恩宠具有唯一性。因此新教徒要确保恩宠，就必须在上帝的既有安排中，按照“为神所喜”的方式行事，以增加“神的荣光”。这些教义都突出了尘世生活与上帝的联系，尘世中的人只有恪守神的旨意，才能获得救赎。与此，最终产生了世俗的禁欲伦理。

世俗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集中体现在“天职观念”。韦伯通过富兰克林的道德劝诫来归纳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地追求利得的心态。与之相对应，世俗禁欲主义则强调“神所赋予的天职”。首先，以劳动为天职，当选民状态不确定、未来生活不确定时，唯一确定的是“只有工作才会被神所喜”，而且尘世中的职业安排都是上帝预先设定的。所以，天职劳动观指导人们接受上帝的职业分工，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其次，以财富为天职。获取财富是劳动的结果，也是神的祝福，营利为神所喜，但是财富受托于上帝,个人使用财富要遵循神的旨意。因此，天职财富观集中表现为：正当地追求财富，并全力抵制财产的自由享乐，坚持一辈子的善行。[5]最后，为履行天职而禁欲。专注世俗劳动是最高的禁欲，以勤勉劳动来抵制慵懒与懈怠；同时以获取财富为终极目标，一切有损于财富积累的行为都是非理性的。最终，天职观念逐步超越传统主义，将教徒培养成“经济人”，与资本主义逐利心态共同汇入“理性文明”之中。

世俗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兴起阶段。资本主义的获胜是新教伦理相对于传统主义的解放。首先，世俗禁欲主义培养了理性的资本家与职业工人：资本家以追求财富为终极目标，工人以劳动为天职。于是，资本主义的主体角色开始出现雏形。其次，无论工人还是资本家都自愿地接受资本与劳动的分工，因此资本与劳动能够组合起来，理性的经济组织也随之出现。再次，财富节俭意识与禁欲伦理有助于资本积累，增加生产性扩大再投资，发挥资本的最优效率，从而创造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最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宗教伦理合法化。在劳资关系中，人们看不到雇佣、剥削，而是以共同的宗教情怀，遵循上帝的分工安排，各司其职。资本家和工人基于统一的资本主义人生观，没有人愿意成为资本主义结构的破坏者，最终在主体和谐的氛围中，资本主义得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三）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论证，韦伯证实了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诸多要素其实来源于基督新教的世俗禁欲主义，而且世俗禁欲主义已从僧院步入职业生活，开始支配世俗道德，从而助长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诞生。最终韦伯总结，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是从新教禁欲伦理孕育出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超越技术、制度之外，以伦理感召引导人类经济行为，从而塑造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

二、批判与回应

（一）反对者的批判

学界对《新教伦理》的质疑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精神决定论的质疑。《新教伦理》有关资本主义发生学的解释，完全忽视了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等因素，而过分强调伦理精神的作用，同时强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陷入了精神决定论的思维误区。

第二，论据的质疑。首先，作为立论依据的巴登宗教信仰统计与富兰克林的道德劝诫，被质疑是否真正具有新教意义；其次，越来越多的统计资料表明，资本主义产生与新教并没有直接联系，例如早期的英国、荷兰。再次，早期绝大多数的金融中心、大资本家都在天主教区；最后，没有新教影响的东亚地区也产生了资本主义。

第三，变量的质疑。首先，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营利，所以催生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应该是市民精神而非宗教精神；其次，资本主义兴起于意大利，所以其动因应归结于反宗教改革意识，而非新教伦理；再次，天主教具有与加尔文主义相似的职业观，同样也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依据。最后，新教与天主教各自在不同国家创造了资本主义繁荣，因此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

第四，存在逻辑悖论。文中论证新教伦理如何催生资本主义，但现实存在相异的现象——财富的增加伴随着宗教素质等比例的下降，这也意味着破坏新教伦理的往往又是资本主义本身，那么，存在亲和关系的二者为什么不能相容，而且恰好发生在资本主义获胜后？

（二）韦伯及支持者的回应

面对上述的质疑，韦伯及其支持者分别予以了回应：

首先，韦伯认为精神决定论是对《新教伦理》最大的误解。终其一生，韦伯都在坚持因果多元论，《新教伦理》的核心思路也只是为了证明，在促进资本主义兴起的诸多因素中宗教动机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否定其他因素。而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是亲和关系，而非因果关系。

其次，韦伯对论据的选择是比较谦卑的。韦伯解释道，《新教伦理》并不想做成广泛的文化分析，因此在复杂的资本主义发展环境中，“重点关注显得重要的部分，就文章目的而言，其他取径似乎行不通”。[1]至于东亚个案，支持者认为东亚资本主义属于外源性移植，不能成为韦伯命题的反例。[2]

再次，韦伯始终坚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他认为反对者把资本主义与营利观念混为一谈，忽视了其中的价值理性；同时对天主教的职业观念也理解偏颇，天主教的传统保守主义不可能赋予世俗劳动以神圣的、道德的宗教认同。然而，新教入世禁欲伦理塑造了资本主义的经济风格，与政治经济因素一起共同创造了资本主义。

最后，韦伯对第四点质疑并没有过多的辩解。他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文章结尾处简单提及——“获胜的资本主义，既已盘根在机械文明的基础上，便也不再需要这样的支柱”。[3]当然，这也是所有文化研究的困境：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实体，人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找到其中的印证。

（三）《新教伦理》的遗产

《新教伦理》问世一个多世纪以来，尽管饱受各种质疑与批评，但是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就理论贡献而言，《新教伦理》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宗教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开阔了研究视野，并使此类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同时在实践方面，《新教伦理》论证了宗教伦理的重要性，启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切不可忽视伦理动因。此外，《新教伦理》突出了新教入世禁欲伦理的历史意义，为现代国家的伦理文明建设提供了范本。

三、反思与启示

（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伦理拷问

在宏观层面，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相应的伦理文化来回应与承接。按照《新教伦理》的解释逻辑，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是基于特定的伦理文化之上，然而中国的发展似乎呈现出与伦理相脱节的特点。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多讲点实惠，少谈些主义”为口号的实用主义占据了思想上风，政府也积极鼓励公民致富，对财富的结果予以合法化。这些极大地促发了全民逐利的行为动机，同时也使中国社会越来越世俗化，中国人变得没有信仰，没有约束，为了营利可以不择手段，从而导致中国市场经济演化成一场奔向道德底线的竞赛。因此，中国的发展应引起伦理的拷问：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奇迹，那么，伦理文化对此如何回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建立在舶来文化基础上的；另一方面，中国要实现持续地发展，那么需要何种伦理文化来承接，为市场经济提供伦理基石？

在微观层面，中国人致富之后需要成熟的伦理文化来规范与调整。中国人致富之后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以富人角度来看，中国存在投机致富。这些富人因为意外财富而变得自负，并随着财富的增长，引发了对更高社会地位的渴望，所以常常以高调炫富来体现身份，最终陷入历史的财富诅咒：富不过三代。其次，以穷人角度来看，中国存在仇富心理。中国社会存在机会剪刀差，努力与收益不成比例，使得穷人对财富分配存有偏见——财富是具有原罪的，因此，仇富心理也随之产生。最后，从贫富关系而言，中国富人的慈善意识相对不足，而穷人对富人也不够包容，随着财富的集聚效应，中国贫富矛盾也日益加深。与之对应，新教的入世禁欲伦理使西方社会对待财富极其理性：他们认为，财富的分配是上帝的旨意，富人获取财富是上帝的祝福，穷人如果恪尽天职，也会获得财富，而且财富只是人们替上帝暂时保管，所以应该节俭，以积累更多的财富。最终，西方社会实现了财富的可持续增长。由此可知，中国上述财富问题的频发正是面临着伦理缺失的拷问，中国如果要实现财富的健康良性增长，必然离不开成熟的伦理规范。

（二）中国伦理文明建设的启示

重塑信仰的力量。人有信仰，才会有精神动力，才会有价值约束。近代西方人怀揣对上帝的无比崇敬，一面世俗地逐利，一面虔诚地禁欲，最终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而中国社会缺乏共同的信仰，从而导致功利主义称雄。因此，中国要重塑信仰。在伦理文明建设中，要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统一社会认识，并树立共同的价值追求，创造新型伦理文化的认同，并以此来指导人们的社会行动。例如中国梦的倡导，让每个中国人都有梦想和追求，并会为此而付出努力。

增加理性的成分。伦理价值引导人类行为，理性的伦理才能导致理性的行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最大的优势特征就是理性，而中国社会恰好缺乏理性的伦理成分，正如黄仁宇所说，“中国社会不具备数目字管理的能力”。因此，中国如果要实现现代社会秩序的形式理性，就必须在伦理文明建设时增加价值理性的成分。价值理性从而何来？一方面在于传统价值中理性的挖掘，另一方面在于其他文明的理性借鉴。

注重传统的转化。伦理文化顺应时势，才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支持而不是限制。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得益于宗教运动，使理性营利的心态突破了传统宗教的道德束缚。目前，中国伦理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时间差，落后的传统文明可能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这启示我们，要根据现代时势，改造传统。在伦理文明建设过程中，既不能捐弃传统的根基，同时也不能墨守成规，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正视传统，并积极使其与世界先进文明进行对话与交流，从而实现传统伦理到现代伦理的转变，发挥伦理文化的应有魅力。

注释

1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8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

新教主要包括四大新教教派：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从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宗派。

4

天主教也有禁欲主义，但是仅局限于僧院里的修道生，所以天主教的禁欲主义是一种出世的禁欲主义，而新教要求教徒在尘世中履行神赋予的义务，所以新教的禁欲主义涉及到整个世俗社会，是一种世俗禁欲主义。

5

天职财富观念可以用卫斯理的一句名言加以总结：拼命地赚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

6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前言1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7

参见何新华：《韦伯中国命题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东南亚研究》，2005（1）。

8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8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曾祥坤：长安街读书会博士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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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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