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18”事变带来了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促使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也推动了中国电影艺术开始改变。

在这一时期，广大观众已经厌恶了脱离生活、逃避现实的鸳鸯蝴蝶派影片和武侠神怪影片，而是对于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担忧。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为了转移国际视线，突然向上海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在这个时间段，由明星影片公司花费巨款拍摄的鸳鸯蝴蝶派影片《啼笑因缘》惨遭滑铁卢，公司一度面临破产。

为此，周剑云、夏衍、郑伯奇与郑正秋等人组成了编剧委员会，掀起了一场左翼电影运动，在这一阶段，进步的电影人选择用电影艺术揭示社会黑暗、反应劳动人民的苦难和宣传进步思想，直面人生地反应尖锐问题，开创了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不仅从政治思想方面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在电影艺术方面带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电影现状的主客观条件逐步成熟，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对电影工作的关注，着手直接参与和影响着电影的制作，在瞿秋白的组织下，夏衍、阿英等人参加了党的电影小组，并动员了应云卫、沈西苓、袁牧之等相当一批年轻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大量翻译了以苏联为主的外国电影，又先后翻译了苏联电影大师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等许多文章，在艺术探索中创作出了大批优秀电影。

这些左翼影片一经出世便使人们耳目一新，一改初期电影脱离现实的落后倾向，直接反应了社会现实存在的尖锐矛盾，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姊妹花》、《渔光曲》两部电影更是创下了连映60多天和80多天的记录，在当时已经被看做是电影界的神话。

到了1935年，民族危机再一次加深，人民对于抗日的决心空前高涨，“国防电影”也被推到了新的高潮，但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打压，此后所创作的进步电影并不再直接宣扬和表现抗日思想，而是以寓言式的隐喻方式进行表现，如《联华交响曲》、《疯人狂想曲》、《狼山喋血记》等影片，也是在这一阶段，中国电影人开始有了“电影负有时代先驱的责任”的领悟。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电影发展迅速，将苏联蒙太奇经验和好莱坞叙事衔接风格借鉴并融合在一起，创作出了很多令人惊叹的电影佳作，视觉效果流畅、镜头节奏明朗，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也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