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虑：一段文学与文化史》，[英]弗朗西斯·奥戈尔曼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21年4月版，244页，65.00元我认为弗朗西斯·奥戈尔曼（Francis O'Gorman）的

《忧虑：一段文学与文化史》

（原书名Worrying: A Literary and Cultural History，2015；张雪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 的确是一部“含蓄精妙、富有探索性和完全的创新性”的著作，《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这句评语并无虚言。问题是如何认识和思考该书这一独特的研究主题的思想史意义及其现实性。

作者在“前言”开头就说，这是一部关于忧虑和忧虑的人的书。在作者看来忧虑是一种体验，因此假如读者从未有过忧虑，那是幸福的、让人羡慕嫉妒的，也就没有必要读下去了。“本书献给那些本能地、切身地知道我在说什么的人。我们与忧虑共处。如果你懂，那么请继续往下读。”（第4页）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真的从未有过忧虑的人可能不多；而从未真正思考过忧虑为何物的人则又恐怕太多，作者寄予希望的“那些本能地、切身地知道我在说什么的人”可能更少。一种学术思考与研究如此强烈地诉诸于读者个体经验的回应和认同，这既说明了它不是冰冷的学术生产，同时也表明了阅读的难度。作者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如何界定什么是“忧虑”，而是如何认识“其本质上的多样性和当代性”，因此该书更适合那些愿意从多样性和当代性的角度不畏艰难地思考忧虑的本质性问题的读者阅读。对读者来说这当然也是颇有挑战性的，尤其是在到处充斥着“忧虑”话题及其治愈鸡汤的网络文化氛围中，该书的思想性与学术性内涵容易被遮蔽。即便是像“忧虑者的自查手册”“‘时代疾病’的文化指南”和“以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之手层层拆解忧虑的魔盒”等这些比较贴近的简明推荐语，也难以充分传达该书的挑战性和阅读经验的复杂性。

首先吸引的我是该书在研究对象、方法和学术意义上的思考。从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角度来看，“忧虑”作为一种研究主题的合法性本身就充满了疑问，因此该书在建构研究主题方面具有明显的探索性。首先是探索如何使忧虑成为合理的研究主题，其次是要探索正确地谈论这个主题的方法及其意义，在“前言”部分可以看到奥戈尔曼对于这种探索性的自我追问和反省思考。作者在“前言”中说，追问和界定什么是“忧虑”很困难，因此本书所探讨的主题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和明确的范围，在写作上更没有明确的参照和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它不是一本医学书、自助书或自传；尽管书名副标题有“史”和“文学”，但它既不是历史著作也不是关于文学表现的研究著作。“倒不如说，这一研究是对忧虑的含义、来源，以及它如何与我们始终相伴等问题所做的文学和哲学上的沉思。”（第5页）毫无疑问，这种关于研究主题合法性的探索使《忧虑》的写作本身也充满了忧虑，这种忧虑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因为‘忧虑’本身就非常复杂多样，并且至关重要，不可片面地考量”。（19页）对于一种研究主题的确立，这是严峻的挑战；在研究对象的范围、边界上并存的模糊性与可能性既是危险的，也是有诱惑的。仅从关注人的精神状态这一维度来说，该书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病理学、医学、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由于奥戈尔曼并不认为忧虑是一种精神疾病，因此该书绝非是“治愈”忧虑的自助书。他强调本书并不仅仅是有关忧虑的历史、文学表征、意义和“治愈”的思考，而是对“忧虑文化”的探索：对于忧虑的产生并赋予其以意义的，是由社会学、神学、政治学和美学交织而成的整个网络。（24页）忧虑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无法消除的精神暗涌，是生命个体的内在经验，同时也是与时代变化紧密相连的精神状态探测器，无疑在人类精神生产的诸多领域中早已打下深刻的印记。问题是这些在历史时空中呈网状分布的碎片化印记无法被目前有明确对象和研究主题的某种学科领域所涵盖，因此奥戈尔曼围绕“忧虑”进行的主题性学术思考有着鲜明的探索性和学术主题的建构意义。顺带要说的是，在这部出版于2015年的著作中，引用的参考文献截止到2014年（见94页，原注释1），也可以说明关于该研究具有的前沿性质。

奥戈尔曼的研究专业是英语文学、心理学、音乐学、大学教育和文化记忆，这些学科领域有利于他围绕“忧虑”编织一张研究之网，但是“忧虑”这一主题的个人性、内在性特质使他的研究不能局限在学科与学术话语的场域中。因此他在该书中不断在学术研究主题的公共性、合法性与个人体验的内在性、私密性之间反复思考与追问，作为个人化角度的切入点和对个人内在精神体验的重视与分析是该书的重要特征之一，“本书更像是一种寻找忧虑及其意义（不论好坏）的个人旅程”。（24页）作者坦言该书写的也是关于他自己——资深忧虑者弗朗西斯·奥戈尔曼，“一个不时感到脆弱、过度敏感、过度矛盾的，焦躁的，失眠的人”。这种个人体验却也使作者对该书研究主题的确立保持了自信：“本书竭力追求所探讨话题的真实性，尽管这一话题障碍重重，且没有成型的方法论，但在我杂乱的个人精神空间中，作为本书主题的‘忧虑’，却是极生动鲜活的存在。”（同上）但是，从个人内在精神生活到学术研究场域及相关主题的建构，还需要有进一步的阐释和论证。奥戈尔曼说不是要停留于个人经验，而是希望利用自身关于忧虑的经验来推动对人类内在生活的探讨，同时他承认在这里遇到的困难：“人类的内在世界千差万别，就连找到日常证据以佐证我们对彼此知之甚少都十分困难。”（23页）

另外，在人类内心生活以及忧虑在其中所处位置的问题上同样存在复杂性，奥戈尔曼对此有清醒而细心的辨析。首先，“我们相对晚近才认识到复杂的内在生活可能是一个复杂精细的个体的标志。部分归功于现代主义文学，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内在的敏感性，以及对世界的私密反思，是我们作为与众不同的、有价值的个体的标志”。（12页）他举的例子是二十世纪初的英美和爱尔兰现代主义叙事，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笔下的达洛维夫人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笔下的利奥波德·布卢姆那样丰富、复杂和精细的内在生活。作为个体经验与文学史及思想史研究交叉的例子，我想起的是彼得·盖伊的《感官的教育》（《布尔乔亚经验》第一卷，赵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他借用福楼拜《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的标题和概念书写资产阶级的经验成长编年史，从“感官”中的性爱、暴力、自我认知等内在视角出发，以隐秘的私人日记、信件、档案等原始资料为依据，从微观的、个体的精神分析探索“一个阶级的成长”这样宏观的时代主题。其次，与盖伊的“感官”比较起来，奥戈尔曼所关注的“忧虑”与那种复杂而有趣的或充满诱人欲望和迷人希冀的内心世界相去甚远，它只是人们几乎不敢谈论的内在生活的一个特征，如果说在其中包含着欲望，那也是比较平庸的——只想摆脱忧虑中的那些不安、烦恼的感觉。虽然现代主义者可以富有想象力地将忧虑作为一个复杂的主题写入文学作品，但奥戈尔曼研究的忧虑在学术上通常难登大雅之堂。“但我感兴趣的是这样的挑战：尝试谈论这一被掩藏、被抗拒的，长期以来被避免在书中讨论的主题，并尝试看清忧虑为我们揭示了其他哪些与我们现今的生活方式有关的重大文化议题。……我对忧虑感兴趣，因为我就生活于其中”。（13-14页）这种挑战的合理性就在于忧虑这种精神现象与人类内心生活及生活方式有无法割裂的联系，学术研究的殿堂没有理由一直回避这个主题。如果说彼得·盖伊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必须拆除现有的学科研究脚手架，在心理分析理论的引领下另起炉灶的话，奥戈尔曼则是探索如何合理地建构一种重要而特殊的研究主题，同时探索建构一种合理和有效的学术脚手架并在上面建构新的工作平台。这种挑战具有双重的学术意义：一是在跨学科背景中填补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主题空白和方法论空白，二是在人文学术研究的公共性与个体经验之间增添一种独特的内在联系。

作者在“前言”中介绍了全书的写作框架。第一章首先讨论了忧虑的基本定义、在现代主义文学中透露出来的忧虑概念“简史”以及忧虑的隐蔽性及其与特定群体、与现代个体性的特殊定义的关联。第二章深入思考了忧虑的根源在于自我信念以及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人们“应对”忧虑的策略等问题。第三章探讨了忧虑如何从理性中产生，看起来是一部宏观的忧虑思想史，涉及忧虑与信仰、理性、逻辑、选择、决策以及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的联系，可以说是全书思辩性和批判性最集中的核心部分。由于本章议题的重要性，作者在这里预先介绍了一些重要思路与观点。首先是探究了在“理性的诞生”这个确立了理性推理与人类选择的重要性和可能性的文化神话中，忧虑如何同时伴随而来，以及文学和视觉艺术的相关表达。然后“讨论了从这种宏观的忧虑史中产生的那些当代问题”，以及忧虑如何为哲学和政治思想提供了反思和批判性的视角及观点。从“忧虑”视角出发重新思考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由市场中的选择观念、“自由人”的概念以及社会和谐与人的“解放”等问题，把忧虑看作是对主流政治假设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是对“我忧故我在”的思想史意义及其现实批判意义的深刻探索。虽然该书的副标题只是提到文学与文化史，但是从这一章的论述内容及其重要性来看，思想史及现实性才是该书最有分量的重心。最后一章的结构比较松散，从在该书写作中产生的忧虑到思考忧虑能否作为对于当代文化追求肤浅的、自我中心的欢愉倾向的一种必要抵抗，论证忧虑者的存在能增进我们社会的福祉，还探讨了忧虑者如何从视觉艺术和音乐中获得暂时的慰藉，在这里显示出比较独特的文化史研究视角。作者最后认为，生活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的人们注定无法摆脱忧虑，最好的做法就是理解它背后的成因，强调该书的主旨是不变的：就算不能“治愈”忧虑，我们也可以大胆尝试去理解它。（11页）

从概念到思想，“忧虑”充满了难以精确把握和难以观察的特征，奥戈尔曼的比喻很妙，比如说它像蝙蝠那样见光即逃，像睡眠一样只在人没准备好去观察的时候发生；它既可以是一种集体情绪，但更多是一种私人体验。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从晚期资本主义如何让人们沦为支离破碎的、焦虑的自我揭示忧虑的社会经济根源，而在一位弗洛伊德主义者看来则有可能揭示忧虑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我们日常的忧虑之下，隐藏着最深层的精神创伤。奥戈尔曼同意这些视角和研究也可能是正确的，问题是如何验证。（13页）

一部由“忧虑”而产生的思想史及其与当代生活的联系，还是要追溯到作为“思想的诞生”的西方古典时代，但是作者没有仅仅驻足于此，而是迅速经过文艺复兴而抵达十七世纪的笛卡尔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奥戈尔曼对于线性的、简单化的理性思想发展叙事并没有完全认同，只是承认从信仰到理性的“这些转变的象征性时刻确实有着强烈的意义，哪怕它们不是‘真的’或证实为真，也仍然很重要。……从无须思索的信仰世界到独立思考的世界的转变，确实是当代人类历史的一大解释性神话，即使我们无法将其精准描绘，或在任何简单意义上称其为正确。从信仰到理性的转向，是关于我们‘走向自我’的伟大西方故事，是关于个体性诞生的宏伟神话，是具有抚慰功能的叙事：关于自我的重要性以及正当的、完整的为自己着想的‘权利’”。（130-131页）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划时代意义因此非同寻常，他在现代史上留下的最著名的（在奥戈尔曼看来也是最傲慢的）哲学命题是“我思故我在”（je pense，donc je suis），但没想到伴随着”我思”而来的是“我忧”。奥戈尔曼指出，“因为独立思考必然会有出错的可能。显而易见，笛卡尔借助思维的推理过程否认了信仰。他的名言抓住了——或是重新抓住了——忧虑得以存在的条件。也许，他本应该说：‘我忧故我在。’”（131页）因懂得思考而产生忧虑，这有点像苏东坡说的“人生识字忧患始”，但是在奥戈尔曼看来的忧患不仅是关于人生的感慨，而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议题和当代生活的难题。“忧虑正是从人们的反省、评估、权衡、怀疑能力之中诞生的。令人伤感的是，做一个现代的忧虑者（从囊括所有史料的最普遍的意义上来讲），其实不过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老旧标志。Je m'inquiete donc je suis：我忧故我在。”（134页）这样看来，忧虑的出现当然不是始于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始于人类有史以来的理性之“我思”，而是与人的存在性紧密相连。这种与“在”同在的“忧”是本体性的，不仅指因无法把一切推诿于命运而必须自我选择所带来的忧虑，更是指因选择而带来的强大的负罪感——选择越多，下决断越困难，有效的行为就越是难以实施。因此才会出现所谓的“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这一概念于1957 年首次出现在陷入忧虑时代的美国社会。（148页）理性于选择的可能使“我们被鼓励着去相信有一个‘正确决定’，但这对我们的心态几乎毫无帮助，反而催生了愧疚感、不足感和挫败感，陷入过劳状态。我们容易执迷于‘正确决定’这个想法。”（148页）从理性、选择到“正确”崇拜，这是当代生活中最常见和最强大的思维力量。奥戈尔曼以英国近代哲学家、功利主义者约翰·穆勒的思想作为讨论的例子，说明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无比重要价值的关于理性、自由、真理的坦诚讨论和思想解放并非必然就能带来社会进步和实现人类福祉，在我看来这是奥戈尔曼的忧虑理论最具有思想性和现实意义的论述。在“前言”中作者就已经提前论述了约翰·穆勒的“自由主义雄心”，“他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自由和理性的思考来达成定论，从而增进人类福祉。但本章采用了忧虑者的观点，认为通过理性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因此对穆勒的假设作了批判性评论。并且，我认为忧虑者还意识到了理性并不一定能增进人类福祉，这也是穆勒的乐观主义没能考虑到的一点。”（第8页）具体一点来说，穆勒在著名的《论自由》中提出的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梦想，他心怀崇高信念，相信理性的思考会解放真理，人们在温和表达的前提下不应限制任何意见的表达，而对任何观点的压制都只会降低那个完整的真相被理解的可能性；异见者之间的讨论会让双方逐渐认识到对方观点的合理性而一同走向共识。“自由主义的梦想是，社会通过公开讨论逐渐进步，除了不宽容，一切都是可宽容的；一切皆可讨论，相信由思想带来的正确观点最终会占据上风。”（152页）但是奥戈尔曼指出现实并非这样。在忧虑者看来，陈述不同观点并不总能让问题更明晰，更不用说达成一致；而且，通过理性地分析各种决定的后果的之后，会出现对相信“正确答案”的忧虑，会导致在信息充足、论证充分、分析深刻却陷入犹豫因而使决策瘫痪。（153页）在这里奥戈尔曼也只是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范畴中指出不可忽视的忧患性因素，认为即便只是这些因素也足以使穆勒的自由主义理想难以实现。他没有谈到在近代以来的历史现实语境中，各种远比忧虑论更为强大的力量不断使这种理想遭遇挫折的悲剧。但是他的发问已然令人心惊：“被穆勒愉快地称之为‘真理’的东西，有多少真的会增进人类福祉呢？理性告诉我们为‘真’的东西，我们又能承受多少呢？”（155页）如果不应该把看作是对放弃真理的合理性论证的话，这就是发人深省的问题。

在奥戈尔曼的论述中，从理性启蒙时代的真理到现代经济生活中的自由权利，忧虑一直都有点像一个“魔鬼辩护人”，对所有的进步叙事提出无法回避的质疑。自由原则与选择权利是现代市场经济与公共政治的重要基石，但这一切在一个忧患者看来并非都是美好的，比如会带来选择的困惑，更严重的是个人要承担错误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作者用显而易见的生活例子说明这种困惑与心理负担是的确存在的，可以说明“这种市场理论和关于选择的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影响是惊人的”。（165页）奥戈尔曼当然不是以忧患论来否定现代文明的自由原则与选择权利，他承认他所描述的那个充满选择的现代世界本身都并非坏事，“从各方面看来都值得庆祝”，只是也要看到“它们同时也带着些许尴尬的副作用，那就是再一次令忧虑升温”。（同上）在“前言”中也曾经概括性的论述了这样问题：“我特别探讨了自由市场中的选择观念、‘自由’的人的概念，以及这样的信念：社会和谐与生活的最理想条件是通过‘解放’所有人，让他们自由追求自己的欲望与‘命运’而实现的。我承认我所运用的方法确实有点不切实际，但我仍坚持认为，因各种选择而忧虑的体验，以及忧虑者对人的‘自由’的理解，都多少隐含着一种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政治哲学意味。”（第8页）这体现了该书从忧虑论视角出发的批判性意义，但是对于那些尚未进入这种自由与选择语境的人来说，提前认识这种不难理解的忧虑实际上是一种有点残酷的奢侈。奥戈尔曼说，“在当代世界，我们的理性思维早已陷入了患得患失和东怨西怒的衰弱状态，这是看似无辜又愉悦的选择所带来的严峻的、政治化的后果。”（177页）

这些都是忧患者感到无法承受之重，但是在充分论述了这一切之后，奥戈尔曼仍然指出：“忧虑者中没有谁愿意失去我们在力所能及时为自己思考或做决定的自由。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这是有关选择、有关理性思维的问题，就很难认为消除忧虑之苦的答案是剥夺做决定的自由。”（175页）当然了，没有比这更浅显、更重要的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