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对于美国革命与建国史的研究中，一般对该事件对英国造成的冲击着墨不多，尤其是该事件是否有冲击到英国对其海外殖民秩序的构建模式，该事件之后英国对其海外殖民地的统治是更宽松还是更严苛，是有所收敛还是变本加厉，等等问题，似乎都不甚明了。
在此方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Lisa Ford教授新近所著《国王的和平：大英帝国框架下的法律与秩序》一书（The King's Peace：Law and Order in the British Empire，哈佛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新颖的视角。Ford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1763年后英帝国的帝国秩序框架。
Ford教授此书的核心论点即是，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并取得胜利之后，英国其实不但加强了对各殖民地的统治，而且这种加强是打着扩充英国君王之权的旗号而进行的，这样的行动不仅损害了各殖民地人民的权利权益，而且为现代的“警察国家”（police state）奠定下了基础。
按照此书的观点，从美国革命爆发之前的波士顿直到19世纪上半叶的加拿大、牙买加、印度和澳大利亚等诸英国海外殖民地，一个趋势是英帝国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范式的法律与秩序体系不断增强。这套体系虽然在表面上是以维系和平（keeping the peace）为其重点，但这套强制性的维和框架方案（coercive peacekeeping）实际上却充满了对殖民地人民权益的压制，而且这种所谓的“和平”实际上是以围绕英王之权而展开的“和平”。在帝国的中心（英伦本土）和边缘（各殖民地）生活的人民所享有的法律权益是不同的。
按照Ford教授的描述，在18到19世纪，英帝国框架下的各殖民地可谓风起云涌，风潮激荡，从北美到牙买加，从孟加拉到澳洲的新南威尔士，都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危机。这是一个革命丛生的大时代。英王透过其在各殖民地设置安插的总督们，想尽全力维系英国作为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具体方法则是通过一系列强制性手段来维持和平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殖民地人民所享有的各项权利自然也就有所下滑。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的数十年间，英国各海外殖民地纷纷被以一种更为强硬铁腕的手段来进行统治。这种更为铁腕专制的统治模式使得法治（the rule of law）与武力统治（the rule of the sword）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
于是，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英国全体子民至少在理论意义上所享有的自由与公义的保障就被逐步地蚕食和破坏，而英属殖民地政治统治任务的核心也转移到不断地强加新秩序，要求殖民地人民衷心臣服上面来。在这个过程中，英式体系原有的许多宪政意义层面的原则都遭到了地位下调，并被要求从属于一个所谓的“最高准则”，亦即：如果有需要的话，殖民地的法律体系可以随时偏离于宗主国母国（亦即英伦）之法，依照其所需而自定其章程。在英属各殖民地，以英方派出机构的总督和行政部门为中心的权力体系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他们开始采用更多的恣意妄为的警察与军事暴力手段维系其所谓的稳定政治秩序。
在美国革命之后的数十年间，一大反常现象是，美洲殖民地的反叛者们所宣称要向英国宗主国索取的那些权利待遇，在其他的英属殖民地里通通变得完全无法实现，甚至是无法想象。英方基本取态就是变本加厉，更加强硬，在此过程中，虽然也有一些殖民地人民进行了反抗，但是效果并不大，总体而言，美国革命在大英帝国整体框架内导致的后果就是英王得以坐收其利。
此书无疑很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美国革命成功之后，英国对维系其帝国框架所做的努力和所采取的手段，Ford教授的国际史视角和对资料的娴熟处理令人印象深刻。此书给了笔者不小的启发。就拿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来说，在他生命最后十年里（他去世于1797年），最关心的就是两件大事，一是反对法国大革命，二是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的暴虐无道统治模式。就前者而言，柏克是希望维持英王既有权威和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对后者而言，柏克所抨击的现象与此书所指出的颇有若干相通相似之处。然而，柏克所未能料到的是，在他去世之后，他所忧虑的后一现象不但没有改善，反而似乎更趋恶化与严苛，而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正是英王。那些通过对英属殖民地苛政而累积到英王手中的权力，大概是柏克也不愿看到的。柏克所反对的，不但是法国大革命式的“弑君”行动，同样还有英王手中权力的过分扩充，这一点，从柏克早年对美洲殖民地人民政治诉求的同情（尽管他并不赞成美国从英帝国框架真正独立出去）上，便已颇见端倪。
这本书也可以和Ford教授早前的另一项研究联合起来看。Ford教授在2018年的研究里曾指出，“国际法”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于十九世纪末开始广受各方重视，而“国际法”的知识与制度源头其实正植根于十九世纪早期英帝国基于殖民主义而构建的帝国宪政秩序框架，以及英伦本土对大片殖民地的掌控格局。
如果要挑这本书美中不足的瑕疵之处，笔者认为可能还是各章均围绕在不同殖民地发生的微观历史故事而展开，但对于伦敦议会和英王层面的大的政策谋略规划描摹似稍嫌不足。另外，本书在政治思想史、法理学与法哲学层面的落笔也并不多，其实错过了一些可能很精彩的分析。
从广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将Ford教授的研究与1840年代中英间冲突联系起来。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及后来侵略中国进占香港，其实也是发生在Ford教授所描述的宏观历史格局之下，或许当时的英帝国殖民者仍在刻意寻求失去美国殖民地版图之后的某种“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