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志贺市子教授毕业于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科文化人类学专业，取得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茨城基督教大学茨城文学部文化交流学科。志贺教授历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中山大学人类系访问学者，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学客席副教授等职。
志贺教授的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道教和民间信仰。出版著作有《清末岭南地区的吕洞宾信仰之地方化：以圣地与经书为探讨中心》，《道教研究学报: 宗教、历史与社会》第七期（2015）;《十九世紀の嶺南地域における新しい道教コミュニティの生成―聖地、救劫論、ネットワーク》,《東方宗教》第124號（2014），《香港道教與扶乩信仰：歷史與認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神〉と〈鬼〉の間―中国東南部における無緣死者の埋葬と祭祀》(東京：風響社，2012)。
游子安、志贺市子：《道妙鸾通：扶乩与香港社会》（上、下册），（香港：三联书店，2021年）封面
笔者籍贯广东湛江，目前在日本留学，留意到2021年志贺教授发表了两篇有关粤西的论文：《粤西地区的经堂 19世纪末扶鸾救劫运动的传播与地方化》（原文：粤西地域の経堂 １９世紀末扶鸞救劫運動の伝播と地方化），刊于《华南研究》第七号；《粤西鉴江流域的经堂——以信仰与礼仪为中心》，刊于《茨城基督教大学纪要第55号》。笔者认为这两篇文章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若干进展，有必要向中文读者推介。为此，本文概述志贺教授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并加以评论，借此向大家介绍日本华南研究的近况。
《粤西地区的经堂》一文着重介绍了散布在以中国粤西的鉴江地区的被称为 “经堂”的宗教慈善团体的历史发展和背景。其中志贺教授一直以广泛分布于香港、广东、台湾和东南亚地区、被称为 “鸾堂”、“乩坛”、“道堂” 和 “善堂” 的慈善结社团体为研究对象。这些团体的共同特点体现在：以中国古代文字为媒介的巫术（即“扶鸾”）为核心的结社活动。正如中国史学者酒井忠夫（1912-2010）对“慈善社团”的分析，“当地富有的乡绅阶层与士族，通过自主的实践儒家思想，像同善会一样为当地社会出钱出力，并能为当地社会的福祉做出贡献。”产生了类似于“同善会”那样的“为社区的发展和教育履行社会福利善（积功德）的组织。”粤西地区的“经堂”通过“扶鸾”为媒介而与神灵进行互动，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背景下，当地乡绅开展了宣将捐书、赠医捐药、敬惜字纸等活动，也就是是酒井所说的一种 “慈善共同体”。
志贺教授认为，近十几年来，日本以外的关于中国宗教思想史和近代中国宗教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当学者谈到晚清地方社会“扶鸾结社”的传播及其传播等问题，研究成果却较少。除了台湾、香港、潮汕、江南、四川等地区，基于实地田野调查的研究还相当不够。
志贺教授曾多次来到湛江和茂名各地考察，到访许多庙宇搜集资料，她认为鉴江流域（主要流经高州府各县）多个经堂中所藏的木版画和手抄经书中的主要图案和神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19世纪末西南地区所兴起的“扶鸾救劫”宗教运动的影响。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推论，《粤西地区的经堂》一文基于对粤西经堂的个案研究、通过实地考察获得的材料和地方文献，特别是通过经堂刊刻的经书来追踪19世纪以来席卷中国的“扶鸾救劫”如何在粤西地方社会传播和扎根。
2019年8月，志贺教授在广东高州田野考察
具体而言，该文论述了19世纪以来，“扶鸾结社”如何在鉴江流域传播和扎根的历史。首先，志贺教授揭示了圣谕宣讲、惜字会和关帝信仰作为一种共同体和善书文化，与19世纪上半叶之前在有关地区的地方文化中发现的扶鸾信仰密切相关。鉴江流域自康熙年间就开始宣扬圣谕宣讲，其思想观念从社会上层到下层已有广泛传播。至于惜字活动，嘉庆八年高州府城建了一个叫“瓣香楼”的祠堂，以士大夫为中心的民众在城外的“惜字轩”和经堂中进行活动。志贺教授发现，关帝信仰得到了广泛阶层的支持，尤其是商人在被称为“武庙”的关帝庙的一部分，并且关帝庙的一部分设置了“乩坛”来处理善书局和进行“扶鸾仪式”等活动，从而成为了该地区信仰共同体网络的枢纽。
志贺教授还认为，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西南地区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的活跃，发源于四川和云南的《玉皇救苦真经》《关帝明圣经》等新的救苦救难经书陆续经由商路通过广西传入广东沿海。从道光庚子年（1840）开始兴起、体现关帝和三圣的《飞鸾救劫》也随之得到广泛传播。这些新的“救劫论”透过设置在梅菉武庙中的善书局和设置在高州、信宜等地的经堂、会馆中的乩坛，以及对经典的刊印，实现了快速的传播。简而言之，发源于西南地区的“扶鸾救劫”运动传播到粤西地区后，在各种各样的场所诞生的扶鸾结社共同体网络渗透进了地方社会，并扎根下来。与之相应，光绪十七年至十八年（1891-1892）的鼠疫大流行中出现的《文武葆生永命经》和《玉皇上帝应验救市真经》就相当于新版本《救劫经》。总而言之，以鉴江流域为中心的经堂标榜为三教归儒，主要通过对经典的刊刻流通，组成了以知识分子和商人为中心的善堂结社。
而志贺教授另一篇文章《粤西鉴江流域的经堂——以信仰与礼仪为中心》则以粤西鉴江流域的经堂为对象，基于经堂的历史背景从两个不同信仰体系的案例出发，对粤西鉴江流域经堂中的信仰和仪式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上述两个信仰体系分别是：鉴江中上游地区，以关帝信仰为主；鉴江中下游地区，以玉皇宫主信仰为主。从中可以看出，西南地区传到鉴江流域的救劫经的末世论和救赎逻辑，在19世纪末渗透到经堂社区，并体现在新创的经典和仪式中。在鼠疫中创作的《文武葆生永命経》和吸收了清末流行的各类救劫论的相关要素的在光绪年间编纂的敬修经堂的科仪书，都表明了经堂社区当时是如何被救劫经的救济思想所吸引的。
2019年8月，
志贺教授在广东吴川观察民众的信仰活动
中国近代的政治变化也影响民众的信仰活动。志贺教授发现，辛亥革命前后，政府对宗教信仰的控制有所收紧，但大多数经堂得以幸存。民国时期，这鉴江流域两个系统的经堂活动成为该地区庶民的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堂负责组织了一些宗教活动，如神诞和节日的法会，并提供一系列的宗教服务，如扶鸾、灵签、药方和对死者的纪念仪式。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原有经堂衍生的新分支遍布整个鉴江流域并开始蓬勃发展。如标榜儒家敬修经堂和同善堂由国民党官僚和乡绅运营管理，与政府保持了良好关系。粤西地区的大多数经堂都不是某个救世组织的分支组织，因此没有一个隶属于更高一级的外部会馆或分支组织之间的组织网络，也没有与之合作的组织。经堂之间的网络主要由当地居民通过松散的联系，通过对经典的编纂和出版发行来支持。因此，经堂最初并没有培养专业人员的制度，也没有师徒关系，即教义和仪式由师父传给弟子。尽管如此，十九世纪末鉴江中上游地区的第一代经堂社区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如文人和道士，他们熟悉用书面来表达宗教传统，因此有能力将末世论的概念和词汇纳入现有的宗教知识，并创造新的经典和仪式。
高州民间信仰所用的符印
笔者认为，志贺教授关于地方信仰方面的研究，填补了日本华南研究中相关领域的空白，从而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相关研究重视田野调查，志贺教授通过频繁的实地调研，为其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材料。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特别重视田野调查，在这方面，志贺教授可谓是深度专家。志贺教授透过实地考察，对鉴江流域的“宣讲圣谕”“惜字会”“关帝信仰”的起源进行了深入考究，详细说明了其产生背景和本地化的过程。若从更广范围的清末“扶鸾救劫”运动来看，志贺教授更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云南爆发鼠疫）出发，结合中国固有的道家思想的影响，进行了很好的分析总结。而在参考文献方面，两篇论文都引用了大量一手文献和重量级的先行研究。其中武内房司教授的《清末四川の宗教運動——扶鸞 宣講型宗教結社の誕生》和酒井忠夫《增補中国善書の研究》值得细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志贺教授的研究有助于日本读者以及相关研究者对于华南粤西地区的民间宗教信仰的深入了解，从而为日本的华南研究的深度化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长久以来，日本的文化人类学中的中国研究偏向于华东华北地区为多，随着日本华南研究学会的不断壮大，更多关于华南地区的研究内容的出现值得期待。在这里特别推荐出版于2003年，志贺教授的著作《中国のこっくりさん 扶鸞信仰と華人社会》，虽然出版已经将近20年，但是对于了解“扶鸾信仰”来说，仍然是难得的经典著作。
2019年5月志贺教授受邀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
作者关富匀
系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硕士生
撰文：关富匀
校对：吴子祺
编辑：大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