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金春峰先生

“素书楼”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来后湾后长期生活的地方。钱先生在这里讲学著书，几乎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搬迁后改為纪念馆。

我早就景仰於钱先生了。去年来台参加会议，第一件想的就是来“素书楼”参观瞻仰。正好老同学东吴大学教授高宣扬夫妇宿舍就在附近，给予了最好的机会。四月八日，我们一起前往，屋裡屋外，楼上楼下，凝神漫步，留连徘徊。想起钱先生一生对中国文化与民族的深厚感情，宏伟贡献，不禁敬意倍增。

我景仰於钱先生，因為钱先生没有进过大学，更没有出国留洋，完全是自学成器。其强毅奋发、睿智超迈，固可以令人概见中国民族聪明智慧之不亚於别人；而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之深厚根基仍保有其生命活力，能造就一代参天大树，於先生得一新见证而更足以骄人。

我景仰於钱先生，因為钱先生一生研究中国文化、学术、思想、歷史，无不贯注自己内心的一份挚爱、敬意与温情。在风雨如晦，中国文化传统被视為敝帚、垃圾，不屑一顾之时，钱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埋头钻研、阐精发微，写出了无数擎天巨著，如《国史大纲》、《中国学术史论丛》，等等，以振起民族之信心、激情、骨气、荣光。其对中国文化、歷史倾注的情感之真诚、深切，同时代鲜有人能与之相比。

在《国史大纲》之《前言》中，钱先生写道：“凡读本书者，请先具下列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其对本国已往歷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歷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衹祘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歷史有知识）。《国史大纲》充分表现了钱先生对自己民族之温情与敬意。但钱先生的温情与敬意，是基於对中国民族、歷史之深切、精闢的了解，及对其生命活力之把握与体认。故凡读钱先生著作者，除得到歷史的知识外，精神亦无不為之感染、鼓舞，而有人格与德性的长进。

在西方，宗教与学术分途；宗教育人成德，学术则育材增知。為学术而学术，是其传统风尚，史学亦然。中国则完全不同。天人合一，政教合一，育人成德与育材增知合一，是中国学术之特点，故中国之史学，无不重视民族之光荣，先人之业绩，人格之丰采与夫政治、军事、世道、人心等等之得失及经验、教训的总结，担负起传道的重任。《易传》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王阳明说：“五经亦祇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以為训者，特存其跡，以示法；恶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司马迁作《史记》，秉承父亲司马谈的遗训：“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论之，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即体现了这一传统。但“五四”以后，学界惟西方马首是瞻，片面崇尚专业眼光、学术标准、论点论据，中国史学的固有传统被摒斥，以至史学论著逐渐变成了牛角尖、掌故集、考证癖、斗争史、规律论、八股文，符号与逻辑、数字与公式；见物不见人，不见道德、精神，可谓数典忘祖，昏愤糊涂到家了。钱先生不為时髦所动，其史学著作，中西结合，扬其长而避其短，情理兼融，文德并茂，有古史之遗风，其难能可贵，及其典型与示范之意义，今后将历久而弥新。

我景仰於钱先生，因為钱先生一生為故国招魂，穷年以赴，孜孜矻矻，不顾毁誉，不计得失，所时刻不忘的，衹是自己对民族的赤子之心与报答之情。他剖白自己一生：

“虽居穷山僻壤兮，未尝敢一日废吾学；虽经乱离困厄兮，未尝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兮，未尝敢忘志而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兮，未尝敢自暴而自衰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兮，未尝敢或忘先儒之矩获而时切其响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兮，未尝不於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其匹夫之有其责。” 可谓令顽夫廉、懦夫立。每读至此，未尝不叹息三思，振颓起惰，而时切其响慕。

我景仰於钱先生，还因為钱先生朴实无华，其言行谈笑，如实呈现的只是一颗纯然孝亲、爱友、尊师、重道之心。其《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诫於中而发於外，字字渗透人子对慈父慈母及师友的慈孝、眷恋、关怀、体贴之情，亲切而感人。

中国文化本以孝悌為本，孝是父子人伦天然之真情。“孝弟”涵盖所有同辈兄弟、朋友，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故中国歷史中友情光彩照人。但“五四”以后，传统沦堕，道义无存，孝弟师友之情，如稀世之珍。如钱先生这样能作而又能道出者，可谓并世无二人。其為中国文化树立的这一丰碑与见证，民族后生将受益於无穷。

“素书楼”共三层，第一层有大客厅兼讲堂，晚年钱先生為研究生上课、会客就在这里。钱先生曾说：“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為中国文化献身的中国人。”学中国文化而要有献身精神，这是何等悲切，又是何等决心！所以讲堂悬掛的是朱熹手写的对联碑帖：“立脩齐志,读圣贤书”,横联是“静神养气”四个大字。钱先生显然是以承继朱子的道统、学风自期和勉人的。故朱子的形象在这裡如此高大醒目。

朱熹一生“尊德性、道问学”，在文化、学术思想上成就空前。钱先生晚年以七年时间完成六大卷《朱子新学案》，对朱熹思想条分缕析，目的不仅在阐释朱熹思想，实亦是希望后辈学者能“尊德性而道问学”，成為新时代像朱熹一样弘扬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的人。在《学案，序言》中，钱先生说：“朱子学，广大精微，无所不包，亦无所不透，断非陷入门户者所能窥究。本书立意在破门户，读者切勿以护门户视之。”所谓“门户”，狭义言之是朱陆异同的门户；广义意思则是中学、西学的门户。朱熹一生在学术思想上兼融并包，推陈出新，中西（佛）结合，新旧结合，不為任何门户、框框、窠臼所限，故能成就空前。钱先生自己亦是如此。所以标出“破门户”以為朱子和《朱子新学案》的宗旨，用意是极其深远的。“五四”以后，中学的门户破掉了，西学成為治学所必尊的门户，许多人言必称希腊，任意用西学的框框门户剪裁切割中国学术，民族固有的学术思想被弄得苍白浅陋，一无长处，愈描而愈黑，愈研而愈自卑自贱，其危害固不衹是学术而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牟复礼教授退休后来台访问，曾说：“很奇怪，这儿学者写的论文，都好像是外国人在研究中国歷史文化。”钱先生亦说：“现今世道人心变迁太大，大家都变成了西洋人的头脑。”这样的“门户”不破，不反省自警，长此以往，将会亡国、亡天下而不自觉。有朝一日，恐子孙有欲作中国文化遗民者而亦不可得矣。钱先生反对这种狭隘盲目的门户之见。在《孔子与论语》中，钱先生指出：“自十四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现代的西洋文化渐渐地游离了宗教的核心，摆脱了宗教的领导，而產生一个新的核心，新的领导势力，这便是个人主义。此所谓个人主义，乃指一切以个人為基点，以个人為中心的一种主义；然而个人主义者非另有一更高的领导则仍然还是空洞的。个人渺小而短促的生命，在此长宙大宇中，在此广大深博的文化机构中，究该如何呢？近代西洋文化，正為在个人主义上没有一个更高的领导（原来宗教），於是文化核心渐渐从个人主义堕落到物质主义。”钱先生预期，代西方个人主义而起的，必有一更高的文化，此文化不可能由个人主义及民主、科学自身中產生。求之以往的歷史，能符此一更高文化理想者，惟有孔子思想。当时正值六十年代，大陆文革进入高潮，“打倒孔家店”的呼号响彻云霄，台湾民主、自由、反传统与国学的潮流也澎湃汹涌。钱先生作出这一分析，需要多麼巨大的智慧与勇气啊！这智慧从冷静的研究中来，勇气从民族文化的深厚传统中养来。“静神养气”,钱先生的学问、文章，正是这四个字的光辉典范。

在“素书楼”，钱先生一共生活了二十二年，在这里完成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八十四岁两眼全盲，仍著述不輟，完成《晚学盲言》一书。逝世前一年，九五高龄，仍口授《天人合一》的论文，可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為何物。其支持与鼓舞的力量，就是对民族文化与传统的一颗挚爱至深的赤子之心。

对大陆的有些做法，钱先生确有猛烈尖锐的批评，对“文革”痛心疾首，但不论抨击何等尖锐、猛烈，钱先生所表现的都是一片关心中国民族与文化传统的民族大义之心、与骨肉同胞痛痒一体之惰。他留下遗嘱，在死后，把自己的遗体归葬於故乡无锡太湖之滨。慎终追远，不忘先祖先民，其义其情，深切严正。

现在，“素书楼”—一无锡太湖之滨，一生前，一死后，两岸相隔。但钱先生的一颗民族大爱之心却把它连接在一起，打破了地理海沟的界限，同时也打破了生死阴阳的界限，正如钱先生自己所说的：

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於天壤之间，不能再搏聚凝结。然其生前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界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敬如未散，故亦谓之神。

毫无疑问，钱先生将永远活在海峡两岸民族子孙的心灵之中，“素书楼”也将成為中国文化之生命活力永存的象徵。

1995年4月2日於普林斯顿

注：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