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是北洋直系最后一个大军阀, 1927年在南京东北部龙潭败于北伐军后, 一蹶不振。其后皈依佛门, 成为佛教信徒, 法号智圆。与做军阀时的外表不同, 做信徒后的孙传芳, 枯瘦平淡, 好似内心十分平静。如果没有其后的惊天一击, 孙传芳的一生走的就是从军阀到信徒的轨迹, 是一个“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的救赎故事。

孙传芳, 出生于山东, 小时候家境并不好, 父亲早亡, 与母亲及两个姐姐相依为命。后来二姐嫁给王英楷为妾, 这位姐夫成为孙传芳命中的第一位贵人, 其命运就此得到改变。

王英楷是袁世凯的亲信, 地位一度比段祺瑞、冯国璋都高。起先, 王英楷对孙家这门穷亲戚并无好感, 但在见到孙传芳小小年龄勤奋、刻苦、聪敏之后, 他开始有心栽培这个小妾的弟弟, 先是让他陪着王家子弟上私塾, 之后送入保定军官速成学堂, 再保送日本士官学校留学。1910年, 孙传芳毕业回国, 被派到北洋陆军湖北王占元部任教官, 并一度以代理身份管理军队。

1921年, 孙传芳遇到命中第二位贵人, 直系军阀吴佩孚。吴佩孚因王占元过于贪婪且无能, 借故把王占元赶离湖北, 之后命孙传芳接替其地位。至此, 孙传芳成为一方大员, 终于有了自己的人马与地盘。

1922年, 吴佩孚的直系与张作霖的奉系之间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胜利, 奉系失败, 梦想统一全国的吴佩孚开始着手布局不受控制的东南各省。受吴佩孚指示, 1923年孙传芳带军侵入福建, 掌握了福建的军政大权。1924年, 再从福建进攻浙江, 于当年9月将浙江据为己有。

1924年,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由于直系内部冯玉祥临阵倒戈, 吴佩孚没能等到部下孙传芳及萧耀南部北上救援, 兵败山海关, 部下精锐丧失殆尽。奉军其后入关进入山东, 再入苏、皖, 势力向南不断扩展, 与盘踞福建、浙江的孙传芳势力发生直接对抗。1925年9月, 孙传芳向占据苏皖的奉系军队发动奇袭, 并大败赶来救援的奉系“狗肉将军”张宗昌, 俘杀其部下施从滨 (施谷兰之父。关于施谷兰后将有介绍———编者注) 。到11月, 奉系不得不退出南方, 江苏、安徽及江西都落入孙传芳的掌控之中, 加上之前控制的福建及浙江, 孙传芳终于达到他事业的巅峰, 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

民国时的军阀, 在盘踞一方之后, 总是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割据一方, 搞好自己这块自留地 (所谓联省自治) , 尽量减少参与争端;二是对外扩展, 目标统一全国。占据五省后的孙传芳, 选择了前者, “能做一吴越的钱王, 就心满意足了”, 希望在他统治下的五省政治, 能像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钱镠治下那样得到自治, 经济文化在自己的保护下得以发展。

就在孙传芳做着“保境安民、联省自治”的吴王梦时, 1926年的夏季,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首当其冲的, 便是直系吴佩孚的湖北地盘。作为直系名誉上的头领, 吴佩孚要求孙传芳派军对北伐军作战。此时势力已大大凌驾于吴佩孚之上的孙传芳, 并没有及时派兵遣将, 而是暂做壁上观。

当时, 不少人远道来到南京, 劝孙传芳及时援救吴佩孚。除了说吴佩孚是他的上司、是直系领袖之外, 还说吴佩孚是个值得援救的人物。然而孙传芳却以五省尚未安稳为由, 不愿出大力支援。于是, 有一个劝孙援吴的人送给孙传芳一句话, “盖世英雄当不得一个骄字, 弥天大罪当不得一个悔字”。

事实上, 孙传芳当时的小算盘, 是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 自己得渔翁之利。只是他没有料到的是, 北伐军气势如虹, 在湖北击败吴佩孚之后, 乘胜进击孙传芳的地盘———江西。孙传芳虽然亲赴九江督战, 但还是一败涂地, 并于1926年11月狼狈逃回南京。

思前想后, 孙传芳觉得要抵挡南方国民革命军, 只有借助北方实力保存完好的奉系军队了, 于是乔装打扮独自跑到天津去见张作霖。张作霖一句“过去的事不要提了”, 一对过去的冤家变成了朋友。张作霖也成为孙传芳命中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贵人。张作霖除了在军火及财政上对其大力支援外, 还立刻派张宗昌南下与孙一起对抗革命军。

1927年8月底, 孙传芳部与革命军在龙潭发生大战, 损失4万余人, 兵败如山倒。孙传芳一蹶不振, 彻底投靠张作霖。

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后, 孙传芳失去了靠山, 只好依附张学良。他劝张学良与日本人搞好关系, 在东北养精蓄锐, 伺机窥视中原。张学良显然没有接纳他的意见, 于12月宣布“易帜”, 接受国民政府的管辖。孙传芳见势不妙, 在1929年1月逃亡到大连租界。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孙传芳觉得大连也不是安居之地, 于是携全家移居天津英租界, 来到他的宿命归地。

问:佛有十恼, 六年苦行、孙陀利谤、金枪、马麦、琉璃王杀释种、乞食空钵、旃遮女谤、调达推山、寒风索衣、双树背痛, 既然明心见性, 还有业障么?

答:自性中业障、福障了不可得, 古人云:“若欲忏悔者, 端身念实相, 诸罪如霜露, 慧日能消除。”自性中业障本来空, 本来空是业障, 古人云:“四大原无主, 五阴本来空, 将头临白刃, 犹如斩春风。”古人又云:“假使铁轮顶上旋, 定慧圆明终不失。”佛在世, 有二比丘, 一犯杀戒, 一犯淫戒, 心中觉得有罪, 去问维摩居士, 居士告彼等识取自性, 二比丘听一老尊宿唱, 推罪性了不可得, 二比丘豁然大悟。

以上一段僧俗问答, 是孙传芳与佛学大师月溪法师的对答。孙传芳问法师:就算佛祖也要受到各种折磨, 既然都明心见性、大悟大彻了, 如何还要受到报应?

月溪法师, 民国有数的佛学界大人物, 后来移锡香港。其回答的大意, 说人的本性里是没有孽障的, 故由于外部环境而造成的孽障, 是可以救赎的。

从事业上看, 孙传芳是个机会主义者, 这种哲学同样延伸到他的生活中。不知是否自觉到自己的戎马生涯杀孽过多, “弥天大罪当不得一个悔字”, 这位曾经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开始念佛诵经。由于他的经历及声望, 又得到不少跟随者。

“英雄到老终归佛, 名将归山不言兵”, 这是这一时期孙传芳喜欢挂在口头的话。炎热夏天, 他还喜欢在家门口摆上绿豆汤, 供行人免费饮用。1933年中秋, 天津《立时报》更是登载一篇《孙公馆缉贼赏米, 中秋夜乐善好施》的文章, 说是孙宅中秋夜抓获一名窃贼, 孙传芳不但没有将之送官, 还给了窃贼一些米粮。

到1935年末, 孙传芳的故事已经演绎为“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的架构, 看似有个满意的结尾。但是, 就像他曾经询问过月溪法师的那样:“既然明心见性, 还有业障么?”就算他已经皈依佛门, 愿意为善, 但是, 一桩往事, 一个执念, 却在那年末不但要他来偿还, 还将他的故事改写了。

更不堪的是, 他这个机会主义者, 还在故事中被置换了角色, 从主角被打成了配角。

故事的主角, 被一名叫施剑翘 (原名施谷兰) 的女子抢了去。

“深谷芳兰一枝春, 攀绝高崖凌碧空/纵有红花漫四野, 岂无绿叶染前峰/繁枝不怕春色浅, 根茂何愁冬土深/生就山中一根草, 只怕孤芳不惜春。”这首诗, 是民国时期一名叫施谷兰的女子16岁时所作。诗中嵌入自己的名字, 既有赞美兰花之意又有孤芳自赏之情。

施谷兰, 祖籍安徽桐城, 1905年在其父山东任上出生。虽然孙传芳也是出生于山东, 不同的是, 孙传芳出生时家里一贫如洗, 施谷兰出生时则家底丰厚。其出生之时, 其父施从滨已任清朝山东北洋军管带 (营长) , 1909年更升为少将加中将军衔。而她的叔叔施从云, 1912年辛亥革命之时, 与冯玉祥一起在北方发动滦州起义, 后被俘牺牲, 被民国政府 (追) 授衔上将。到1923年, 也就是施谷兰于天津师范学校毕业之时, 其父施从滨在奉系军阀张宗昌手下任军长。此时, 施谷兰与其家人居住在天津, 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1925年11月3日, 施谷兰之父施从滨被孙传芳所杀, 这一年施谷兰20岁, 作诗一首:“战地惊鸿传噩耗, 闺中疑假复疑真/背娘偷问归来使, 恳叔潜移劫后身/被俘牺牲无公理, 曝尸悬首灭人性/痛亲谁识儿心苦, 誓报父仇不顾身!”

1925年11月, 张宗昌派施从滨担任前敌总指挥时, 施从滨已高龄60。孙传芳多次告诫, 让他退出争斗, 老将军不但没有退出, 还孤军猛进, 结果被孙部包围, 不幸成为俘虏。孙传芳将其枪毙, 还曝尸城门。曝尸后无人敢领, 施谷兰委托其叔偷运尸体回老家安徽安葬。施谷兰发誓为父报仇, 从后来她的执著来看, 她把自己的青春及一生都捆绑在“誓报父仇不顾身”这句话上了。

之后, 施谷兰与其母董氏一起赶到山东找到父亲的上司张宗昌, 提了三个条件:破格提拔从小由施从滨抚养的堂兄施中诚;拿出抚养金给董氏;保送施谷兰的弟弟施中杰及施中权到日本留学。张宗昌虽然是个“狗肉将军”, 但对义气二字却很看重, 满足了施氏母女的三个条件。施中诚先是由排长提至团长, 后来更成为烟台警备司令。

按照施谷兰母女的本意, 是想施中诚官大后好复仇。没想到北伐后孙传芳不但投靠奉军, 还与张学良、张宗昌拜了把子。作为张宗昌部下的施中诚, 出于仕途考虑, 不得不拒绝施谷兰的报仇计划。失望的施谷兰写了一封长信给施中诚, 宣布断绝堂兄妹关系。

1928年农历九月十七日, 施谷兰在天津家中祭奠父亲。她的悲情感动了当时寄住在她家的军官施靖公。施靖公当即表示愿意完成施谷兰的报仇心愿。一对同姓人, 就这么结合到了一起。当时施谷兰已经23岁, 不久生下长子及次子。

转眼7年过去, 施靖公也官运亨通, 升至旅长。然而, 他已不想再提自己许下的复仇诺言了。1935年6月, 施谷兰对丈夫援手报仇之事感到绝望, “我不顾一切, 断然同他结婚, 谁知报仇的问题他不但不闻不问, 甚至不让我提一提, 他竟是一个自食其言的小人, 这时我才觉察到我自己又受骗了。这是我依赖别人报仇第二次失败。”于是, 施谷兰带着两个孩子 (一个7岁, 一个2岁) 离开太原, 回到天津旧宅。

那年中秋, 施谷兰在天津首次遇到孙传芳, 她将自己名字改为“施剑翘”。

“父仇未敢片时忘, 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 时机不许再延长。”“不堪回首十年前, 物自依然景自迁;常到林中非拜佛, 剑翘求死不求仙。”这些诗句, 都是施剑翘在刺杀孙传芳之前写好的。对施剑翘而言, 故事的脚本已经写好, 只等着按部就班地去执行了。

母亲的年老, 催促她加快步伐;弟弟从日本回来, 也嚷嚷着要亲手杀了孙传芳, 这既让施剑翘欣慰, 也让她担着怕, 倘若弟弟刺杀孙传芳有个意外, 这个家恐怕承受不起。

施剑翘决定即刻实施刺杀。执行的地点, 就在“常到林中非拜佛”的居士林。居士林是天津佛教徒听经讲经的一个所在, 也是孙传芳光顾的地方。

孙传芳自从在天津皈依佛门之后, 于1933年与曾做过北洋政府总理、下野在天津的靳云鹏共同出资, 在天津的东南城角购置清修禅院, 改为佛教居士林, 以便同道之人一起参修。靳云鹏做了居士林的林长, 孙传芳做了副林长。由于两人都曾是赫赫有名之人, 又能请动有名法师, 故到居士林领拜的信者众多。

1935年11月13日, 又到讲经之日。施剑翘化名进入居士林女居士之列, 坐在第二排, 正好在孙传芳的后面。就在大家聚精会神地聆听法师讲经之时, 施剑翘从大衣里拔出勃朗宁手枪。“枪一出袋, 我就照准孙传芳的右耳后打了一枪, 他立刻倒在太师椅的右扶手上。我又向他的后脑和后背打了一枪, 他的脑浆瞬时流了出来。”孙传芳当即毙命。

就在其他人惊慌失措时, 施剑翘从大衣里掏出事先拟好的传单, 一边散发给居士们, 一边大声喊道:“我是施剑翘, 为报父仇, 打死孙传芳, 一人做事一人当, 决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着我到警察局去自首。”

刺杀案轰动全国, “施从滨有女报仇, 孙传芳血溅佛堂”成为各报纸抢眼消息。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故事, 带着“侠女”、“佛堂”、“复仇”这些惹人的关键词, 引起全国各阶层广泛关注。孙施两家各请了有名的律师为自己打官司。

施剑翘入狱之初, 当时担任蒋介石副手的冯玉祥就找到自己副官施则凡 (施剑翘的堂弟, 勃朗宁手枪也是经由他到了施剑翘手里) 问明情况, 之后立刻派陆军中将鹿钟麟到天津, 要求赦免施剑翘并优待正在关押中的施剑翘。

从当时的法律上来说, 施剑翘的行为只能说是一种民间恐怖主义。按当时的刑法, 她应该受到10年以上或无期及死刑的惩罚。但媒体还是倾向于接受“侠女复仇”这个故事, 称施剑翘“为民除害”、“女权主义”。在其祖籍所在地安徽桐城, 女子学校的师生上街游行, 要求赦免其罪行。各界要求宽待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施剑翘先是被判10年有期徒刑, 之后再减掉3年, 其后, 在关押不到1年后, 于1936年10月由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免除刑罚。受害者孙传芳因其“军阀”身份而受到诟病, 不但丢掉性命, 连名誉也在大众对施剑翘的同情心里失去了。施剑翘有多好, 孙传芳就变得有多坏, 这样大众才能得到安心。

靳云鹏曾在《大公报》登文:“馨远系余劝其学佛, 平日作功夫甚为认真, 诚心忏悔。除每遇星期一三五来诵经外, 在家作功夫更勤。每日必三次拜佛, 每次必行大拜二十四拜, 所以两年以来神色大变, 与前判若两人。遭此惨变, 殊出人意料之外, 几使人改过无由, 自新亦不得……人非圣贤, 谁能无过, 要在知过改过。若努力改过犹遭不测, 则无出路可想。”为其辩护。

不过最终, 改过自新的故事, 没有能够胜过侠女复仇的故事。

1945年, 施剑翘40岁, 留下这样一首诗:“四十年来一梦长, 牺牲自我为谁忙?醒时顿觉佛缘近, 心印菩提万丈光。”1年后, 她皈依苏州灵岩山寺妙真方丈法师。那天, 是施从滨去世20年祭, 离刺杀孙传芳也已经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