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是我国近现代第一家现代出版社
谈及商务印书馆，人们常常把它与北京大学相提并论，称为中国新文化的双子星，就他们对新文化的影响来说，二者确实各具特色、各有建树。 北京大学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否定中建设新文化的，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积极倡导科学与民主，把思想启蒙与反帝爱国的政治诉求结合起来，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将其推向高潮；商务印书馆则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引进西学、整理国古、编撰教材及工具书、出版发行期刊杂志，为中国新文化做了大量建设性的工作，居功至伟，影响深远。 文化普及始于教育，在二十世纪初“废科举兴学堂”的转型时期，商务印书馆开始编辑发行中小学教科书。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多年，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形：戊戌变法失败后，新党四处奔逃，在张元济的安排下，逃亡到上海的几个新党寄居在商务印书馆的楼上，老板夏瑞芳“对他们很敬重，供给他们住、吃，多方面关照他们”，“他们那时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学过一些英文、格致（物理），呆在商务印书馆的时间长了，就想给商务印书馆编几本书……这样就开始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工作。”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看似偶然的起因，实际上就是个契机，商务印书馆把握时机，开创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既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为了占领新兴的教科书市场，商务印书馆做了两方面重要的工作，其一是集结人才，除了上文提及的变法精英，张元济还邀集了蔡元培、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庄俞、徐隽、陆费逵等，组成了教科书编撰的核心力量，他们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多有教育经验，从编写教材开始，商务印书馆走出了一代卓有影响的教育家，如众所周知的蔡元培曾任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蒋维乔也曾出任东南大学校长；其二是借鉴经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力发展现代教育，教科书编撰方面已有十分成熟的经验，商务印书馆通过与日本最大的教科书出版商金港堂的合作，不仅引进了他们的经验、技术和设备，而且聘请日本人尾木真太郎、加藤驹二、小谷重等作为顾问，参与了教材编撰的全过程。 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 商务印书馆随即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堂用书10册、高等小学堂用书8册，与此同时，《历史》《地理》《算术》《格致》《修身》等各科教材也相继出版。1906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合计102册，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等54册入选，所占一半以上。从发行量来看，商务印书馆的《新编教科书》系列占据全国教科书市场约80%份额，有力地推动了晚清学校教育的进步。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民国肇始，商务印书馆与时俱进，陆续推出《共和国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新时代教科书》《大学丛书》等系列，为各级各类学校提供配套教材，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普及文化的角度来说，工具书的编纂与出版是商务印书馆的另一要务。1906年商务即成立词典部，先后出版了《小字典》、《辞源》、《四角号码学生字典》、《英华新字典》等专业或通用工具书，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辞源》的编纂过程。商务印书馆于1908年“决意编纂此书”，词典部主任陆尔奎担任主编，张元济、高梦旦、方毅、傅运森等数十人参与其事，编纂历时八年，耗资十余万银，使用资料十多万卷，成书约四百万字、三千余页，这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大型汉语词典终于在1915年10月面世了。主编陆尔奎在八年时间里，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以至双目失明，从此“不复论学”，而《辞源》则行世百年，泽披后人。
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时期主要的文化阵地， 陈云、巴金等名人都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
教科书、工具书的编撰出版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一方面大量译介西方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一方面搜集、整理、校勘、出版中国古代典籍，兼收并蓄，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严复是晚清公认的“西学第一人”，他的译著是当时思想启蒙的重要工具。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严复的8部译著，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国富论）等影响广泛深远，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理念至今被业界奉为圭臬。林纾是严复的同乡、好友，“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盛极一时，商务印书馆共出版了林纾译作140余部，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斯威夫特、迪福、大仲马、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域外名家的作品被介绍给中国读者，《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代表作对一代中国作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为新文化建设和传统文化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商务印书馆在引进西学的同时，开始整理、出版国学经典，张元济主导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在他看来，文化传承“事关国脉，士与有责”，他致力于各种古籍善本的搜集、收藏、校勘、影印、刊行，先后出版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等卷帙浩瀚的经典古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四部丛刊》，这部规模宏大的丛书，以经 、史、子、集四部分类，收图书323种，8548卷，共计2100册。《四部丛刊》自1919年开始出版，至1922年完成 ，“虽印数逾五千，访求者仍时时不绝”，因此，商务于1927年修订重印，增加至2112册，定为《四部丛刊》初编。1934年出版《四部丛刊》续编，收图书81种，1438卷，1936年出版《四部丛刊》三编，收图书73种，1910卷。张元济和他的商务同仁历时数十载，搜求、整理、出版古籍，不惟赓续弘扬了传统文化，而且为新文化建设提供了宏大的背景、增加了丰富的内涵。 商务印书馆还出版发行了数十种期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妇女杂志》《中学生》《儿童世界》等发行量巨大，于建设和普及文化功不可没。其中创刊于1910年的《小说月报》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小说月报》一经刊行便名噪一时，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就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与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不同，《怀旧》以文言写就，发表时署名周倬。茅盾接任主编后，革新改造《小说月报》，使之成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陆续发表了茅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幻灭》、巴金的长篇小说《灭亡》、丁玲的处女作《梦珂》以及戴望舒新诗和现代派作家施蛰存的早期作品等。巴金说自己是“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走上文坛”，冰心也说：“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超人》和第一本诗集《繁星》都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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