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乱世烽烟 群雄逐鹿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经过漫长周密的准备，镇守大隋王朝北境的太原留守、晋阳宫监李渊起兵反隋。他的目标，便是隋王朝的腹心所在——关中沃野、都城长安。
唐高祖李渊
此时的大隋王朝，已经因为隋炀帝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搞得天怒人怨、烽火遍地。马邑刘武周、豫章林士弘、晋安刘元进等造反头目纷纷称帝；金城薛举、河北窦建德、恒定王须拔、淮南杜伏威等武装皆自立为王、称霸一方，此外诸如王德仁、罗艺、高开道、梁师都、孟海公、徐圆朗等大小武装也是多如牛毛、不可胜数。仅仅过去三十年，那个曾经平灭陈朝，结束近三百年分裂局面的大一统王朝就这样分崩离析、行将覆灭了。
隋失其鹿，天下共逐。在这众多的选手中，李渊加入时间最晚，力量也并不突出，但他却将目光紧紧锁定关中。他深知，关中拥有崤函之固、山河之险。西魏、北周和后来的隋朝，正是因为牢牢占据了关中，才凝聚起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奠定了东灭北齐、南平陈朝的坚实基础。如今，作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和代表，李渊只有利用靠近关中的地理便利，迅速拿下关中和长安作为根据地，才能在角逐天下的过程中后来居上，占得先机。
此时的关中可谓空虚至极。
自从登上帝位，精力旺盛的隋炀帝杨广不愿意在长安多做停留。十多年来，他营建了更加富丽堂皇、巍峨雄壮的洛阳和江都，并长期居住在此。就在此时此刻，面对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大隋王朝，杨广心灰意冷、不愿北还，远远躲在江都的深宫醉生梦死，等待末日降临。诺大长安就丢给了年幼的孙子，代王杨侑和刑部尚书卫文升镇守。在此前平定功臣之后、礼部尚书杨玄感造反的战争中，卫文升损兵折将，败仗连连，而关中十多万精锐的骁果军又被隋炀帝羁留在江都不许北返，因此生逢王朝末世，面对熊熊烽火，长安朝不保夕。
隋末形势图
李渊正是瞅准了这个空档，将进攻的矛头对准了长安。
进入大业十三年，他加紧进行起兵准备，从干掉隋炀帝安排在他身边的眼线王威和高君雅，到搜罗人才、建立班底、招兵买马、结好突厥，各项工作有条不紊。七月，他打出了“立代王，安隋室”的旗号，率众三万举事。
然而，在进军关中的途中，李渊的目光时刻不离一个人，那就是近在河南的李密。李渊心里明白，虽然已是四方割据、群雄纷争，但论才具、实力、野心、机谋，对自己威胁最大的，非统领瓦岗军的李密莫属——此时李密麾下的数十万瓦岗军已与隋东都洛阳守军对垒多时，如果他攻克洛阳，携累胜余威挥军入关，抑或舍洛阳坚城不顾，一意入关另寻根据地，则自己的三万新军断难与之争锋，后果将难以预料……
威胁：草莽英雄 心腹大患
就在这个微妙时刻，一封来自李密的书信，却最终打消了李渊的顾虑。准确地说，正是通过对这封书信的解读，让李渊称出了李密的真正斤两，坚定了入关信心。
怎么回事？这还要从头说起。
李密，字玄燧，又字法主。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司徒李弼的后代。其祖父、父亲都在北周和隋朝为官，是典型的官二代。李密从小就胸怀大志，博览群书，意欲有所作为。由于才干出众，他得到了权臣杨素的赏识，并与其子杨玄感结为至交好友。杨素死后，因恐于隋炀帝对功臣集团的猜忌，又眼见隋王朝在隋炀帝的折腾下乱象频出，亡征已现，素有野心的杨玄感便起了取隋而代之的念头。而李密，自然成了他心目中的谋主。
李密
大业九年，杨玄感乘隋炀帝准备第二次东征高丽，自己又在黎阳督运粮草之机率八千船民起义，造反队伍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充到了十多万人。李密也兴冲冲赶来，将深思熟虑的上中下三策献上：上策，趁隋炀帝东征高丽未归，“长驱入蓟”，与高丽前后夹击，对隋炀帝实施“斩首行动”；中策，鼓行而西，直取关中以为基业，进而徐图中原；下策，就地攻占东都洛阳，建立威信，号令四方，但由于洛阳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如果久攻不下必然遭致四方隋军围困，后果难料。
不难看出，上策剑走偏锋，险中求胜；中策稳扎稳打，路线清晰；下策见效最易，胜算却最低。在李密的筹划中，杨玄感即使没有于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胆识，长驱北上一战成功，也应该循北周灭北齐故事，西入关中建立坚实的根据地，另起炉灶，做大做强。然而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杨玄感居然以“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隋书·李密传》）为由选择了下策。此后，无论李密怎么劝说，杨玄感都不改变主意，甚至二人还逐渐产生了嫌隙。
终于，隋炀帝慌忙回撤，全力剿杀，樊子盖、卫文升、来护儿等隋军将领对杨玄感形成了包围之势，杨玄感军陷入了师老坚城、进退维谷的境地。在穷途末路的最后关头，杨玄感终于想起了李密泣血推荐的西入关中之策，带领残兵向西进发，却最终受阻于关中门户弘农宫，落下个兵败被杀的下场。
杨玄感是失败了，但对于正向关中磨刀霍霍的李渊来说，这件事至少说明李密一直将入关中、争天下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方针。
如果说杨玄感失败后，从隋炀帝的爪牙中侥幸逃脱、漂泊江湖的李密对李渊来说并没有什么威胁，那么，以更强实力重出江湖、王者归来的李密就成了李渊的心腹大患。
李密逃出牢笼后，辗转于河北、山东等地，先后投奔各割据势力。结果，郝孝德“不礼之”，王薄“亦不之奇也”，本为世家子弟的李密受尽了冷眼和嘲笑。他整日东躲西藏、食不果腹，一度“削树皮而食之”（《资治通鉴·隋纪七》），景况十分狼狈。不仅如此，在隋炀帝无处不在的搜捕中，多名亲友受自己连累，身陷囹圄、死于非命，而李密自己也几次三番命悬一线、九死一生。
就在李密惶惶若丧家之犬的时候，他遇到了正带领瓦岗军纵横河南的翟让，才真正开始了龙游大海、一展抱负的传奇人生。而瓦岗军因为李密的出现，也摆脱了四处剽掠、居无定所的流寇状态，正式走上了隋末纷争的历史舞台。
作为义军首领，翟让对李密关怀备至、礼敬有加。李密“席卷二京，诛灭暴隋”的方略，也为翟让和瓦岗军打开了另一片广阔天地。在李密辅佐下，瓦岗军破金堤关，攻荥阳诸县，斩杀张须陁，大破刘长恭，声威大震。李密还出奇兵一举夺得储粮山积的洛口、回洛等仓，随即“开仓恣民所取”，数十万百姓扶老携幼前来投奔，瓦岗军的实力和影响迅速扩大。祖君彦、房彦藻、裴仁基、贾闰甫等一大批富有才干的隋朝臣将也投入李密的麾下，李密本人的身价也是水涨船高，扶摇直上。
大好形势下，翟让主动让贤，“上密号为魏公”。李密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瓦岗之主。赵、魏以南，江、淮以北，孟让、郝孝德、王德仁、张青特等原本对李密并不待见的群盗武装也纷纷奉李密为主，一时“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资治通鉴·隋纪七》），李密遂“大修营堑，以逼东都”（《旧唐书·李密传》），重新展开对东都洛阳的围攻。与李密一样不受隋炀帝待见的东都书佐祖君彦也投入李密阵营，写出了“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战斗檄文，成为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名篇。
短短两年之间，李密就从一个逃亡天涯的逆犯，一跃而成为隋王朝最大叛乱武装的首领、反隋战场上最为抢眼的“明星”，大有与隋炀帝分庭抗礼、问鼎中原之势。
出任幕宾，襄赞筹划之时，李密尚且将关中作为首选攻取目标，如今自己已经拥兵数十万，雄据一方，又身处与关中近在咫尺的河南，有什么理由不抢在自己前面先入主长安呢？这正是要挥师关中的李渊心头最大的隐忧。
瓦岗军
转机：李密复书 战略失误
然而此时，这封来自李密的书信却改变了一切。
对于这封书信，史料记载大体一致，却也有着细微差别。
两唐书只说了李密送来了这封信，并未说明来信原因。而《资治通鉴》的记载却更为详细，直接说明是李渊“以书招李密”（《资治通鉴·隋纪八》），而本文要说的这封信，只是李密派祖君彦对李渊来信的“复书”。由此可见，是李渊示好在先，而李密回信在后。那么李渊这封信内容是什么呢？无论是《两唐书》《资治通鉴》还是《大唐创业起居注》都没有说明。笔者揣测，应该是李渊以同宗之谊巴结正如日中天的李密，借以试探李密下一阶段动作到底是攻打洛阳还是西入关中。只是由于唐代史家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隐去了。
相比各家史书的惜墨如金，《资治通鉴·隋纪八》倒是详细记载了李密的回信内容：
——“与兄派流虽异，根系本同。自唯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
很明显，此时的李密志得意满，信心爆棚。一种指点江山、壮怀激烈的豪迈跃然纸上。
在隋末风云激荡的时代大潮中，李密几经沉浮，九死一生，凭着过硬的才干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终于成为最大的反隋武装首领，并登上了各路造反力量共同拥戴的盟主之位，的确难能可贵，这也给了他与李渊平等对话，甚至颐指气使的底气。
然而仔细分析李密的口吻，不难看出他膨胀的自信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愤懑。心理学上有一个规律，一个人的自负往往来源于他的自卑。李密的这种表面自信，实际上正缘与他内心在长期隐忍中造成的卑微之感。
实际上，虽然同属关陇贵族集团，又同出于李氏宗族，但无论是出身、权位还是功业，李密都无法与李渊相比。
李密虽是西魏功臣李弼之后，父祖也在北周、北周为官，但都比不上李渊的祖父李虎、父亲李昞的爵位官职，更别说李渊的母亲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论起辈分来，隋炀帝杨广还要叫李渊一声表哥。
从两人现实情况来看，李渊很早就承袭了父亲唐国公的爵位，又官至晋阳宫监、太原留守，成为镇守大隋北境，防范突厥入侵的封疆大吏。而李密出现在史料中时，还只是一个不受隋炀帝待见的御林军侍卫，地位权力、人脉资源、眼界手段，两人都判若云泥。
在对阵突厥和西北造反势力的长期战争中，李渊锻炼出了一支训练有素、能征惯战的职业军队，打造出了一个包括刘文静、裴寂、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精干文武官吏组成的决策和行政班底，如臂使指，运转高效。李渊还有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女儿平阳公主夫妇这样骁勇善战、机变百出的出色后辈，一旦制定正确决策，整个团队就可以全力以赴、高效完成。而李密虽然一度连兵百万，地盘广阔，但当初也只是投靠义军的一介布衣，并没有多少心腹骨干。瓦岗军也都是以造反民众为基本构成，组织力、执行力、战斗力和李渊相比，都不是一个量级。
此外虽然名为盟主，实际上无论是在瓦岗军内部还是在各路起义军之间，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自行其是等流寇余毒一刻也没有停止，李密的绝对权威还远远没有形成。虽然从军事实力来说，李密明显强于李渊，但从团队综合实力和作战持久度来说，李渊却有着巨大的潜力。李密虽然不愿意承认，但他明显在内心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李密开篇便把“四海英雄共推盟主”的头衔摆出来，目的就是补偿心理落差，同时向李渊表明，自己的地位权力并不差于他。
不仅如此，李密的这封简短书信除了透露出内心隐藏的自卑，还暴露出了自己战略目的的浅薄和短视。
“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
商辛和子婴，分别是商朝和秦朝的末代君主，都被造反者诛杀。顾名思义，李密的战略目标非常单纯——就是除掉暴君隋炀帝。
隋炀帝该不该杀？该杀。
隋炀帝
作为闻名史册的暴君，无论是当时民意还是历代史家，早已对隋炀帝视民命如草芥、以百姓为寇雠的所作所为盖棺论定。即使隋炀帝建立了若干彪炳史册的宏大功业，但并不能改变其独夫民贼的暴君实质。暴君之名，也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如此，则无以震慑后世君主，无以匡正世道人心。虽然网络时代总有人哗众取宠，冒天下之大不韪为隋炀帝做各种各样的翻案，但从开凿运河、广造宫殿，到三征高丽、巡游无度，再到苛政虐民、横征暴敛，甚至对领取杨玄感开仓放粮的三万民众全部坑杀，遍布史册的滴滴血泪无不控诉着隋炀帝的嗜权如命、好大喜功、乖戾暴虐、滥用民力，这是任何翻案都无法抹杀的。
《隋书》中痛斥隋炀帝“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指出：“振古以来，一君则已。”将隋炀帝的扭曲心理和性格缺陷描述得淋漓尽致，同时深刻揭示了权力的高度集中所导致的灾难。
应该承认，李密和隋炀帝之间，有着深重的恩怨纠葛。李密入仕之初，就因为“顾盼不常”（《新唐书·李密传》）给了隋炀帝非常不好的第一印象，被窜逐出朝。李密投奔杨玄感之后，提出的上策，便是对远在辽东的隋炀帝实施“斩首行动”，很难说和他对隋炀帝本人的愤恨没有关系。杨玄感败死后，隋炀帝痛恨李密为其谋主，又担心“李氏将兴”的谶语在李密身上应验，遂对李密进行全国通缉。李密因此吃尽了苦头，多位亲友皆死于非命。从这点出发，说李密和隋炀帝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并不过分。
但是，杀掉暴君以后又该如何呢？怎样收拾暴君留下的烂摊子？怎样建立一个新政权，让饱受创伤的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迅速得到医治？这就不在李密等造反领袖们的思考范围之内了。须知，建设一个新政权，难度远大于摧毁一个旧政权。但对他们来说，只要将这个罪魁祸首送上断头台，革命的目标就达成了。
李密看不到隋炀帝的暴虐和其父隋文帝得位不正，大兴杀戮、诛锄异己，制造恐怖氛围的关联，看不到在隋王朝统一表象下皇室内部、功臣集团、广大民众、不同地域之间日渐失衡的权力格局和日益尖锐的群体矛盾，看不到因隋文帝、隋炀帝两朝严刑峻法而窒息的社会空气与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日益增多的尖锐冲突，只把王朝乱局归因于一个暴君的胡作非为，必然使他被情感冲昏了头脑，蒙蔽了理智，除了兴兵造反、大事破坏而无法制定定乱安民、再造河山的正确战略。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李渊读罢李密的回信，才松了一口气。
他笑着对属下说：“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致。”（《资治通鉴·隋纪八》）一封短短的书信，就让他得出了李密妄自尊大，不足为虑的结论，同时定出了下一步举措：自己即将进取关中，不应该在这时再树强敌，而应“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让李密和瓦岗军挡住隋军增援关中之路，待关中平定，而李密与东都隋军两败俱伤之际，再出关收渔翁之利。
随后，李渊遣温大雅复书李密，对他“反隋盟主”的江湖地位极尽阿谀奉承，尊称李密为“大弟”，口口声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表示自己年已老迈，只盼李密“早膺图箓”，成就帝业后恢复自己唐公的封地爵位。一碗迷魂汤灌得李密晕晕乎乎，自尊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他将李渊回信遍示将佐，兴奋得说：“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
走向：命途各异 判若云泥
一来一往，两封书信决定了未来历史的走向。
李渊一开始便以“尊隋”为旗号，“安民”为手段，凭借长期镇守北境而积累的丰富政治经验和精干施政团队，一路“慰劳吏民，赈赡穷乏”，明确规定“民年七十已上，皆除散官，其馀豪俊，随才授任”，曾创下一日之内任命千余人为官的记录。任命官员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李渊根本没有多余的告身文书，授官者只拿着李渊手写的官名就去上任了。李渊此举，将关中士绅团结在自己周围，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基础。
同时，李渊启动安插在关中的李神通，女儿平阳公主等力量，组织起强大的关中新军，说降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史万宝等关中割据势力，为李渊进取关中创造了有利条件。攻克长安后，李渊第一时间规定“犯隋七庙及宗室者，罪三族”（《新唐书·高祖纪》），与长安吏民“约法十二条”，尽可能地避免了政权更替阶段的社会和朝局动荡，为即将到来的新政权赢得了民心。
虽然是彻底的占据腹心、颠覆政权，李渊却没有将矛头直指隋炀帝，至少在名义上保证了自己大隋忠臣的道义形象，也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残隋政权对自己的注意力，为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创造了条件。结果“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以关中为核心，“东自商洛，南尽巴蜀”（《资治通鉴·唐纪一》）的广大地域皆成为李渊势力范围。隰城尉房玄龄、京兆杜陵杜如晦等才俊之士看出了李渊政权取代残隋已是大势所趋，纷纷投效，成为李渊、李世民父子日后平定天下、登基称帝的班底人物。
等到隋炀帝身死宇文化及之手，各路反隋势力日渐做大，隋亡局势日渐明朗，李渊才抛开“忠臣”的面具，拿下了傀儡小皇帝杨侑，“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建立了唐王朝，此后渐次平定了薛仁杲、梁师都、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开启了大唐近三百年的大一统时代。明末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曾指出，李渊在隋失民心、四海鼎沸之际才称兵举事，亮出义旗，正是要造成“唐之为余民争生死以归取天下者，夺之于群盗，非夺之于隋”的既成事实，树立起自己“名正义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的道德形象，而区别于杨玄感、李密等“背君父以反戈者”，为新政权的建立奠定舆论和民意基础。
反观李密，以复书李渊为起点，非但没有像自己所言，“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反而逐渐重蹈故主杨玄感的覆辙，走上了败亡之路。
虽然名为“反隋盟主”，但在内，李密要时刻小心提防翟让、徐世勣、单雄信、邴元真等瓦岗固有势力的反水，在外，窦建德、硃粲、孟海公、徐圆朗等造反武装只是遥尊李密为主，实际上并不听其调遣。李密的权位远远比不上李渊在本集团的核心领导作用。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李密心心念念的关中战略却没能最终实施呢？李密谋臣柴孝和曾提议李密乘李渊在关中立足未稳，立即挥师西进，却被李密拒绝：“我所部皆山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从我西入！”李密还有一层担心。如果自己舍诸将而西入关中，则难保翟让、单雄信、徐世勣、邴元真等瓦岗将领不会自相残杀、“各竞雌雄”，到时候李密前有坚城，后无归路，“则大业隳矣”。李密权位之尴尬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李密势力日渐壮大，以李密为首的瓦岗新军和以翟让为首的瓦岗旧部之间龃龉不断，最终引发了李密诛杀翟让的内讧事件，使瓦岗军内部陷入分裂。内讧之后，李密因杀害当初收留重用自己的翟让而背上了恩将仇报、不仁不义的恶名，虽然实力未减，但“吊民伐罪、讨伐暴君”的道德形象却受到沉重打击。从此窦建德等造反力量更加自行其是，公然无视李密的盟主之令，卫州贼帅王德仁更是将李密派去招抚的心腹房彦藻杀害，李密的“盟主”之位，含金量已经大大缩水。
为了重建合法性，李密不得已，将攻克洛阳作为最大赌注，继续与隋越王杨侗驻守的坚城洛阳死磕。与此同时，因为“反隋盟主”的耀眼光芒，李密也成了隋王朝重点打击目标，隋炀帝派出最后的骁将王世充，与李密在洛阳周边展开反复争夺，只落得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空前激烈的军事斗争让李密无暇收揽民心、建设政权，虽然坐拥几大粮仓，但缺乏规划和管理，以至于从粮仓到城门，浪费的稻米有数寸之厚，白白让车马践踏。对取粮者，也是“无防守典当者，又无文券，取之者随意多少”（《资治通鉴·唐纪二》），坐吃山空，黎民流散便在眼前。
就在此刻，逗留在江都的隋炀帝死于骁果军将领宇文化及之手，李密瞬间失去了斗争的目标。怎么办？陷入彷徨的李密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接受洛阳残隋朝廷的招降，与率军北返的宇文化及决战。
昨天还是大骂隋炀帝罪行“罄竹难书”的“反隋盟主”，今天就成了残隋朝廷的护院家丁，角色转换之快，让所有人始料未及，也彻底寒了一众将士的心。主帅李密尚且朝秦暮楚，我辈流寇有奶就是娘又有何不可？最终，李密虽然惨胜宇文化及，但自身也元气大伤，已成强弩之末，被王世充击败。李密受挫后意图与手下诸将汇合，然而单雄信等瓦岗将领“勒兵自据”，拒不出援，后又与邴元真“以城降于世充”，加上被王世充俘获的裴仁基、郑颋、祖君彦等数十人，李密赖以起家的班底已经损失殆尽。
穷途末路的李密此时还幻想以“同族之谊”和“使唐公不战而据长安”的功劳投奔早已底定关中的李渊，最终被李渊逼反，死在唐朝熊州行军总管盛彦师之手，头颅也被送到了长安，就此结束了自己传奇而悲剧的一生。
世事无常、白云苍狗。掩卷长思，我们不难发现，在隋末乱世中，李渊、李密二人迥异的命运，其实早已预示在那封被称出斤两的书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