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铁丝网 能托住下坠的孩子吗?

原标题:校园铁丝网,能托住下坠的孩子吗?

这是一场异常沉默的会议。乡里上级提出,为减少学生极端事件,今后要在学校的走廊和窗户安装防护网。过了6年,村小校长杨大苗还记得,当时参会的同行们个个神情严肃。

杨大苗发愁,“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他没法说,“人命关天,怎好提出反对意见?”他的村小在中部地区,尽管从未发生过此类安全事故,但没多久,还是在学校加装了铝合金钢窗。

那是2018年,也是校园防护网突然增多的一年。在一些师生和防护网安装商的眼里,这是用物理的方式,防止学生在校内坠楼。

加装铝合金钢窗6年后,同样的问题再次令杨大苗头疼。由于年初发生多起教育机构和校内重大火灾伤亡事故,今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和国家消防救援局办公室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指出,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集体宿舍和幼儿园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一场“拆窗破网”行动在全国各地展开。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截至发稿,全国有43个地区、193所学校开展了“拆窗破网”,这一行动和最初加装防护网一样,正在许多学校的公众号上宣传。

防护网一装一拆,都是想护住“生命”——彼时的“兜底之网”,成了此时的“逃生障碍”。但对于“生命”课题中的真问题,像杨大苗这样的教育工作者们疑惑:如何编织起重重柔软、有韧劲的内心之网,托住下坠的孩子?

建网

正在上课,教室外的走廊上传来响声,王晨看到工人师傅把铁丝一根一根从楼下往楼上拉,随后发出吵闹的焊接声。

王晨学校教学楼走廊安装的铁丝网。除特殊标注外,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 供图

王晨学校教学楼走廊安装的铁丝网。除特殊标注外,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 供图

那是2022年9月,刚开学不久,王晨的学校开始在走廊加装防护网。约一周后,三栋教学楼二楼以上的走廊都装上了。他是湖北省天门市一所普通高中的学生,高一时期,曾目睹一个学生轻生。

梁瑞雪对那记沉闷的落地声记得很深。2022年,她是广东省一所重点高中的学生,那天刚下早读课,她清晰地听到一声巨响,以为是关门声。一个上厕所回来的学生一脸惊恐。梁瑞雪了解到,走的是一名即将要参加第一次模考的高三学生。

过了一段时间,她看到学校在走廊加装了铁丝防护网。

梁瑞雪学校教学楼走廊安装的铁丝网。

梁瑞雪学校教学楼走廊安装的铁丝网。

许诺就读的初中则试图防患于未然。第二次模拟中考结束后没多久,一张偌大的高空防坠楼网铺在教学楼的半空,像一张僵硬、没弹性的蹦蹦床。班主任解释加装的原因是,当地一所职业学校发生了学生悲剧。

外形像蹦蹦床的高空防坠楼网。

外形像蹦蹦床的高空防坠楼网。

接受采访时,许诺已经初中毕业,是四川省一所重点中学的高一学生,该校被列入省内“超级中学”的前列。这所“超级中学”的走廊在他入学前一年加装了铁丝网。

一些学校的“防护”更为严密。一名绵阳市普通高中的学生告诉记者,他的学校不仅在走廊装上了铁丝如笔芯般粗细的隐形防护网,而且在二楼顶部挂上了一层防坠网。窗户也装上了限位器,只能打开约两个手掌的宽度。到了夏天,教室闷得像蒸笼一样,他和同学就偷偷把限位器拧开了,没想到第二周又安上了。

东部地区一所高中的窗户全部加装了限位器,让窗户只能打开19cm左右,不少高中会采用这种方式 。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图

东部地区一所高中的窗户全部加装了限位器,让窗户只能打开19cm左右,不少高中会采用这种方式 。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图

最为极端的是完全遮挡光线和空气的金属隔板。一名河北省的小学班主任告诉记者,2022年,学校一名六年级学生被老师批评后试图轻生,事后学校在走廊加装了金属隔板,她路过“时常感觉透不过气”。

曾经有这样一张照片在网上流传:天井式的教学楼结构中,三面教学楼的走廊上,铁栅栏和墙体外的横幅像夹心饼干一样层层叠叠,红底黄字的横幅上印着——“高考成功来源于天天成功,课课成功,题题成功”……

2015年衡水二中的铁栅栏与横幅。来自网络

2015年衡水二中的铁栅栏与横幅。来自网络

看到照片时,卢晓晓一眼认出,那是她曾经苦读了两年的衡水二中知盛楼。据《新京报》,2015年4月初,衡水二中在教学楼和宿舍走廊安装了铁栅栏,“原本半人多高的护栏均被加高并封至顶部”。校方接受采访时,仅称这样做为了学生安全。公开信息显示,加装铁栅栏之前,该校半年内发生了至少两起高三学生坠楼事件。

而学校加装防护网释放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学生的极端事件急需重视。

2023年5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CCDC Weekly)上一项关于中国自杀死亡率的研究显示,2010年到2021年间,5-14岁城市和农村儿童的自杀死亡率均呈现上升趋势。2017年至2021年间,15-24岁青少年组的自杀死亡率同样出现上升。在论文结尾,作者建议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等高危人群开展针对性的预防工作。

作为预防策略中的一环,防护网安装商早已发现了这一现象。

杨奇从事防护网安装行业有18年之久,他说,学校担心学生“想不开”是各个中小学安装隐形防护网的核心需求。他印象中,大概从2018年开始,学校安装防护网的需求越来越多。

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定,现实中,防护网的样子五花八门,有铝合金钢窗、铁栅栏、高空防坠楼网、金属隔板,其中“隐形防护网”最普遍,频频受到防护网安装商和学校宣传。

这一点从各个中小学的隐形防护网招标公告得到印证。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左右,中小学对于隐形防护网的加装需求再次升温,四川、贵州、福建、广东、江苏等地的中小学都曾发布过采购安装招标公告。

林大鹏承接全国的防护网安装生意,他曾为安徽六安市毛坦厂镇某小学加装过。

他介绍道,安装隐形防护网的价格按平方计算,大概100块钱一平方米,例如,毛坦厂某小学的安装面积是6000到7000平方,把教室和宿舍的走廊、阳台都装到顶,最后总费用在60万左右。

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截至发稿,全国至少有104所学校在教学楼或寝室的走廊曾经安装了防护网,其中有57所高中、16所初中、10所小学、1所中专和2所本科院校。

剩下的18所学校中,有3所九年一贯制学校、5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和9所完全中学,这些学校至少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四个教育阶段中的一个阶段的校区中安装过铁丝网。

“成绩是尊严,课堂是颜面”

学生为什么会走上绝路?在防护网安装背后,是师生都纷纷谈论、却未能解开的校园自杀之谜。“被抢手机”、“被骂了”往往是最多被谈及的。

“大众对于自杀成因有误解”,心理危机干预专家锁朋说,“自杀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结果,但是大众往往只看到诱发因素,比如老师抢了学生手机、学生和他人有矛盾等等。”

锁朋是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心理督导委员会副主任,也是安全岛青少年自杀热线创办人。工作中,她经常面对有自杀意念的青少年。

她接手的案例中,有一半的青少年是因为社会心理因素自杀,如考学压力、校园霸凌、家庭同伴人际关系等,还有一半的青少年是因为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等精神疾病。

锁朋说,现在的社会氛围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并不友好,“它暗示年轻人,如果你学习不好,找不到好工作,你就不是一个优秀的人”。

那些横幅的内容曾长久地印刻在卢晓晓的脑海里。实际上,在网上搜索到的照片中,绝大多数的校园防护网上,都拉起一道道长长的励志横幅,两者互相映衬。

四川省岳池县一所中学里,防护网一侧,教学楼外墙贴着醒目的红色大字标语——“成绩是尊严,课堂是颜面”。它暗示着学校中保护学生的“铁丝网”与另一层看不见的“网”——对学业竞争和纪律秩序的推崇——之间的关联。

四川省岳池县某中学校内的标语。

四川省岳池县某中学校内的标语。

学业竞争体现在班级排名上。许诺就读于四川省一所“超级中学” ,全校对班级排名心知肚明——清北班、准清北班、头火班、小火班、大火班、平行班,还有体育美术班。他便是最顶部的清北班学生,只不过他排名靠后。

作为被学校赋予最多希望的清北班学生,许诺明显感知从初三到高一考试越来越密集,他几乎没有完整的休息时间。周一到周四上常规课程,周五和周六上竞赛课,每周日休息一天。这样仅剩的一天,有时还要用来考试——半月考安排在周末,对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小。

在这种学习竞争环境中,体罚也被合理化。就读于衡水二中的周浩记得,他的生物老师会因为学生回答不出问题,直接拿黑板擦往对方嘴里送。

经常看到同学被罚,等轮到周浩,他发现自己默认了这样的规矩,“这也算是一种群体压力吧”。

河南某县城高中老师吴斌从教24年,他的学校前两年在走廊加装了防护网。他认同学校严格的管理制度,“改掉了坏毛病才能够尽全力学习。”

吴斌告诉记者,在他们学校一切与学习无关的行为都算违纪,除了迟到、携带手机这样常规的行为外,还有看小说、玩电子手表、在教学楼吃饭。至于男女关系交往过密,属于重大违纪。

如果学生出现了违纪行为,不仅学生本人被全校通报批评,而且要扣班主任的量化管理分和绩效。

在卢晓晓的认知里,在衡水,考一个好大学似乎是人生中最重要且唯一的道路,“如果要退学,家里人会说,‘你怎么受不了?’”。

高三下学期,卢晓晓有一个从山东德州来的同学退学了,对方当时连着好几天睡不着觉,受不了压力,就转学回老家。衡水二中不缺乏优秀生源,如果成绩普通,退学也不会有老师挽留。

走廊加装铁丝网之后,广东学生梁瑞雪的书放不上护栏了,以往她会靠着走廊背书。现在,网很密,缝隙有巴掌般大,她无法探出头,哪怕想要和对面楼的同学打招呼也困难。 “真的会给人一种很封闭的感觉。”

梁瑞雪正在读大一,回想起高中的学习生活仍觉得“四面八方都是压力”,每次压力到了临界点,她就和母亲倾诉释放一点点,等下次快溢出来,再释放一点点。

但更多受访学生表示,面对无法摆脱的学业压力,家庭很难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甚至会成为施压的一方。

许诺成绩退步,父母会摆脸色。他出生在青海,六岁那年,父母考虑到当地教育资源有限,就带他回到了四川。为了供他读书,父亲在外务工,母亲辞掉工作,从小学全职陪读至今。当他被这所本地数一数二的超级中学录取后,家人为此高兴,这意味着半只脚踏入了重点大学。

虽然父母的生活围绕着他转,给予了不少物质支持,但也不时为他下滑的成绩争吵。

从表面来看,许诺的学业压力源自身边的父母、同学和老师,但他认为这些人不是制造压力的主因,“(压力)会通过你身边的人传导到你这里。”

前述对自杀死亡率的研究称,目前,在相当多中国父母和教师的教育观念里,“学业成绩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这给青少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压力管理不当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精神障碍和增加的自杀风险。

深圳某重点中学心理中心主任王颖光告诉记者,在心理普查的过程中,她发现学生的同辈压力和学业压力都比较大,抑郁、焦虑和强迫的指标相对偏高。

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加装防护网的104所学校,其中41所学校曾被评为示范性学校、重点学校、一级学校或星级学校。这些学校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南和河北三个省份。

河南永城市一所中学安装防护网前后对比图。

河南永城市一所中学安装防护网前后对比图。

在衡水二中的三年,卢晓晓一门心思考学,没想过抬头看看天空,更不用说铁丝网了,她对考上一个好学校的向往已经盖过了负面情绪。

卢晓晓说,她对衡水二中的情绪很复杂。上大学后,她意识到这样的教育模式剥夺了个人的学习能力和主体性,她需要从头学习吃和玩。但也有好处,她从中得到了一个好成绩,现在在北京一所211高校读研,她发现自己被锻炼得特别能适应高压。

2019年从衡水中学毕业后,郑齐顺利考取了北京的一所高校,现在留在北京工作。

高中三年里,他在实验班成绩排名靠后,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心态变得自闭,不太想和人说话。

初中选择衡水五中,高中选择衡水中学,郑齐看重的是高升学率。他出身河北农村,小学时期,父亲生病了,没能再去工作,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断了,母亲给雇主做饭打工养家。他高中时的目标很现实,就是考一个好大学。

郑齐高中的教室。

郑齐高中的教室。

回望在衡水系中学的考学经历,“你说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运呢?”采访中,他自问自答道,“你还要去考虑到选择这套东西的人,自身可选择的范围在哪里,还有他想要的和他所能够拥有的资源,他自己的处境是什么样的?你不能够站在一个北上广的人的视角,来评判衡中人的选择,这样是不公平的。”

校园心理健康:无力的泄压阀

对于学生而言,那些极度重视成绩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学校和家庭,就像组成“高压锅”的“锅身”和“锅盖”,高压锅内的气压越来越大,出气口又在哪儿?

卢晓晓是衡水二中2019届的毕业生,在校期间,她没有听说过学校有心理咨询室和心理老师,只记得“谈心谈话”环节。在晚自习课,某个学生没考好,老师就会叫到走廊上谈话,问他为什么没考好,为什么这个题没做对。卢晓晓印象里,没有老师会关心,“你最近是不是觉得压力太大了?”

几乎所有学校加装了铁丝网的受访师生,都提到了一个共性问题:心理健康教育的乏力。

政府对于校园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很早就开始了。1999年,教育部曾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把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培训列入当地和学校师资培训计划。到2021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要配备1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访谈中,有一位学生表示,学校每天都有去心理咨询室的同学,她同学去过评价很好。

然而,心理健康教育形同虚设是更普遍的情况。一名湖北省某中学学生说,学校心理咨询室的门经常关着;一名广东省某中学学生说,心理老师一个学期会开一次讲座,平时只能约线上咨询,很难见到心理老师;一名四川省某中学学生说,心理讲座一学期一次,班主任只会选择班中的一两位学生参加。

心理健康在学校的价值序列中并不是居于首位的。当被问到是否有机会向心理老师寻求帮助,郑齐的第一反应有些茫然,“去的话,估计要和班主任请假才行,要不然怎么可能在上课或者其他时间去做心理咨询呢?”他解释,“学习的时间安排很紧,而且有老师看着自己”。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学生反映心理老师对隐私保护的态度,是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寻求心理援助的首要条件。

有一次考试,许诺的成绩掉到了年级500名,他决定去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屋子是由办公室改造的,但是用隔板设计了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放了两张沙发和一张桌子。在那个令他安心的环境里,许诺向心理老师倾诉,自己因为学习压力心情有些糟糕。

没多久,事态却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几天后,许诺的班主任特意把他叫到教室外面,安慰他可以保送高中,中考对他而言只是走流程。虽然班主任的言语都在鼓励,但是许诺依旧感到不舒服,“为什么心理咨询室在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就去通知我的班主任?”

这件小事摧毁了许诺对心理老师的信任,后来学习压力太大,他选择和朋友倾诉或者“摆烂”一段时间。

“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学生的隐私一定是要被尊重的。”王颖光说,在她的中学,一旦学生出现高危的信号,心理老师一定会征求同意,明确告诉学生这个部分属于保密之外,需要跟家长或者班主任沟通。如果不是高危情况,学生找心理老师咨询,不会跟班主任透露。

心理老师配备不足,也是学生无法及时得到帮助的原因之一。龙立菲任教的学校一共有三千名学生,但仅有一名专职和一名兼职心理老师。纵观整个县城,她发现这样的问题普遍存在,最好的学校也只有两位全职的心理健康老师。谈话中,一名江浙地区小学心理老师黄玲也自侃是“独苗”。

心理老师的工作精力却被大量侵占,他们被要求做许多兼职工作。方文静是湖南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心理老师,除了心理工作,她在学校里还兼职了主课和行政岗,“每天忙得像八爪鱼”。

应对检查的材料工作更像是方文静的工作重点。黄玲也有相同的困境,她说,课上得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写活动新闻、站岗值周、配合上级检查搞材料,以及做学校安排的其他杂事。

黄玲说,校长在会上已经明确说过,出了问题不会保护老师。她很清楚,这些留痕工作是为了保护学校和老师不被追责,或者说,也是保护她自己。

在安全防护问题之下,中小学心理老师的职能愈发显得尴尬。刚参加工作一年,方文静自觉热情已经被消磨了很多。无力感时不时袭来,她只能自我安慰,“把材料做得美美的,洗洗睡吧。”

“不过我是真的很想做点什么。”方文静补充道。

锁朋也注意到,学校老师的压力非常大,“防自杀不应该只是学校的工作。”锁朋认为,心理问题发源于社会, 而这些前端问题是学校心理老师很难解决的,需要家庭、医疗、学校和社会的支持。

如何降低青少年自杀率?锁朋认为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环境。

锁朋的工作核心便是帮助青少年重新理解生命的价值,“不管我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事情、学习好坏,我有权利活下去,可以享受阳光、空气、爱和温暖,并且拥有各种方式追求幸福。”

“亡羊补牢”

当心理层面织起的隐形防护网仍然拦不住坠落的学生时,物理层面的有形防护网就应时而生。

2023年,心理老师龙立菲的高中也在走廊加装了防护网,她还注意到,她所在的县城很多高中都加装了。

东部地区一所学校的校匾下写着“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标语。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图

东部地区一所学校的校匾下写着“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标语。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图

校方没有解释加装防护网的原因。她猜测,这是学校的“无奈之举”——学校曾在心理健康层面寻求了很多解决办法,比如心理讲座、心理团辅等,但是极端事件仍在发生,最后不知道如何防范了,才采用了这样一种“比较简单”、“容易控制”的方法。

当被问到是否见过学校走廊加装防护网的现象,锁朋回答,“见得太多了”。她认为学校是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频繁发生学生跳楼事故,自然需要做好防护。

她印象中,2021年左右,青少年自杀问题变得严峻。锁朋说,在场地的管理上,加装防护网可以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至少,他们跳不下去了,但是这也只能阻止最后一步。”

更复杂难解的是针对自杀原因的防护,对此,锁朋认为防护网起不了什么作用,甚至会起到副作用,反过来提醒学生曾经发生过跳楼事件。这有可能反向强化轻生的念头,特别是对那些已经有念头但不强烈的学生。

自从加装了高空防坠楼网,许诺感到不安,他的教室在一楼,出门明显看到一层网罩在头顶,网孔并不密,接近人头大小,正好能托住一个生命。

许诺看到了会愤懑,认为安装防护网是学校的免责策略。同时,他也“会很惋惜那些学生没有得到帮助,因为我也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所以才会理解他们走不出来的那种困境”。

后来进入高中,学校二楼以上的走廊加装了防护网,尽管他的教室在一楼,但每次一出教学楼,他就能看到灰色调的金丝包裹着楼栋,不安的感觉如影随形。

湖南一所高中教学楼走廊装上了铁丝网,遮挡了晚霞。

湖南一所高中教学楼走廊装上了铁丝网,遮挡了晚霞。

“(装铁丝网)本质上是亡羊补牢。”锁朋告诉澎湃新闻,更需要关注的是,“前端的工作做得远远不够。”

平时,锁朋会去全国各地做心理危机干预。心理危机干预,即帮助受危机事件影响导致身心紊乱的人恢复,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心理危机干预特别是早期阶段,也是让生命走入绝境的人,在这种氛围中感受到暂时的温暖和安全,从而有能力找回自愈的力量。

前端的工作包括生命教育、家长教育、发现学生心理危机预警信号、及时评估风险等级、根据风险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等,锁朋走进一些中小学后发现,这些工作其实大部分学校都有预案,但是由于心理危机干预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只有挂在墙上的流程是起不了作用的,需要日常进行培训和演练,“像应急消防演练一样”。

那天,高三学生跳楼后,梁瑞雪学校的各班班主任站在门口,不让学生出去。等到梁瑞雪出门,现场已经收拾完毕。当晚,班主任开班会告诫大家,珍爱生命。这一场风波十分平静地过去了,仿佛从未发生过,但在梁瑞雪心里留下了印记。

锁朋经常遇到,学生自杀事件发生后,学校因为害怕其他同学心理受波及,避免引发舆情危机,第一反应是尽量封锁消息。她解释,这和人的本能有关,危机来临就本能地否认、退缩和防御,像鸵鸟一样,“他们(学校)可能觉得这样做,别人不会发现,讲出来反而刺激大家。”

她认为,核心原因是大家对自杀这件事了解得太少了,导致一些预防工作变得滞后、收效甚微,甚至还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生命教育时常被误读。锁朋说,像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一些学校会告诫学生,你们不可以这样。“这叫生命告诫,是恐怖教育。”

今年春天,锁朋接到了一起自杀已遂危机管理的个案邀请,这所中学第一次主动把危机干预工作者邀请进校园。一周内,锁朋赶到学校,她了解到,那是一位高度疑似精神分裂症的高三学生,在妄想幻听的支配下自杀了。

之后,锁朋给出事学生的班级开了一次生命教育的班会,又对出事学生的室友进行了小组危机辅导,还对处理事件的老师和校领导单独辅导,总结了此次事前危机干预工作的不足。

接触各方后,锁朋发现一个问题,和以往她所接触到的其他自杀已遂事件一样,这起事件的出事学生曾经表达过“自己做什么都没有用了”的话语,身边的人只是劝他不要这样想,但是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所有的自杀信号都是在求助。”锁朋说。这些自杀信号在专业的工作指南上是明确指出来,每个人都可以学会,就像心肺复苏一样。她有一个建议,当识别出自杀信号,可以在对方比较信任的情况下,耐心倾听对方的烦恼,并且告诉对方当自杀想法强烈难以控制的时候,一定要求助。

这也是锁朋面对青少年做危机干预工作的重点,让教师和家长学会预防自杀的专业方法,对青少年“做生命教育和求助教育”。自杀成因难解,这是个体所能做到的努力。

锁朋在科普求助教育。

锁朋在科普求助教育。

锁朋发现,一些青少年对生命有很多困惑。她不避讳和青少年谈论死亡,把每一次危机干预的机会当作一次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是一个很大的主题”,锁朋说,它是用各种各样寓教于乐的、好玩的方式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和温暖,比如给死去的小宠物写一个墓志铭,给天堂里的某个亲人写一封信,或者亲手培育种子。“总之就是观察这个世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可爱,热爱世界。”

拆网

今年4月,杨大苗接到上级通知,为了消防安全,加装了6年的铝合金钢窗必须拆除。

事情的起因是2024年1月24日江西新余一店铺,因施工人员违规动火施工造成起火,导致39人遇难,9人受伤,受困者为参加专升本培训的学生和住宿旅客。另外,国家消防救援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起事故中存在防盗网、广告牌等障碍物影响人员安全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问题。

而在一周前,1月19日,河南方城县一所农村寄宿学校的宿舍发生火灾,事故造成13人遇难,4人受伤。目前官方还未通报事故原因,但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事发后,一名学生称,宿舍是有窗户的,但学校考虑到学生从窗户往外出入不安全,外面装了防护网。宿舍有前后两扇门,但一扇门被床挡住,只有一扇门通往走廊。

此外,今年春季开学至今,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3月1日到5月27日之间,全国学校共发生火灾 516起 ,总数同比上升了2%。

如今,这几起重大学校火灾事故引起了当地教育部门和消防部门的重视,消防检查风波辐射到了其他地区,之前为了保护学生安全而加装的防护网,又一次成为问题的焦点。

收到“拆窗破网”通知后,杨大苗头疼,因为他是想留下防护网的那个人。

6年前,上级要求杨大苗的学校在走廊和窗户加装铁丝网,他协商了很久,后来用“小学生个子比较小,走廊的墙比较高”为理由,说服上级同意不在走廊安装铁丝网,只在窗户上安装铝合金钢窗。

这次要求拆除铝合金钢窗,杨大苗的担忧又来了,“现在把这些铁丝网都拆了,以后会不会出现孩子们打闹意外掉下去的情况?”

杨大苗多次和上级沟通,最后,商定锯掉一块用以逃生,保住了窗户上的铝合金钢窗。

杨大苗学校的窗户最后拆除了一块铁栏杆。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图

杨大苗学校的窗户最后拆除了一块铁栏杆。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图

杨大苗的担忧暂时结束了。至于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他的村小四面环山,在校园里能听到鸡鸣和流水声,大山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孩子们,他们没有学业压力,可以在课间无忧无虑地奔跑,每个月还有一节远程心理健康课,屏幕的另一头,上海的老师会为他们上课。

目前还有大量学校的防护网没有拆除,许诺的学校便是其中一所。不过,铁丝网也曾意外带来过发泄的乐趣。许诺的班级曾经短暂地换到加装高空防坠楼网的三楼,课间,偶尔有几只小鸟在防坠网上嬉戏,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趴在护栏上看。

突然,许诺和同学大笑起来。

海报设计:白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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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锁朋外皆为化名)

(注:图片及素材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电话:027-857216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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