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诗织成为一名“公众人物”，是在2017年10月的记者招待会上。她依据自身遭遇性侵经历写成的纪实作品《黑箱》在日本出版，反响复杂。无论如何，这使她成为日本第一名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也是“日本#MeToo第一人”。

伊藤诗织

2017年，正是“#MeToo”运动星星之火、初始燎原的一年。从娱乐圈到体育界、文化界与传媒出版界，从美国到中国，全球的女性被鼓励站出来指控性侵。从世界的尺度来看，这波声浪高低不一，“#MeToo”在日本的沉寂，令伊藤诗织的发声显得孤独而又嘹亮。

2018年6月，BBC报道伊藤事迹的纪录片《日本之耻》上映。经由西方主流媒体的传播中介，这位亚洲女性的呼声终于发酵成为全球关注的事件。

伊藤诗织的《黑箱》从日文变为中文，仅耗时一年半。上市4个月，书已加印两次。在图书出版较为低迷的情境下，这部生逢其时的作品已算得上“畅销”。

《实名指控性侵后她出书叩问社会 伊藤诗织：我不是完美受害者》（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黑箱》被称作“非虚构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国读者也常将伊藤诗织与《房思琪》的作者、台湾小说家林奕含并举。两本在“#MeToo”期间陆续面世的作品均依托现实经历，描述了女性受害者的心碎时刻，使性侵犯的话题“出圈”“破壁”，令“走出房间的大象”成为激起广泛关注与持续讨论的社会事件。

在书写与言说创痛持续引发轰动之时，她们的形象亦透过网络广为流传。分别被贴上“美女记者”和“美女作家”标签的二人，既符合人们对于亚洲女孩的审美，也被“完美受害者”的期待而损耗。

在性侵犯的叙事中，“美丽”往往被视为一种过错。小说里，施暴者李国华说：“都是你的错，你太美了。”现实中，施暴者山口敬之则在邮件中写，“这样漂亮的女生半裸着爬到床上，自然而然会发生点什么”。

翻转美丽、柔弱与顺从刻板印象，成为女性终止沉默、学习愤怒的爆破点。只是，伊藤诗织与林奕含人生的后续走向截然不同。林奕含成书后的自杀已成绝响，而身为记者的伊藤诗织则没有迂回，从亲历者到书写者，她将个人遭遇转化为公共经验来诉说，至今仍在走维权的艰难之路，试图借此推动日本司法部门及警察改变对类似性侵事件的处理程序。

伊藤诗织去过台湾，也知道林奕含的故事。私密性、耻辱感与陈情的二次伤害，令任何置身其中的人都有权脆弱。

“如果我没有记者的背景，也许我做不了这些。但作为一个记者，如果连我都不敢说的话，那还有谁呢？”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黑箱: 日本之耻》

作者: （日）伊藤诗织

译者: 匡匡

版本: 中信出版集团·雅众文化 2019年4月

伊藤诗织的中国之旅

“因为每次讲到那些经历，

我的身体都会变得很冷”

就在这个月，伊藤诗织踏上了为期十天的中国之旅，从上海到杭州、北京和成都。

伊藤诗织在给读者签名中文版《黑箱》，北京单向空间（爱琴海店）。

这是她第一次面对如此众多的中国读者，甚至在日本也不曾有这样盛大的轮番会面。“在日本，并不会有这么大的场地，这么多人去关注这本书”，伊藤诗织在一场活动中感叹。仅在三天半的北京行程里，她参加了两场爆满的讲座，一轮“一席”演讲，接受了极度密集的采访以及拍摄。她将这回中国行当做一次“田野”，“希望也会有一些素材和选题”。

伊藤诗织毕竟是一名自由记者。

2015年，26岁的伊藤在日本遭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山口敬之迷奸以来，虽数度经历身心崩溃，但工作一直不曾停滞。她从埃塞俄比亚回国不久，刚放下手头有关非洲女性割礼传统的纪录片拍摄，就走上7月8日的日本法庭，与四年不见的山口敬之做了对峙。

她的案件仍未结束。2015年提出的刑事案件以“不起诉”告终，如今已转成民事案件，山口要求她赔偿一亿三千万日元。不过，民事化令“整件事情变得透明，不像以前那样被层层包裹住”。

见到《新京报》记者时，伊藤正在休息间隙。她在水池里放了热水，将脚和手放进去，温暖身体。她略显疲惫，像电视新闻记者那样微笑，为这份额外的等待表达歉意：“因为每次讲到那些经历，我的身体都会变得很冷。”

“性，人人都会进行性爱，人人都有性别，那是我们存在的基础，那是我们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我经常使用‘房子’这个比喻。如果我是一座房子，如果这座房子的基础受到了侵害，是很难重建日常生活的。”

在上海站的演讲中，伊藤诗织对身体的自主权做了一个非常符合“现代人”边界感的表述。她是一个有西方教育背景的日本女孩，十五六岁时，为了看到更多世界而孤身来到美国，“如果只会日语，我的世界将被局限和被禁锢在充满日本心理的地方”。像小镇青年来“北漂”那样，在美国以及欧洲的经历让她获得了更多可能性，以及与更广阔世界的交流方法。

伊藤诗织《黑箱》原版。

值得留意的是，伊藤诗织的亚洲声音，很大程度上是透过英语发出的。BBC为伊藤诗织纪录片所取的第一个名字是《强奸之国》，这个说法显然欠妥，伊藤诗织为此做过一番争取，最终定名《日本之耻》。“日本的刑法已经110年没有改变过了，此前强奸罪的最低判刑是3年。我拍这个片子之前，日本将要举行讨论改变刑法的国会会议。BBC这个片子确实帮到我了，刑法做出了一点点改变，把最低年限改成了5年”，伊藤诗织说。

“在日本，施行性侵害的人都是位于权力顶层的、拥有强大力量的人，所以在底层的女性很难有发言的机会。”

在遭遇不幸时，伊藤诗织仍是一个新闻实习生；4年后，她则以专业记者的经验和力量，成为一个试图撬动社会“黑箱”、传达“#MeToo”理念的人。如媒体人郭小寒所说，她仿佛是“有自己的方式方法可以去组织这样的斗争的”。

如同所有的运动一样，“#MeToo”不是一场完美的运动，但它真切普及了一些此前欠缺公开表述的性观念：没有同意，就是性侵：“only Yes means Yes”；不要期待“完美受害者”，停止谴责受害者；大部分性侵案不关乎性企图，而关乎权力。

开口难说“不”的亚洲女孩

“假如我选择沉默，

我就没法活到今天”

“滚”。

来到中国的伊藤诗织，饶有趣味地练习中国朋友教会她的第一个“脏字”，并表示“日语也需要这样强有力的词汇。”

因为日语缺乏明确表达拒绝、不同意的词汇，我们很难区分“拒绝”和“欲擒故纵”。哪怕非要说“不”，也会给人很有礼貌的感觉。在伊藤诗织与山口讨论性暴力案件的日文邮件中，她无法不使用谦辞敬语。而在遭遇侵犯时的愤怒控诉也显得无效，“他有一句话激怒了我，他说：你生气起来还是很可爱的啊。那一瞬间，我感觉我的控制权好像被夺走了。”

伊藤说，“所以哪怕是语言，我都觉得我们是被限制了。我觉得日语应该也引进‘fuck off’这种词，或者把中文里的‘滚’翻译成日语。”道理正如写过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梁鸿所言，“日常话语反倒是最能阻碍文明的发展”。

在北京站，伊藤诗织与梁鸿、郭小寒的对话中，亚洲女性从传统到现代的生存处境得以串联。最新的“全球性别差异排名”现实，中国位列103位，日本更糟，第110位。性别观念未必与经济同步发展。

一百年前，中国女性解放是轰轰烈烈，今天女性经济地位提升，女权话语传播更广。但性别背后历史的盘根错节，存在阶级与城乡隔膜。“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现代的社会，但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传统里面”，每个处在代际断层中的人都面临与原生环境的割裂、共情与重新连接。

《出梁庄记》

作者: 梁鸿

版本: 理想国 | 台海出版社 2016年9月

梁鸿说，在中国农村社会面临性侵，一个未成年女孩子的选择可能是隐忍，而已婚妇女则可能用激烈的玩笑、更露骨的语言去表达所谓的反抗。然而，无论如何，都要面对来自于长辈、熟人以及街边路人的一样眼光。

在《出梁庄记》的最后一章，梁鸿邻村的小女孩被60岁的邻居老头性侵了。反复挣扎后，奶奶选择不报案。派出所所长和医生朋友说，这类事情在农村发生的比率非常高，大部分都没有报案。“尽管我们拥有了足够的现代意识、现代法律知识、所谓的民主、正义，但具体的人在面对生存、话语及场域的巨大压力时，没有办法，都是苍白的。所以真的是社会的‘黑箱’”，梁鸿认为。

在发达国家日本，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只有百分之四的性侵受害者会选择报警，百分之九十六的人甚至都不能去寻求公道。伊藤诗织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你周围有很多人承受了这样的痛苦，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

对于“黑箱”的揭示，也因此呼应着更多层面。不只是针对性侵案发现场的不可见，以及调查机构与司法体系中更为巨大的“黑箱”。还包括一种难以直面的结构性力量，这个结构包含着权力，也包含最日常的、无意识的东西。这些都是无法被理论轻易消解之物。

置身生活之内，性侵受害者要如何自处？事件之后，伊藤诗织也经历了抑郁症、PTSD等反应。“有人对我说：如果你把它讲出来，它就会毁了你的生活。所以某种程度上说，我知道我的后果。但是，假如我选择沉默，我就没法活到今天。”

去年在韩国，一位韩国受害者支援组织阿姨的话让伊藤恍然大悟：

“这是跟我说的，她说，‘你做得很好，你做了最棒的事情，你从那个现场逃走了，你洗澡了，你活到了今天。’当我听到这句话，就抑制不住哭了起来。我一直告诉自己，也告诉身边的人，‘这不是我的错’。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对自己说，‘我已经做到最好了’。”

“我觉得我最需要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行了，够了，你已经做到最好了。’”

▼

专访伊藤诗织

在接受新京报专访的伊藤诗织

1

记者身份，让人更有勇气讲述性侵创痛

新京报：你会觉得，是记者的背景让你更有勇气讲述创痛吗？

伊藤诗织：现在我也在想，如果我是别的职业，我还会这样做吗？我不知道。我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和方法来走出性侵伤害。有些人会接着生活，有些人也许闭口不提。但对我来说，“面对真相”那才是我。如果我没有记者的背景，也许我做不了这些。但作为一个记者，如果连我都不敢说的话，那还有谁呢？

我对自己的承诺是，让别人知道我的名字不是受害者，我的名字只是伊藤。如果我继续做下去，无论如何人们会记住我的工作，这也许需要时间，但却是我的信念。

新京报：你正从一个“受害者”、“幸存者”，成为更有力量的发声者乃至社会活动者。你把自己“公共化”了，而“走向公共”，似乎也更有效地帮助你从中恢复？经过苦难，你似乎很好地践行着自我重建，我能这么说吗？

伊藤诗织：不，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很有活力，因为我热爱我所做的，比如写书，拍摄报道叙利亚的纪录片，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继续做这些事情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是一种支持，也是处理创伤的一种方式。我离不开工作，不能总是作为受害者去追忆曾经发生的一切。尽可能从远处看问题，对我来说更容易。但我无法逃离现实。这就是我的故事，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伊藤诗织在讲述中落泪。

所以，有好日子和坏日子。我当然也有坏日子。我很高兴来到中国，现在我们谈论的是未来，但谈论未来，就必须涉及我身上曾发生的一切……谈论这些令我身体变冷。物理上，它一直在影响我。

上周一，第一次法庭听证会时，我必须在四年后第一次面对山口敬之先生。我简直无法想象和他站在同一个房间里，我的身体会有什么反应。我得为它做准备，但事实上没办法准备。不过，我撑到了最后。我会用热水来温手脚，做瑜伽来暖身体，我在这吃了很多辣食，这让我感觉好些。

2

中日之别：中国年轻人更关注性侵平权

新京报：在中国的十日“田野”，你会走访许多城市。同为东亚国家，你觉得中日女性处境有何异同？你的中国读者，与日本读者又有何不同？

伊藤诗织：我发现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有多么相似，但在许多问题上也有不同。不过，我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才刚刚开始。

中国的活动来了许多读者，他们都支持我。这非常暖心，像一个大家庭，很有力量。我很惊讶来了很多男士，很多年轻人，大家都很专注。这跟日本的情况很不同，我在日本讨论平权时，参与者大多是年长的人。这个现象是个谜，我也没有答案。也许因为他们退休了有时间？在上海我遇见一个女孩买了20本书，说要把书送给她所有的男性朋友。我很激动看到同辈读者，毕竟这关乎我们的未来。

前几年，每次我回到日本都觉得不安全，会收到恐吓信息。我不得不伪装自己，隐藏自己的身份。但去年夏天起，我不再这么做了。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要躲藏多久？那些想要攻击我的人究竟是谁？令人惊讶的是，之后人们开始在日本的街道上认出我，分享他们的故事，倾诉他们的感受。日本人和陌生人说话是不太常见的，但他们确实这样做了。我从来没在街上听到过任何负面的评论，没人当面教训我。于是我意识到，谩骂都发生在网上，而不是现实世界。

新京报：日本的情色文化之中有种强奸文化。比如AV或漫画会从男性视角出发，将其呈现为女性性满足的表达。这种态度如何影响了现实中的日本男女？

伊藤诗织：其实这几年已有所改变。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很流行的文化。如你所说，从前7-11或全家那样的便利店都会贩卖色情杂志，但现在这些被禁止了。

外国人也许会觉得日本的性很开放，因为我们有很多色情作品，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性仍然是一个不太好讨论的东西，性教育也是如此。然而色情作品却又如此易得，这就是不平衡的地方，也造成了外界的误解。当我们很容易获得色情或者色情暴力图片，却缺乏很好的性教育时，男士们也许会认为这是对待女性的正确方法，这也是非常恐怖的地方。我们需要在一点上达成共识，“only Yes means Yes”.

新京报：这也跟亚洲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有关。你为什么会关注到非洲割礼这一习俗？

伊藤诗织：由于与一位朋友的结识，我开始做关于非洲割礼的纪录片。日本人并不熟悉割礼，尽管在英国、东亚等不同地方都存在这种风俗，许多女人都曾遭受这种折磨。割礼与宗教信仰并无必然关联，切割也分不同的类型，但割除女性阴蒂的目的，在于防止女人去享受性高潮，人们还会将阴道缝合，直到女人结婚后再切开。

在西非塞拉利昂有90%的女人（被迫）接受割礼，而余下没有经受过割礼的女人则会被视为不完整的女人，不完美的女人。在日本，虽然我们不会割除女性的生殖器，但是“做一个完美女人”的概念却是根深蒂固。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3

女权主义者之间，有等级差异和代沟？

新京报：你会把自己界定为女权主义者吗？

伊藤诗织：是的，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也是最近才意识到。我成长的社会缺少关于女权的教导，我也不曾发出过疑问，但发出疑问才是解决之道。

新京报：你是如何理解女权主义的？

伊藤诗织：有些人觉得女权主义者一定讨厌男人，女权主义者一定不穿胸罩等等。但对我来说，女权就是要做自己。当人们因为性别不同而被区别对待，就是时候让我来发声了。不能因为性别，你就得到不同或者更少的机会，这不公平。也不仅仅是女性，而是作为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也许我的看法和别的女权主义者不同。日本有些很优秀的女权主义者，他们有些人是作家，有些人是教授，有些人是运动员，但因为日本的等级制度，不同年龄的女权主义者很难交流。

新京报：代际差异，如何造成了女权主义者的分歧？

伊藤诗织：我在台湾时，发现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在讨论相同的问题，但在日本并非如此。我有位台湾朋友，是一家性别平权媒体的发起人，她跟我说，台湾在亚洲中算很开放，在女权运动上也有进展。她在媒体上写了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女权观点，但另一位身为“第二代”女权主义者的朋友看见这类书写时就会很不满，觉得“从前我们的反抗多么热血，而你仅仅是坐在电脑跟前写东西？这算什么”。然而，当我朋友邀请了那位长者去她的工作室看一看，聊一聊时，她们就变成了可以交流的朋友。

性别平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方法。比如，英国曾需要用很激进的方法来做出改变。但在今天，我们有不同的方法和媒介来讲出我们的故事，我们不一定需要游行或是烧毁大楼。我提到太多过去的方法，尽管日本没有这样一种时代。每一代人方法不同，我们需要彼此尊敬，一起交流，应该更开放，更简单，应该忘掉等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