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8日至19日，由浙江大学文学院主办、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承办的“梓者法身：近世书籍文化跨学科工作坊”在杭州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安徽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香港树仁大学、上海社科院、天一阁博物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三十余位学者，发表了各自有关书籍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
“梓者法身”出自万历十八年（1590）王世贞应紫柏真可之请为新刻《大藏经》所作募缘疏：“百应者化身也，不动者法身也。梓者法身也，流传者化身也。”工作坊试图搭建一个促进跨界对话的平台，邀请来自文献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共同探讨由印本串联起来的整体史。
本文图片均由宋佳霖拍摄
18日上午，浙江大学文学院徐隆垚研究员主持开幕式，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周明初先后致辞。冯国栋提出，书籍史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学术的专门分科可能对书籍史的问题造成遮蔽，不同学科的“会诊”有利于发现和展开问题。周明初肯定跨学科的意义，同时也正视这一工作的难度。
首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叶晔教授主持下，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张伯伟教授作特邀讲座《知识环流：佛教、政治与性别——东亚书籍史研究方法例释》。
张伯伟以全球比较的视野审视东亚书籍史的现状与前景，认为这一领域生机勃勃，不仅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依赖，还要对当下模式之不足加以批判改造。这迫使学者调整中国文史研究的重心，从对碎片化的新材料的痴迷膜拜，转向探索原理性的理论方法。在东亚书籍与知识的“环流”过程中，域外刊本总是由于宗教、政治、个人等复杂原因而发生变容。南唐《祖堂集》传入高丽之后产生了“海东新开印版”，后者将中华与东国的禅宗灯史汇为一脉，意在标榜“江西禅脉，总属东国之僧”。海外汉学家的书籍史研究重心在于商业出版，但是东亚书籍史中王权与政治文化的支配作用不容忽视。如18世纪初朝鲜通信使与新井白石之间对话的《坐间笔语》《江关笔谈》，引发不同国家、不同年代的读者介入评价，其间产生的扭曲、冲突就与争夺华夏正统的心态密切相关。
随后，与谈嘉宾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永华教授、复旦大学古籍所石祥教授就讲座内容进行对话。
刘永华认为报告注意政治因素在“环流”当中的作用很有启发性，而达恩顿对于审查、版权的研究就是对政治的强调。同时，也应注意汉文训读在“环流”中如何发挥作用，东亚“环流”与由拉丁语所连通的欧洲“环流”与有何异同，以及不同的阶层如何参与“环流”等问题。石祥认为报告所言“环流”具有空间大、时段长的特点，其中蕴含诸多可能性。目前日本、韩国所藏各类汉籍著录书目，内容和体例并不完备，亟待重整。另外，书籍版本流传的中间环节也有待清晰化。
本次会议共分为七个专题。第一场“文本可曾凝定？”由复旦大学石祥教授主持。
许建业（香港树仁大学）的报告主题是《凝而未定：明代古典诗歌总集之文本信息动态》，梳理了明代全录式总集对经典文类文本的存储实践、对辨体式总集的删述求精，以及读者阅读心态影响下的稗贩挪借。与此前学者关于明代发生“文本凝定”的判断不同，他提出明代古典诗歌总集体现出“凝而未定”的文本信息动态。
罗鹭（四川大学）《书棚本唐人诗集在明代中期的翻刻与流通》聚焦于明人翻刻宋本唐集的出版实践。翻刻书棚本导源于弘治，至嘉靖年间成为一种普遍风尚。翻刻者并未完全忠实于底本原貌，而是进行了一定的加工，对底本有所校改或是增加了讹误。这些新刻版本推动了书棚本唐人诗集在明代中期的流通与传播。
徐隆垚（浙江大学）《宋元明的辨体与博古——比较文艺复兴视野下近世文人历史意识初探》关注近世文献生成的底层逻辑。通过“文章辨体”观察宋明文人的“时序意识”，通过“博古学”观察其“证据意识”，这样以宋元明的文本观念和知识经验为依托，与彼得·伯克关于“文艺复兴历史意识”的概念建构进行对话。
第二场“文字下乡：近世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读写实践”由北京大学陆胤主持。
朱忠飞（赣南师范大学）在《文字入畬：明清以来中国东南畬民的社会转型与读写世界》中，指出文字入畬的历史进程与畬民的社会结构转型相互牵连，文字在明中叶后的畬民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同时畬民形成了自身的识字传统，即在选择学习识字的文本类型、文本形态和杂字歌中，保留了浓厚的口传性遗迹。
黄瑜（中山大学）在《习字与立契：清代中国西南“洞苗”村寨的读写实践初探》报告中，考察分析了“洞苗”村寨中一户家庭延续四代使用的汉字文本性材料，结合该村寨的其它各类型契约文书，指出在清光绪年间，汉字所承载的契约规则、权利和义务观念在整个都柳江流域由干流沿岸村寨向高山地带村寨推广而普及。
温海波（江西师范大学）在《“文字下乡”与近世中国杂字读物的生产流传》中，从时间、空间以及文本物质形态三方面，考察了明清以来各类地方性杂字的流传使用情况，指出传统中国乡村不仅有多元的文字需求，还催生出辅助生产生活的文字供应和读写实践。杂字的生产流传是“文字下乡”的结果，反映了近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进程。
董思思（闽南师范大学）报告题目是《新中国成立后干部群体的阅读取向——以张健民帐簿中的购书记录为中心》，以个案研究为出发点，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层干部的阅读书目和阅读爱好，指出张建民的购书偏好与其干部身份和工作性质有明显关系，并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历史时段的变迁而变化，同时还受到了教育背景和读写能力的影响。
第三场“版本学·书志学·Bibliography”由四川大学罗鹭教授主持。
冯国栋（浙江大学）报告题目是《刻石填金 建阁庋藏：宋代佛教寺院对御集、御书的安奉与收藏》。将前世皇帝著述编集，并建阁收藏，至迟在真宗时代已渐成制度。终宋一代，几乎每个皇帝皆有御集之编纂。宋代寺院高度重视御书、御集的迎取、装帧、供养、保存，这一系列活动展示了宋代政治、王权与佛教的互动。
石祥（复旦大学）《〈斲砚山房书目〉〈存吾春室书目〉解题》中，讨论了上图所藏清人沈炳垣的两种稿本书目。《斲砚山房书目》强调基于书籍内容性质的逻辑性，《存吾春室书目》则是体现实藏状态的登记薄。沈氏两本目录的编目对象应是藏书的不同部分，将两目合观方能接近沈氏藏书的总体面貌。
李开升（天一阁博物院）《论〈西湖游览志〉〈志余〉范鸣谦本和季东鲁本》的报告中，讨论了明中叶流行的《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两种版本的刻印情况。考证得知，范鸣谦本和季东鲁本都属于严宽刻本的“重修本”而非“重刻本”。版本研究应当明确区分“刻”与“修”，以避免版本混淆和性质认识不清的问题。
尹敏志（复旦大学）《明洪武初年庶人祭三代礼考》利用静嘉堂文库藏《汉书》纸背文书，证明洪武间明太祖已经改而允许庶人祭三代礼，并下令刊布胡秉中所绘祀先等三图。成化以后相关认知混淆，误以为胡秉中制定庶人祭三代礼。万历间类书的流通扩大此说影响。至清代方志中，胡秉中事迹日益失真。
第四场“重思明人之学：出版史与知识史的视野”由天一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开升主持。
王启元（复旦大学）在《未有方册之前：万历初年佛教文本出版与知识传播》一改以紫柏真可为中心的叙事，指出若从佛教知识传播的角度来看，早在嘉靖、隆庆之际，在紫柏僧团介入以前，出身大报恩寺的云谷禅师与其周围的精英群体就已经开始关注了书籍流通这一佛教弘法方式，而这应当与嘉靖以来书籍印刷之发展有直接关联。
耿勇（上海社科院）《明代后期当代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一个来自科举乡会试策问角度的考察》，指出明代正德以降的乡会试策问中，以当代历史为出题对象的问目比例显著增多，这为当代历史读物在知识阶层中传播创造了社会空间。陈建《皇明通纪》的编撰意图，就是为士子答题提供参考，实际也确实发挥举业用书的功能。
张赟冰（北京师范大学）《晚明的史书出版与史学普及——以为中心》同样关注《皇明通纪》，但更加聚焦于书籍的内部特征。着重分析出版者关于版面形式、符号标记以及副文本的设计，以及依托名家、增广内容等策略。勾勒出这部晚明畅销历史书的制作细节，以及此形式与中下层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汤志波（华东师范大学）《改写与被改写：书籍史视野下的成书与接受》以明万历间乐纯编撰的《雪庵清史》为例，揭示乐纯创作中采取的改写、化用、套用等方式，以及《雪庵清史》后来为其他笔记继续改编与袭用的命运。更进一步，思考商业出版环境下晚明小品文类的生产传播模式及其文学史意义。
第五场“‘日记之眼’：显微镜下清人的读写与出版”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瑜主持。
陆胤（北京大学）《格式化日常：日记预印版格的本土传统与外来资源》注意到一种日记文献的物质形态，即预先制作印好版格的簿册后填写日记。晚清商务印书馆的日记册移用明治日本从西欧导入“日记账”的经验。而作为南宋以来雕板刻书的衍生品，预印版格又与南宋以来“读书修身”的传统相始终。长时段的“格式”演进展示了读书人的时间控制欲。
尧育飞（华中科技大学）《清人日记成“例”的读写“驱动”》提出日记体例是日记文体研究的关键。清人受所读日记体例影响，在写作实践中不断变化体例。以俞樾日记为例，可知日记成“例”受拟订制例、日常生活、日记写作技巧因素影响，最终表现为流动性的日记体例。诸种日记之间不断影响，使得日记体例在晚清呈现趋同之势。
吴钦根（湖南大学）《谭献文章代笔及其“以代作入集”的文学史意义——以稿本为中心》以晚清一般士人谭献为切口，依据稿本《复堂日记》中有关诗文创作的详细记载，考证出谭献生平文章代笔的总体规模与文学网络，并由此探究了“以代作入集”这一文学行为的产生及背后蕴含的文学史意义。
第六场“清代的通俗读本与‘小读书人’”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韦胤宗主持。
徐雁平（南京大学）在《桐城派前史：探求一种研究文学流派的新方式》中以潘江辑《龙眠风雅》与《龙眠风雅续集》的诗人小传与关联文献为中心，尝试探索古代文学流派生成机制研究的新路径。报告提出桐城文派所以兴起的四个条件：存史的精神意涵，偏好轶事的风气及将其转化为普遍的写作方法，擅长讲谈的氛围，文人并称推助群体间的共同认可。
杨珂（南京大学）的报告题目是《清初骈文的“应世”之风及其转向——以“指南类”书籍为中心的考察》，勾勒出清初至清中叶“指南类”骈文书籍的演变史。可见以“流丽”为典范、以人际酬报为目标的清初骈文，如何朝庸俗化、程式化方向发展，又如何经过《四库》馆臣的改造，最终完成“雅正化”的美学转向。
胡琦（北京大学）在《考古之鈐键？：与清中后期考据学的通俗化》关注介于“经说”与“策括”之间的通俗入门读物。以王应麟《困学纪闻》在清代中后期经典化的历程为中心，揭示了“考据学”在进入通俗知识世界后的多元面向，为今人反思“古典知识”在近代流传、再生产的方式提供了一面有趣的镜鉴。
蔡丹妮（杭州师范大学）的报告题目是《国文教育与尺牍教材：以（1907）为中心》，着重分析了《高等女子尺牍教本》出现的时代背景与编纂细节。《教本》以真实女性书信《双桂轩尺牍》改编而成，并传达出当时的国文教育趋势，其对普及古典文学知识所作的尝试，同样能满足男性知识群体的读写需求。
第七场“明清读者与‘纸上帝国’的周旋”由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温海波主持。
叶晔（北京大学）在《东传与清初文人周铭的海客梦——兼论清初江南当代出版物的东亚流通》中，通过对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华胥放言》“戊集”的考察，梳理了编纂者周铭中年的行迹、思想及文学创作实践。展示了清初江南中下层文人与康熙海禁周旋及突围的过程，并由中挖掘了其时新版书籍在东部海域的流通细节。
韦胤宗（武汉大学）的报告主题为《明清世俗图像中的书物形象与大众阅读实践》，通过对明清秘戏图谱中的书物形象予以整理及考察，描绘出雅、俗两种文化在图像媒介中较量的情景，进一步指出在明清时代，精英文化与价值观在以一定方式向大众渗透的同时，大众文化实际也以自己的方式对精英文化发起了世俗化的改造。
王赫（南京大学）《陆陇其与明清朱子学》探讨《四书大全》在清初的增补出版，系统梳理“四书”讲章传统自清初分流状况，揭示了近世朱子学传承的演变特征与趋势。指出在朱子学思想丧失活力的前提下，乃是由政治权威与科举制度维系着朱子学“正统”的地位。
杜欢（安徽大学）在《宗教殖民与国际法的创生：16世纪西班牙传教士的中国书籍访购和阅读》的报告中采取了跨文化的视角，将关注点聚焦于菲利普二世执政时代西班牙传教士对中国书籍的访购与阅读活动，联系西班牙政策环境与大航海时代的国际环境，深入描写16世纪中国明代书籍在进行国际化流通背后的殖民与宗教内涵。
之后，浙江大学文学院冯国栋教授发起了主题为“梓者法身：跨学科的书籍史”的圆桌讨论，韩琦、徐雁平、刘永华、张伯伟教授相继致辞。
冯国栋简单回顾了会议各方面议题的展开，同时认为，当前书籍史存在三个新的转向：一是理论资源上，由过去与经济史、社会史结盟，转向与人类学、文化史的深度结合；二是研究对象上的实践转向，更加关注读写、仪式、表演等实践活动中书籍的作用；三是研究范围上的全球化转向，特别是“书籍环流”概念的提出，显示了全球史背景下书籍史的新方向。
韩琦首先回顾了张秀民先生撰著《中国印刷史》的历程：最初深受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的触动，孜孜耕耘宋版书的系统性研究；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完善刻工、写工等印刷质料的内容以外，又赓续了王国维开创的地域史研究，也对明代地区印刷史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后，韩琦从材料与问题意识两个角度强调了全球史视野的意义。一方面，国内保留的与出版技术史相关的材料十分罕见，但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还保留了不少17世纪以来不同国家的汉文活字实物与印刷样品。另一方面，研究视野的开阔并非局限于打破文史学科间的壁垒，研究者需有一种追索西学东渐、中华文明西传及文明碰撞交融等议题的远大关怀。全球化时代到来，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传教士的书籍购藏与阅读在中西交流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把史实置于全球史的大视野下，以更广阔的角度去审视并复原中西文明传播的历史真相，这或许是当下颇具挑战性亦兼有活力的书籍史课题。
徐雁平充分肯定各位与会学者为拓展书籍史研究领域边界做出的努力。就积极的面向而言，可以观察到中国本土近世时段书籍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典范正在形成，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首先，目前研究对象集中在东部海域和大陆东南部，对西北、中部地区的关注仍显不足，这个问题不能避开。其次是书籍和读者阶层的问题。经典的地位不可否认，但也要从社会文化层面特别注意“中间层次”的书籍和读书人在当时的影响力。如何通过这一中间阶层把精英与庶民的世界慢慢勾连起来，值得我们继续努力。最后，谈及当下书籍史研究的流量和热度，徐雁平持有一种冷静的担忧。他希望各个学科的同仁在预流的同时坚守各自的专业研究，“想要保住这个领域长久的发展，就一定要把自己专业的东西做好，然后互相交流、学习”。
刘永华直言自己作为“参与观察者”，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学者所贡献的最新经验令他印象深刻。学者们关注的问题相当多元，所讨论的文本类型也十分丰富，既有精英文本，也有下里巴人的读物，在空间上能看到“地域—中国—东亚—全球”的立体层级。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思考：首先，各位学者的问题和方法产生于不同的学科背景，是否可以作更好的整合。其次，当我们把研究范围从“书籍”扩大到“文献”，好处是让我们对书籍本身的边界不会作强硬的切分，但与此同时，文书、册籍、书籍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最后，书籍史研究者若要开启并推进与其他领域的交流，就必须回到书籍史范式对大历史过程的基本关怀。比如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史研究，其实是在回应20世纪早期法国学者提出的问题，即书籍流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国大革命？而这个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当中也许都普遍存在。类似的讨论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书籍史研究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当中的位置。
张伯伟赞扬了本次工作坊的组织形式，可以感受到青年学者的朝气、开拓精神和求知欲。“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具体到书籍史领域，每个议题自有其研究价值，但无可否认的是，其中最重要却也是最棘手的部分当属“阅读”。而相比“谁在读”“读什么”，关于“怎样读”“阅读以后的效果如何”讨论更加稀缺。出于识字率的原因，中下阶层的主要阅读方式是“朗读”，至今在俄罗斯，朗诵仍是诗歌传播中相当普遍的形式。这也提示我们，在还原中国本土阅读情境时，“间接阅读”或许比“直接阅读”更为常见，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同时，阅读方法也会受到时间、空间、群体、对象等具体情境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个性化与多样化的特色。学者应把握个案与模式之间的动态平衡，既有的理论方法都是变化的、多元的、复数的，而这也正是书籍史作为交叉学科的魅力所在。
最后，北京大学叶晔教授致闭幕辞，本次跨学科工作坊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