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留贝是幸运的，因为他在比我小很多很多的年龄阶段，就已经亲眼看到了“红星杨”。而我初次听到“红星杨”，应该是在少年时期。

只记得当时一个影子飞到我身边，大口喘气：“知道不？树里藏着‘红五星’，与红军帽子上一模一样的‘红五星’呀！”我知道红军帽上红星闪闪的五角星。可是，树里藏着红五星，那是电影里的故事吧？

长大一些后，我终于知道，有一棵看上去很普通的杨树，树干里真的藏有神秘的“五角星”。这种树被称为“红星杨”，就生长在我的家乡太行山上——红色武乡。家乡曾经驻扎过八路军，家乡还生长出了“红星杨”？我在得知有这样一种“红星杨”后，并没有迫不及待地去看望它，只是任它的种种故事像传说一样在耳边游走。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遇见。

那一天，“咯嘣”一声，两截细细的枝条截断在我面前。这哪里是两截树枝呀，我看到的，是两枚清晰的五角星，那工整规范的形状，怎么可能是树里自然生出的？分明是一刀一刀镌刻进去的。顿时，内心一阵震撼——大自然中一定有一股力量，以人类无法看到的方式，神秘地存在着，鬼斧神工。

真正看到红星杨，并非在武乡，而是沁源；并非是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而是在太岳军区司令部旧址。那一天，是我新出版的一本书《沁源1942》的首发日，2020年9月12日。沁源与武乡同属长治市，两地相距仅75公里。尽管这样，那个瞬间我还是有些恍惚。书写沁源的过程中，我关注的植物一直是抗战功勋油松，怎么会突然遇见我印象中武乡才有的红星杨？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一种缘分，红星杨恰恰生长在这样两个特别的地方。是冥冥之中的预兆吗？那一刻我内心思绪翻滚，也许那一刻，“少年杨留贝”就在我心里了。就在我还沉浸在这棵树是如何从武乡到沁源的纠结时，同时在场的长江文艺出版社首席编辑陈彦玲已开始策划：让立在眼前的“红星杨”成为一本书中的主人公。站在那棵树下的她，看着树旁边的解说文字，萌发了一个想法：让更多的小读者知道，“太行山上，有神奇的红星杨”。她觉得，这棵树不应该仅仅生长在郁郁葱葱的山间，更应生长在永恒持久的文字和小读者的心中。

“你写吧，好题材！”她在看树的同时，这样肯定地转向我。少儿小说？我行吗？犹豫之际，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出版合同已经飞越长江，来到黄河岸边。这是来自长江边的诚意，他们决心要让红星杨翻过太行山，渡过黄河水。

而那时，我的头脑中只有一个较为模糊的构思。故事框架，来自于我多年来奔走采访搜集到的有关抗战的素材，更来自于徒步行走中听说的太行山中 “红星杨”的传说。

红星杨，为什么值得保护？红星杨从哪里来？为何生长在太行山中的革命老区？“五角星”藏在普通杨树里，到底有着怎样的寓意？山中少年有着怎样的愿望与坚守，要拼死保护红星杨？一连串的问题，思考与想象一再更新。一年多的时间里，想象与印证逐渐关联。一群少年、一片树林、一种力量，成为我脑中奔流的风景。又一段时间，杨留贝、杨林村、红星杨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进入2021年，创作的过程，一度很愉悦，也曾很艰难。小说终于在2021年3月底完成，使命感得到了释放。回过头看，故事的发生与发展，似乎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但很快，又一份沉甸甸的信任来了——《红星杨》入选2021年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我知道，这是红星杨的力量。

后来，我在纸上细细画出杨林村，画出杨林沟，甚至村中每一条小路，也试着画出雪白雪白的白雪，以及一只喜鹊。语言、结构、情节、细节，故事走向、人物性格、命运流转，我跟着人物走，激动地看着大风任性吹，欢喜地跟着少年们肆意跑，忧伤地看一台大戏孤独唱，哭泣着看一场大火在杨林沟熊熊燃烧。半个月时间，我一口气完成了第三稿，也就是读者现在看到的这一稿。

我把书稿发给了责编。那是一个深夜，我的眼前却闪烁着一片葱茏的红星杨，一棵一棵，一树一树，奇妙地组合成一个五角星。完成书稿的我，不断反思。原本，我是试着去解读一种树，而此刻的我忽觉，创作出我的第一部小说的同时，也努力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感谢《沁源1942》，让我续缘红星杨。我的回馈，便是将《沁源1942》书中一篇文章——《奔跑的少年》 中的人物李留贝转化为《红星杨》中的杨留贝。我的潜意识中，“留贝”不可或缺。李留贝，我见过两次。第一次，是为《沁源1942》采集出版信息。当时，李留贝举着一把羊铲从刚刚收割完玉米的土地飞奔过来，自豪地告诉我，他的村庄是英雄村。远远地，那把羊铲像极了一支红缨枪。我问他：“如果战争来临，敢不敢去送信？”他没有犹豫，果断回答：“敢！”第二次，是《沁源1942》首发式，他闻讯而来。

两次的遇见，我相信这是一份“缘”。我脑海中的他，分明就是从前那个奔跑在太行山中、保护红星杨的英雄少年。他和他的同伴，一定与挺拔的红星杨一起，倔强地傲立在太行山上，身上都带着一束永恒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