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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孩子的父母不合格时，如何转移监护，它是一个社会课题，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作答。

文丨与归

责任编辑丨李冰冰

近日，黑龙江省发生一起虐童案，情节之可恶，令人发指。4月29日，黑龙江省垦区公安局建三江分局通报了案情，曲某某、于某龙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已被刑事拘留。据媒体报道，通报中的于某龙是受害者生父，曲某某为受害者继母，二人均有施虐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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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网友爆料的图片显示，女童体表有多处擦伤、咬伤和烫伤，额头、脸颊缺肉，嘴唇溃烂。此前该女童因颅内出血接受了开颅手术，头发已剃光，头顶有一条长长的疤痕。5月4日，南都记者从女童生母张女士处获悉，其4岁的女儿仍在ICU病房中一直未苏醒。

如此伤情，不得不让人担忧，哪怕女童彻底痊愈了，还能否重回原来的家庭，能否安全地成长？

很多人可能会下意识想到：剥夺这对父母的监护权。

的确，我国《民法总则》第36条规定，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另外，《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也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规定是一方面，执行则是另一方面。事实上，黑龙江这名女童眼下已经面临了这样的问题：生父和继母已经被刑拘，接下来很可能会面临有期徒刑的处罚。

在这段时间里，孩子将何去何从？很多人会想到爷爷奶奶或其他亲属。但万一是没有直系亲属的家庭或者亲属缺乏扶养能力呢？说白了，还是国家和社会的托底能力问题。

剥夺监护权很容易，无非是法庭上的一道程序，但关键是剥夺以后，如何让孩子更好地成长。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秦涛便针对性地指出，从实践看，“剥夺父母监护权”后，受虐儿童往往陷入两难的境地，也因此，剥夺父母监护权被评为“僵尸法条”。

此外，也有律师表示，由于社会救助机制尚不完善，很多时候并不能完全替代父母的位置。

在我国，还有一个和监护权转移相矛盾的地方，即长久以来在大众心中形成的“家事”“家法”观念。很多父母觉得，管教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使用暴力也是自己的“权利”，殊不知，这些已经和现代文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而这种认知误区，不仅表现在家长群体中，也表现一些孩子在代际影响下的认知里。

比如，媒体报道中有一个细节，当护士问于某茜“疼不疼”的时候，于某茜本能地点了点头，结果一旁的继母一句“哪儿疼啊？哪儿疼啊？”的呵斥，于某茜就立刻摇了摇头。

这种家庭规训，使得孩子们是敢怒不敢言。与之相反的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孩子小小年纪，遇到事情会下意识地说“我要报警了”。这种向外界求助的观念，我们也要慢慢培养孩子。

针对“父母虐童”案，常有专家会提“发现机制”和“紧急反应机制”。所谓“发现”和“紧急反应”，既需要让孩子们从小培养求助能力，变被动为主动，也要健全外界的对接程序。如从事犯罪学研究多年的广东民警王江淮就曾建议，可以尝试在社区建立儿童档案，以定期家访等方式，使其在相对开放的环境下接受监督。

别的不说，就黑龙江这起案件中，早在4月8日，该女童去当地富锦市中心医院就医时，医护人员就报过一次警。但女童父亲称，是孩子自己弄伤的；另外，于某龙在取保候审阶段时也曾对邻居称，自己对女儿受伤并不知情。

但警方调查后发现，继母和生父都有作案嫌疑。这些都从侧面说明，家庭式虐童往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纵览这些年被媒体爆出的虐童案，它们几乎都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也势必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而那些未被曝光的，还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这不仅需要警方给力，还需要民政部门、社区、救助机构、福利机构、社会慈善组织等各方的共同努力。当一个孩子的父母不合格时，如何转移监护，它是一个社会课题，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