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2005年第4期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杂志》（OAH Magazine of History），作者菲利普·D·摩根（Philip D. Morgan）为美国普林斯大学美国革命史讲席讲座（Sydney and Ruth Lapidus Professor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Era），代表作《对比奴隶：十八世纪切萨皮克地区与低地地区的黑人文化》（Slave Counterpoint: Black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and Lowcount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曾获得班克罗夫特奖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奖。经菲利普·D·摩根教授授权，此文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周晨昭翻译，杜华教授校对，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奴隶制经常被认为是一种美国南部的“特殊的制度”（peculiar institution）。但是，奴隶制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每一个社会都或多或少经历过奴隶制。迄今为止，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可能是唯一未曾经历过奴隶制的群体。而且，这一遗漏主要是因为缺乏证据，而非其他的原因。因此，在全面的国际语境下来理解美国的奴隶制，本质上就是讲述全球奴隶制的历史。受篇幅所限，这项任务基本不可能完成。因此，本文将主要探讨北美奴隶制的一些关键的先例，并试图揭示北美奴隶制的独特性。本文希望在论述奴隶制的连续性和分析其重大变迁之间达成平衡；诀窍在于提出先决条件、预期和联系，但并不认为它们是决定性因素。[1]
古典时期的奴隶制
美国奴隶制的几个重要的前身可以在古典时期找到。世界历史上只有几个真正的奴隶社会，其中有两个诞生于这一时期。奴隶社会（slave society）是指奴隶在其中占据较大比例（20%以上），并起到关键作用的社会。古希腊和古罗马（或者至少是这两个实体的某些部分或在特定的时期）符合这一定义，可以被视为奴隶制在新世界扩张的典范。特别是在罗马，奴隶制与帝国扩张同步进行，帝国的偏远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奴隶，他们主要进入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大庄园（latifundia），从事大规模农业生产。把奴隶制与理性和普遍的法律相协调是古典时代的传统，后来被美国的奴隶主所利用；古罗马为现代奴隶制提供了重要的法律规则和正当理由。古代的奴隶制与新大陆的奴隶制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任何年龄段的男性奴隶称为“男孩”这种非人化的做法，将烙印和剃头作为羞辱的方式，为奴隶取滑稽的名字（美国奴隶主只需使用古典名字即可延续这种做法），允许奴隶拥有“财产”（peculium）（部分和暂时享有一系列物品的能力），让逃亡奴隶戴上金属项圈的常见做法，以及为家奴穿上特殊的服装。公元前1世纪，埃及出现了一部虚构的奴隶传记——《伊索的一生》（Life of Aesop）。它揭示了任何奴隶社会都存在的焦虑和恐惧，其中一些性紧张的情节可以让人联想到之后美国的奴隶制。当然，古代奴隶制与现代奴隶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一种机会均等的制度：所有种族都可以成为奴隶。并且，奴隶制主要被视为一个社会制度，而不是一个经济制度。古典时代的文化习俗也较为独特：希腊人奴役被遗弃的婴儿，罗马人经常折磨奴隶以获取证词。尽管斯多葛学派愿意承认奴隶的人性，但在古典时代，包括斯多葛学派在内的所有人，都从未认真质疑过奴隶制在社会中的地位。毕竟，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些人是“天生的奴隶”。[2]
这幅插图名为“在开罗的奴隶市场”源自《埃及和努比亚：来自大卫·罗伯茨在现场的绘制》（Egypt & Nubia: From Drawings Made on the Spot by David Roberts）中，展示了北非和中东奴隶贸易的悠久历史。(图片由国会图书馆印刷和摄影部提供，LC-USZC4-4043.)
跨撒哈拉奴隶贸易
最早利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的是阿拉伯人及其穆斯林盟友。他们在七世纪就开始进行长途奴隶贸易，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在此期间，数百万非洲人被迫穿过撒哈拉沙漠，越过红海和印度洋，被运往北非、地中海和波斯湾。虽然跨撒哈拉或印度洋奴隶贸易持续时间更长，贩卖的女性奴隶更多，但贩卖的非洲人口总数与后来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相差不大，甚至可能更多。这些早已存在的奴隶贸易推动了奴隶市场的建立，为之后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提供了便利。在某一时期，如果某地区存在着大量的黑奴，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例如，869年，在如今的伊拉克南部就爆发了奴隶起义，起义者是为被阿拉伯人称为赞吉人（Zanj）的黑奴（主要来自斯瓦希里海岸和更北部），他们在那里从事为沼泽地排水等艰苦的工作。尽管《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本质上不歧视肤色，而且穆斯林也奴役了许多所谓的“白人”，但是到了中世纪，阿拉伯人逐渐把最有辱人格的劳动形式与黑人奴隶联系在一起。阿拉伯语中“奴隶”一词“`abd”衍生出了“黑人奴隶”的义项。许多阿拉伯作家对黑人抱有种族歧视，中世纪的中东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可能传播到了伊比利亚半岛。[3]
长期存在的跨撒哈拉奴隶贸易表明，早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之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就存在着奴隶制。在某些地方——也许是大多数地方——奴隶制往往是一种次要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可以从外人变成家族的一员。而在另一些地区，尤其是一些已经伊斯兰化了的政权中，奴隶制则更为重要，可以更明显地发现奴隶遭到暴力虐待和经济剥削，且缺乏亲属权利。这主要是因为非洲人口稀少，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依附关系，奴隶制只是其中一种；奴隶扮演着广泛的角色，从农民到士兵，从家仆到管理人员。撒哈拉以南非洲存在各种族裔，这种分裂意味着几乎没有国家强大到足以阻止投机的非洲国王或商人从劫掠奴隶中获利。那些反对出口奴隶的王国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一行为。由于非洲缺乏共同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实现政治统一，所以并没有形成“非洲人”这一概念。因此，非洲人可以奴役其他非洲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适应了热带气候，习惯于农业劳动，能够在严酷的流行病学环境中长大。因此，他们被认为是效率较高的奴隶。[4]
欧洲奴隶制在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兴衰
10世纪至11世纪，随着欧洲经济开始扩张，富裕的地中海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到了12世纪，地中海东岸建立了多个十字军国家。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率先在这些被征服的阿拉伯地区发展制糖业，并向该地区提供奴隶。最初遭到贩卖的是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斯拉夫人。之后，切尔克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等黑海沿岸的居民也陆续被卷入奴隶贸易。正是这一时期，表示斯拉夫人的拉丁语单词“sclavus”，成为英语中奴隶一词的词源（也是法语“esclave”，西班牙语“esclavo”，德语“sklave”的来源），并取代了不含种族色彩的拉丁语单词“servus”。因此，在中世纪，欧洲绝大多数的奴隶是“白人”。制糖业逐渐从地中海东部，途经塞浦路斯和西西里岛，传播到西部的加泰罗尼亚。白奴贸易也随之扩散。这种贸易与后来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非常相似，都具有复杂的组织结构，修建了坚固的堡垒，最终通过海运将奴隶贩卖到多个国家的市场。但是，在1453年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基督教欧洲主要的奴隶来源被切断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成为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5]
当时非洲有两个劳动力来源。首先，长期以来的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阿拉伯商队贸易为利比亚、突尼斯以及西地中海地区提供了更多的黑人奴隶。其次，热那亚的资本和技术增强了葡萄牙的海上力量，从15世纪40年代开始，葡萄牙人跨越大西洋在里斯本进口了大量非洲黑人奴隶。不过，在十五、十六世纪，北非和穆斯林奴隶数量超过了在伊比利亚半岛的黑人奴隶。然而，到了17世纪初，黑奴人数已有约1.5万人，占里斯本总人口的15%。非洲奴隶涌入伊比利亚半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黑海——地中海奴隶贩运网络为新兴的大西洋奴隶贩运网络提供了大量贩奴人员和相关技术。[6]
与此同时，制糖业正在向西扩张，寻找新的土地。因此，到了15世纪晚期，伊比利亚人开始在远离他们海岸的大西洋岛屿上开拓殖民地。起初，他们驱使加那利群岛上的关切人（Guanche）从事奴隶劳动。加那利群岛的土著与柏柏尔人长相相似，西班牙和葡萄牙对他们的奴役暗示着之后加勒比、墨西哥、中美洲和巴西印第安人的命运。此外，大西洋上的马德拉岛（Madeira）和圣多美岛（São Tomé）成为了在新大陆传播种族奴隶制和甘蔗种植园的先驱。诚然，马德拉岛的奴隶数量有限，奴隶创造的财富通常很小，大部分的甘蔗是由小农和佃农提供的。但到了15世纪末，马德拉岛拥有欧洲最大的制糖业。之后，巴西人也效仿了它的经营模式，学习了它的生产技术，并很快成为大西洋世界主要的蔗糖供应国。从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中期，几内亚湾的圣多美岛进口的非洲奴隶比欧洲、美洲与其他大西洋岛屿的总和还要多。另外，在圣多美岛，奴隶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这与美洲很像。[7]
正当奴隶制在南欧复兴之时，它在西北欧地区却逐渐消亡了。经济发展有助于解释这种变化，但文化的限制也许起到了更关键的作用。在整个中世纪，基督徒经常彼此间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但他们越来越避免互相奴役。显然，基督教欧洲已经形成了一种团结的意识，有效地禁止了对欧洲同胞的奴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长期斗争无疑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500年到1800年，穆斯林奴役了100多万西欧人。其中许多人后来被赎回，并被视为自由的象征，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欧洲人永远不应该成为奴隶。然而，正是这些所谓的推崇自由劳动的国家，却在美洲发展出了一套最为严酷的奴隶制度。正如大卫·布里昂·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所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悖论——世界上最早摆脱动产奴隶制的国家——如英国、法国、荷兰，甚至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17世纪和18世纪成为支持以非洲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殖民地的领导者。”他把这条分界线比作一条原始的梅森-迪克逊线（Mason-Dixon line），“画在大西洋的某处，将自由土地的主权国家与奴隶土地的附属国分隔开来”。[8]
新大陆奴隶制的兴起
这一悖论说明了美洲事件的不可预测性。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前往新大陆是为了奴役他人。欧洲人并没有制定一个完整的计划，实行奴隶制更多是在实用主义支配下的一个偶然的结果。欧洲人起初强迫印第安人劳动（实施“encomienda”，即一种半封建的贡税劳役制度），但正如泰诺人（Tainos）在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所发现的那样，他们付出了代价。早期，印第安劳工数量快速下降。为了弥补短缺，西班牙征服者在16世纪袭击了巴哈马群岛及其他岛屿，将五万多名印第安奴隶从中美洲运到巴拿马、秘鲁和加勒比地区。同样，大约从16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葡萄牙人在巴西依靠印第安人奴隶来生产糖。南卡罗来纳早期也是依靠印第安人奴隶。在18世纪的头十年，印第安人奴隶占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奴隶总数的三分之一。从1670年到1715年，在一场印第安人奴隶贸易中，多达5万名来自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的印第安人被卖到西印度群岛和北部大陆殖民地。然而，使用印第安人奴隶存在一些基本问题。首先，印第安人认为任何类型的农业都是只适合女性的工作。其次，欧洲人对奴役印第安人的看法显然是矛盾的，正如胡安·吉恩斯·塞普尔韦达（Juan Ginés Sepúlveda）和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于1548年在西班牙的著名辩论所揭示的那样。最重要的是，印第安人非常容易感染旧大陆的疾病。印第安人奴隶无法存活足够长的时间，这意味着主人难以获得足够的利润。由于遭受灾难性的损失，印第安人劳动力遭遇灭顶之灾。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在与殖民者接触前，泰诺印第安人的总人数约为50万，但半个世纪后就几乎灭绝。在墨西哥中部，1500年时大约有1500万印第安人。一个世纪后减少到150万。这场灾难的规模是惊人的。[9]
因此，欧洲人面临着巨大的劳动力短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封锁了通往黑海和波罗的海的通道。欧洲国家不再奴役基督徒战俘。一些空想家谈到奴役穷人或其他边缘群体，但恢复欧洲奴隶制将面临相当大的理论和实际难题。另一个权宜之计是运送囚犯，但他们的人数远远不够。临时奴役，比如契约仆，是最明显和最广泛使用的选择之一，特别是在美洲殖民的早期。但是，如果仆人一直活了下来，他们终将获得自由。所以，大多数仆人基本不会去最需要劳动力的地方。因此，非洲奴隶几乎成为迄今为止最佳的劳动力。从1500年到1820年，约有900万非洲奴隶被送往新大陆，而白人则不到300万。就移民而言，新大陆的黑人多于白人。[10]
在巴西，对印第安人的奴役让位于对非洲人的奴役，直到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这幅描绘了巴西的非洲人的画作：《1819-1820年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小贩》（“Peddlers or Hawkers from Rio de Janeiro, Brazil, 1819-1820,”）出自亨利·张伯伦（Henry Chamberlain）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城市和周边地区的景观与服饰》（Views and Costumes of the City and Neighborhood of Rio de Janeiro, Brazil）。这些画作由皇家炮兵中尉张伯伦于1819-1920年绘制，并附有描述性的解释。 (London, 1822).
然而，奴隶制的重心并没有立即转移到大西洋西岸。直到1700年，非洲从奴隶出口中获得的收入才高于贵金属和香料的出口。另外，直到17世纪晚期，新大陆的黑人奴隶数量才超过旧大陆白人奴隶的数量（当时白人奴隶主要分布在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地区、北非和俄罗斯）。马格里布（Maghrib）的白人奴隶数量相当多，他们发起了多次重大的叛乱。例如，1763年，阿尔及尔（Algiers）的4000名基督教奴隶发动起义并杀死了看守，这“可能是罗马帝国末期至海地革命之间，大西洋和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奴隶起义”。[11]
新大陆奴隶制的特点
如果非洲奴隶的实用性强，以及缺少可用的替代劳动力，足以解释新世界种族奴隶制的发展，那么种族主义完全与此无关吗？反黑人的种族主义或原始种族主义（proto-racism）是否特别指向非洲奴隶，以满足新世界巨大的劳动力需求？还是说只有在与黑人奴隶进行长期的互动之后，种族主义才会加剧？种族主义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还是奴隶贸易发展的结果？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且本文篇幅有限，无法在此进行细致的讨论。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就有对黑人的较为夸张的描写。虽然此类描写很少，但最能说明问题。中世纪关于非洲人的形象，从黑魔法师到魔鬼的代理不一而足。在很多情况下，黑色与贬低之间有密切联系。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农民经常被描绘成“黑人”，因为他们在阳光下劳作并与泥土亲密接触；近代的俄国族甚至声称农奴的骨头是黑色的。在西方文化中，黑色具有强烈的负面象征意义，让人联想到死亡和罪恶。不过，虽然存在这些消极的联系，但欧洲人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态度十分矛盾。例如，中世纪的欧洲人并没有主动将《圣经》中的含（Ham）与非洲联系起来。相反，亚洲常常被认为是含的后代，含受到的“诅咒”也被欧洲人用来为其实施农奴制和奴役斯拉夫人辩护。但是，无论如何，在西半球，奴隶制与非洲人的后裔结下了不解之缘。动产奴隶制中普遍存在的对人的羞辱、非人化和野兽化，在新大陆与黑色结合在一起。种族因素也就成为新大陆奴隶制的最显著特征之一。[12]
新大陆奴隶制的另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具有高度的商业性。虽然种植园——即大型的农业企业，它们要求尽可能地盈利，种植的作物多用于出口，并建立了等级制组织——在新大陆之外也可以找到，但种植园制度在新大陆发展到了顶峰。规模经济、单元规模的扩大，几乎完全使用黑人奴隶，劳动力高度商品化并受到高度的管制，以及严密的管理制度，都显著提高了种植园的利润水平。这种生产体系需要相当多的劳动力。早在17世纪30年代，一名游客在造访耶稣会会士位于巴西的一个蔗糖种植园时，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令人难以忍受的恐怖景象：“人们的肤色像黑夜一样，一边忙碌地劳作，一边呻吟，没有片刻的宁静，也不曾休息。即使是见过埃特纳火山和维苏威火山的人，看过这些混乱而又嘈杂的景象后，也会承认这确实是地狱的场景”。[13]
新大陆的奴隶制在内部也随着时间和空间发生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有三点。首先，尽管在新大陆的所有地区，输入的非洲男性都多于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新大陆奴隶制的残酷性，因为庞大的男性群体会带来治安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大陆奴隶的性别比例趋向平衡。在这方面，北美的奴隶人口是最值得注意的，因为这里的女奴数量增长最快，所以它成为世界历史上为数不多、实现自我繁殖的奴隶群体之一。这种早期而迅速的自然增长解释了为什么北美购买的奴隶数量在整个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如此之小：只有大约5%。其次，与拉丁美洲或加勒比地区相比，北美对种族混合的容忍度也要低得多。人口统计学，尤其是白人男性与白人女性的比例（北美比拉美和加勒比更平衡），以及黑人女性的可用性，再次成为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不过，教会和文化习俗的作用也同样重要，这些风俗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旧世界的种族共存或隔离模式。
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人一直与穆斯林混居在一起；英国人在其位于爱尔兰的定居点建立了特定的控制区。只有在北美，“黑人”这个极其武断的概念——指任何据称有明显非洲血统的人——才被认为是一种显著的耻辱。第三，在不同的社会，黑奴获得自由的机会有所差异。除了美国独立战争前后，其他时期，北美殖民地以及后来的美国各州对释放奴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同样，人口统计学——白人和黑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和经济和文化因素一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14]
很难将北美的奴隶制视为一个整体，它包括各种形态：新英格兰地区与奴隶关系密切的“家庭奴隶制”；大西洋中部地区的混合了奴隶劳动和劳役劳动奴隶制；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制以父权制的小种植园为主，混合了农业和烟草业，存在大量本土出生的奴隶；低地地区奴隶制主要由非个人化的大种植园组成，主要生产棉花和靛蓝，非洲黑奴的数量更大。此外，在边境地区还存在何种形式的奴隶制：在下密西西比河谷，有一个充满流动性的跨种族联盟世界；在西属佛罗里达，存在一个由逃奴和前奴隶制构成的自由的世界；在法属加拿大，印第安人奴隶从联盟的象征变成了可供交换的商品。[15]
种族奴隶制在新世界的殖民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种制度既不是一种异常现象，也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部分。相反，奴隶制的发展，是支配西半球发展进程的一个严酷而不可抑制的主题。北美（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新大陆）奴隶制最为本质的特征是：以种族为基础，实现了彻底的商品化。自由与奴役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因为对奴隶的贬低，让他人获得了解放，使得他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梦想着自由与平等。这是美国最核心的矛盾，即一个以自由立国的国家却根植于奴隶制之上。美国梦总是有其黑暗的一面。然而，追梦者最终会努力摆脱噩梦。同时，受害者也在竭力改变这一现实。与以往其他形式的奴隶制不同，新大陆的奴隶制并不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中逐步消亡，而是戛然而止。解放奴隶的过程仅持续了一百多年：从1776年费城出现第一个反奴隶制协会，到1792年里程碑式的海地革命，再到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一个实施了上千年的制度在大约一个世纪内消失了。因此，北美奴隶制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废除进程如此快速和新颖。[16]
注释：
[1] The term “peculiar institution” became commonplace among Southerner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Kenneth M. Stampp, The Peculiar Institution: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New York: Knopf, 1956).
[2] Moses I. Finley, “Slavery,”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David L. Sills and Robert King Merton, ed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14: 307-13; Finley, 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 reprint (Hammondsworth, UK: Penguin, 1983, 1980) 9, 96, 102, 111, 113-14; Keith Hopkins, Conquerors and Slaves: Sociological Studies in Roman History,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Hopkins, “Novel Evidence for Roman Slavery,” Past & Present, 138 (1993): 3-27; Keith Bradley, Slavery and Society at Ro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13, 87; Peter Garnsey, Ideas of Slavery from Aristotle to August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Keith Bradley, “Animalizing the Slave: The Truth of Fiction,”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90 (2000): 110-25. For studies that explore the classical legacy over a long sweep of time, see David Brion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6), especially 29-90, and William D. Phillips Jr., Slavery from Roman Times to the Early Transatlantic Trad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In addition to the sanctions for slavery that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antiquity provided and that assumed new force during the Renaissance, the religious undergirding for slavery evident in the Hebrew and Christian Bibles ideally should be explored.
[3] Ralph A. Austen, “The Trans-Saharan Slave Trade: A Tentative Census,” in Henry A. Gemery and Jan S. Hogendorn, eds., The Uncommon Market: Essay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Atlantic Slave Trad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23-76; Austen, “The Mediterranean Islamic Slave Trade out of Africa: A Tentative Census,” Slavery & Abolition 13 (1992): 214-48; and his most recent, “Slave Trade: The Sahara Desert and Red Sea Region,” in John Middleton, ed., Encyclopedia of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New York: Scribners, 1997) 4: 103; Pier Larson, “African Diasporas and the Atlantic” (unpublished paper, 2004); Ghada Hashem Talhami, “The Zanj Rebellion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10 (1977): 443-61; Alexandre Popovic, The Revolt of African Slaves in Iraq in the IIIrd-IXth Century, trans. Léon King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1998); Bernard Lewis, Race and Slavery in the Middle East: An Historical Enqui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For newer works on Ottoman and Islamic slavery, see Ehud R. Toledano, Slavery and Abolition in the Ottoman Middle Eas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8); Shaun E. Marmon, ed., Slavery in the Islamic Middle East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1998); Minra Tora and John Edward Philips, eds., Slave Elit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 Comparative Study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2000); John O. Hunwick and Eve Trout Powell, eds., The African Diaspora in the Mediterranean Lands of Islam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2001); and Paul Lovejoy, ed., Slavery on the Frontiers of Islam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2004).
[4] Suzanne Miers and Igor Kopytoff, eds., Slavery in Africa: Histor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7); Patrick Manning, Slavery and African Life: Occidental, Oriental, and African Slave Tra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John Thornto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00-16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aul E. Lovejoy, Transformations in Slavery: A History of Slavery in Africa,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 Charles Verlinden, “L’Origine de ‘sclavus-esclave,’” Archivum latinitatis medii aevi 17 (1943): 97-128; Verlinden, L’Esclavage dans l’Europe médiévale, Vol. 1: Pénisule Ibérique—France (Bruges: De Tempel, 1955); Vol. 2: Italie, Colonies Italiennes du Levant, Levant Latin, Empire Byzantin (Ghent: 1977); and Verlinden,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Colonization: Eleven Essays with an Introduction, Yvonne Freccero, tra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For newer work on medieval slavery, see Ruth Mazo Karras, Slavery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Scandinav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David A. E. Pelteret, Slavery in Early Mediaeval England: From the Reign of Alfred Until the Twelfth Century (Woodbridge, UK: Boydell Press, 1995); Steven Epstein, Speaking of Slavery: Color, Ethnicity, and Human Bondage in Ital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and Sally McKee, “Inherited Status and Slavery in Late Medieval Italy and Venetian Crete,” Past &Present 182 (Feb. 2004): 31-53.
[6] A. C. de C. M. Saunders, A Social History of Black Slaves and Freedmen in Portugal, 1441-155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Hugh Thomas, The Slave Trade: The 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440-1870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21-24, 48-86.
[7]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The Canary Islands after the Conquest: The Making of a Colonial Society in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82); Stuart B. Schwartz, ed., Tropical Babylons: Sugar and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50-168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especially 1-26, 42-84, 201-236. For more on São Tomé, which requires more study, see Tony Hodges and Malyn Newitt,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From Plantation Colony to Microstat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8) and Robert Garfi eld, A History of São Tomé Island, 1470-1655: The Key to Guinea (San Francisco: Mellen Research University Press, 1992).
[8] David Brion Davis, “Looking at Slavery from Broader Perspectiv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 (April 2000): 458, and his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of Slave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 Robert C. Davis, 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 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 1500-1800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For mo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freedom and slavery, see David Eltis, The Rise of Afric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 Sue Peabody, There Are No Slaves in Franc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Race and Slavery in the Ancien Régim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9] Carl Ortwin Sauer, The Early Spanish Ma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and Irving Rouse, The Tainos: Rise & Decline of the People who Greeted Columbu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William L. Sherman, Forced Native Labor in Sixteenth-Century Central Americ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9); Stuart B. Schwartz, Sugar Plantat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Brazilian Society: Bahia, 1550-183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Alan Gallay, The Indian Slave Trade: The Rise of the English Empire in the American South, 1670-1717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yce E. Chaplin, “Enslavement of Indians in Early America: Captivity without the Narrative,” in Elizabeth Mancke and Carole Shammas, eds., The Creation of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75-121; for a recent discussion of Indian population decline, see David S. Jones, “Virgin Soils Revisited,”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60 (October 2003): 703-42.
[10] David Eltis and William G. Clarence-Smith, “White Servitude,” in Eltis and Engerman, eds.,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 (forthcoming). For slavery compared to other forms of coerced labor, see M. L. Bush, ed., Serfdom and Slavery: Studies in Legal Bondage (London: Longman, 1996); Stanley L. Engerman, ed., Terms of Labor: Slavery, Serfdom, and Fre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 Bush, Servitude in Modern Times (Cambridge, UK: Polity, 2000).
[11] David Eltis and William G. Clarence-Smith, “White Servitude,” in Eltis and Engerman, eds.,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 (forthcoming). For slavery compared to other forms of coerced labor, see M. L. Bush, ed., Serfdom and Slavery: Studies in Legal Bondage (London: Longman, 1996); Stanley L. Engerman, ed., Terms of Labor: Slavery, Serfdom, and Fre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 Bush, Servitude in Modern Times (Cambridge, UK: Polity, 2000).
[12] Frank M. Snowden Jr., Blacks in Antiquity: Ethiopians in the Greco-Rom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Snowden, Before Color Prejudice: The Ancient View of Black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Benjamin Isaac, The Invention of Racism in Classical Antiqu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Jean Devisse and Michel Mollat, eds., 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 Vol. 2: From the Early Christian Era to the “Age of Discovery” (Cambridge, MA: Menil Foundation, 1979); Paul Freedman, Images of the Medieval Peasa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3-73, 300-03; Peter Kolchin, Unfree Labor: American Slavery and Russian Serfdom(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0-73; Winthrop D.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8); Ivan Hannaford, 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the West (Washington, DC: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6); the essays in “Constructing Race: Differentiating People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54 (January 1997): 3-252; David M. Goldenburg, The Curse of Ham: Race and Slavery in Early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d the best account is David Brion Davis, “The Origins of Anti-Black Racism in the New World,” chapter 3 of Inhuman Bondage: The Rise and Fall of New World Slavery (forthcoming).
[13] Robert Fogel,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New York: Norton, 1989); Schwartz, ed., Tropical Babylons, 3.
[14] Frank Tannenbaum, Slave and Citizen: The Negro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6); Carl N. Degler, Neither Black Nor White: Slavery and Race Relations in Brazil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1971).
[15] For some examples, see William D. Piersen, Black Yankees: The Development of an Afro-American Sub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Graham Russell Hodges, Root and Branch: African Americans in New York and East Jersey, 1613-186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Philip D. Morgan, Slave Counterpoint: Black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and Lowcount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Daniel H. Usner, Indians, Settlers, & Slaves in a Frontier Exchange Economy: The Lower Mississippi Valley before 178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2); Jane Landers, Black Society in Spanish Florid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and Brett Rushforth, “‘A Little Flesh We Offer You’: The Origins of Indian Slavery in New Franc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60 (October 2003): 777-808. To this list might be added other forms of aboriginal slavery: see Theda Perdue, Slavery and the Evolution of Cherokee Society, 1540-1866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79); William A. Starna and Ralph Watkins, “Northern Iroquoian Slavery,” Ethnohistory 38 (Winter 1991): 34-57; and Leland Donald, Aboriginal Slavery on the Northwest Coast of North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6] Slavery, however, continued in Africa until about the 1930s. There the abolitionist moment was rather prolonged and slavery underwent what has been termed a “slow de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