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面对国际上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竞赛的严峻形势，毛主席纵观世界风云，坚定地提出：“我们要搞人造卫星，搞原子弹、氢弹、导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以。”为此，党中央做出了突破国防尖端技术，全力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并列入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1955年，党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负责筹建我国核工业。1959年苏联专家撤走后，党中央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一战略任务。1962年，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核工业领导机构，周总理亲自为“两弹一星”事业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方针。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成为世界上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1996年7月29日，我国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当晚郑重向世界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最后一颗的32年间，我国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在这45次中，我有幸见证了其中第12、13、14三次核试验，这是我军旅生涯中难忘的一段经历。
上世纪70年代初，鉴于当时国内外形势，党中央决定加快核试验的步伐，准备在1971年秋冬季连续进行三次核试验（两颗原子弹、一颗实战氢弹）。为了配合这几次核试验，全军从各军兵种抽调人员，按照核试验的需求，组成十个效应大队参加试验任务。
从我国第一次核试验开始，我所在的部队每次都会担负某方面的效应任务。1971年6月，时任政治干事的我接到部队首长指令，让我放下手头工作，立即投入第八效应大队政工组的筹建工作，随时准备赴大漠戈壁参加当年的三次核试验。受领任务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深感神圣光荣和责任重大。
1971年8月中旬，我随满载科研人员和试验器材的专列从丰台站出发，经过四天五夜的走走停停，终于到达了专列的终点----甘肃边陲柳园站。随后转乘大卡车进入新疆戈壁，几小时后到达了马兰核试验指挥部----国防科委二十一基地休息待命。马兰基地因当地有马兰花盛开而得名，它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罗布泊，所以也叫罗布泊基地，是我国最早的、也是唯一的核试验基地。在这里，我看到全国各地的科研队伍在此集结，核工业系统的多路精英们在此会师，大批科研器材堆满了广场，车辆来回穿梭，人员你来我往，好一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壮观景象。此情此景使我深切感受到，我国“两弹一星”所取得的成就，靠的是党的英明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力保障，是广大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这座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沙漠小城，不愧是原子城、英雄城。
第二天凌晨，我们的车队浩浩荡荡向戈壁深处的试验场进发，一路上沙尘飞舞、碎石四溅，沿路哨卡的哨兵频频向车队敬礼、挥手，车队鸣笛向哨兵致敬。经过几个小时“搓板路”的颠簸，我们终于到达了第八效应大队的营地----向阳村。向阳村根本就不是村庄，而只是罗布泊腹地的一片大漠戈壁，它实际是由两排平房和临时搭建的几顶帐篷构成的，八大队的参试人员每年都会在这里集结待命。驻地周围没有围墙，不通水电，周边砂石遍地、寸草不生。
图为作者（左一）与战友在罗布泊
夏季的向阳村白天骄阳似火，夜间寒风刺骨，帐篷内需要升炉取暖，站岗巡逻都要穿皮大衣戴皮帽。这里晴天太阳高照，阴天飞沙走石，我们住的帐篷几次被大风掀翻。这里远离基地大本营，生活十分不便，粮食蔬菜都要定期到基地去拉，生活用水全靠基地水车来送，用电靠自带发电机。这里路况很差，信息闭塞，一封来往书信至少要一个月，连通信员送来的报刊都是半月前的。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广大参试人员胸怀祖国，埋头苦干，立足本职，无私奉献，铸就了我国核工业的辉煌成就。
在准备工作就绪，等待“零时”到来的空闲时间里，大队组织进村人员学习中央军委关于核试验的有关政策和规定，参观核爆炸中心现场，探访楼兰古国遗址，戈壁滩上拾干柴，孔雀河边挖甘草，与第十效应大队（二炮）进行联欢，举办故事会，篮球赛，盲棋表演等活动。期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基地及时组织各单位传达和批判。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邱小姐”是在罗布泊试验场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上爆炸的，在爆炸现场，我们看到铁塔横卧在戈壁摊上，巨大的冲击波已将铁塔拧成麻花状。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七年过去了，但辐射仍在，我们随身携带的测试仪不时发出“咔吧咔吧”的响声。铁塔旁矗立着一块纪念碑，上面有张爱萍将军书写的“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站在这块纪念碑前，听着“戈壁滩”的叙说，我们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图为原子弹爆炸前的铁塔
图为原子弹爆炸后的铁塔
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时值三年自然灾害。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立项的许多项目不得不取消，许多在建的项目不得不下马。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指出别的项目可以下马，但唯有原子弹项目不能停。随后成立了以邓稼先为首的攻关小组，聚集了钱三强、周光召、朱光亚等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并把此项目以苏联专家撤走的时间命名为“596工程”。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举国欢腾，世界震惊。
终于等到了第12次核试验“零时”的到来，1971年11月18日，指挥部下达了原子弹空爆实验倒计时的命令。这颗原子弹采取吊塔安装地爆方式。大队的科研人员和遂行任务的南京军区防化分队的官兵，立即进入临战状态。当天早饭后，我们大队全体同志列队前往观测场，在沙丘上席地而坐，同志们戴上护目镜，不停地朝试验场方向翘首远望，静静地等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随着指挥员“起爆”指令下达，茫茫戈壁突然电闪雷鸣，似天崩地裂，只见戈壁尽头一团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犹如一朵红黑相间的花朵在空中绽放，久久不愿散去。同志们欢呼雀跃，相互击掌，祝贺原子弹爆炸成功。
科研人员头戴防毒面具，身穿防护服早已整装待发。他们冒着爆炸后巨大的核污染和核辐射，驱车前往试验场测试各种仪器，收集相关数据，检测试验效果，圆满完成了第12次核试验的效应任务。
这次核试验成功后，参试人员摩拳擦掌、厉兵秣马，积极备战第13次核试验，这是今年系列试验的关键一役---氢弹实战爆炸试验。
1967年氢弹的爆炸成功是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一个飞跃，标志着我国核武器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使氢弹具有实战价值，就必需做到能运载、能投掷。因此，参试人员深知，这将是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核试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有适合的弹载机和出色的飞行员。1970年6月，党中央、中央军委正式批准用我国设计生产的“强五”强击机作为这次实战氢弹试验的运载工具，选中空五师团长、时年41岁的彝族飞行员杨国祥同志作为此次氢弹投掷的主飞行员，执行驾机投掷任务。
图为我国自主设计的强五强击机
杨国祥同志接受任务后，带领小分队5名飞行员历经了上百次的投弹试验。1970年11月30日，杨国祥带领的小分队提前一年多就转场到试验基地马兰机场，按计划进行试验场试飞投弹训练。1971年12月30日，是我国第一个氢弹实战爆炸试验“零时”。据杨国祥同志回忆，当时他走进隐蔽飞机的白色充气橡皮房子里，仔细检查了已携带好氢弹的强击机，一切良好。他蹲到飞机底部，打开氢弹的第一道保险，起飞检查完毕便跨入飞机座舱。随着命令，飞机被推出橡皮房子，滑向起飞线。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飞机将在1971年12月30日12时20起飞，氢弹在13时准时爆炸。担任这次试验的总指挥是兰州军区空军杨焕民司令员。早餐过后，我们大队的观测人员早早就进入指定位置。12时30分左右，远处传来隆隆的轰鸣声，杨国祥驾驶的2178号战机由远至近出现在戈壁上空，大家屏住呼吸，仰望天空，观看着飞机的每一个动作。只见战机时而仰起机头，时而向下俯冲，在空中盘旋了几圈后便飞走了。大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空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才得知，这次氢弹投掷虽然没有成功，但我们英雄的飞行员投掷失败后携氢弹安全着陆，创造了世界核试验史上的一大奇迹。
根据指挥部的通报和杨国祥团长的回忆，12月30日12时20分，宋占元师长按指挥部命令，下达了起飞令，杨国祥驾驶着战机冲向蓝天。12时45分，飞机飞临靶标中心，杨国祥又详细检查了各种仪表。当飞机到达靶标中心9公里时，他一拉驾驶杆，机头仰起来，当仰到45度时，杨国祥用力按下投弹按钮，并迅速掉头往回飞。但出乎意料，投掷装置没有动静，氢弹没能按计划投下去。他迅速检查了所有电门开关，证明操作无误，急忙向指挥部报告，请求应急投掷。杨国祥重新校正航线，采取应急办法，再次进入投掷圈按下应急开关，氢弹仍躺在弹仓里。他再次用应急方案投了一次，氢弹还是没有投下去。
图为英雄飞行员杨国祥
飞机上的油料只能飞30分钟了，杨国祥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额头上冒出了冷汗。他在空中一边盘旋，一边反复想：机上运载着实战氢弹，跳伞虽然人安全了，但无人驾驶的飞机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方，如果落到核试验基地，那里就成为一片火海、一片废墟，无数科学家、科研人员多年的心血将毁于一旦，我们这项研究不知又要推迟多少年。落到居民区，上百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国家财产也将受到巨大损失。他想到把氢弹带回去，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案，带着数万吨级数量的氢弹着陆能行吗？杨国祥转念又想到排除危险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只要把保险卡销卡到位，氢弹绝不会掉下来，着陆时轻轻落地，减少震动，就可以防止爆炸。他主意一定，请示带氢弹返航着陆。杨焕民司令员紧急请示在北京指挥部坐镇指挥的周恩来总理，总理指示：“我们应该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能力”。为了以防万一，除留下塔台指挥外，其他所有人员一律搬进地道。”据当天在马兰基地值“零时”班的话务员苏玲同志回忆，当时马兰基地已经拉响了警报，指挥部命令她和另外两名留在地面的战友，用电话紧急通知各单位，所有后方人员都要在15分钟内进入防空洞。杨国祥接到携弹着陆的指令后，沉着冷静地关掉不必要的电门开关，凭借他几十年的飞行经验，准确地操作着每一个动作。当带弹飞机距地面6米时，杨国祥缓缓向后拉杆，飞机稍稍仰起头，下沉速度也慢了下来。距地一米，飞机开始平飘，两个主轮着地时，巨大阻力伞撑开，飞机稳稳的停下了，基地一片欢腾。飞机带弹安全着陆的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总理高兴地说：“带着氢弹成功着陆，这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
图为氢弹爆炸蘑菇云
事故原因很快被找到了，氢弹未能按计划投掷，是因为核弹推送装置变形造成的。为了庆贺载弹安全着陆，基地领导应大家要求，特地安排杨国祥与基地官兵见面。杨国祥站在敞篷汽车上绕场一周，频频与大家招手，基地官兵目睹了英雄飞行员的风采。
再次试验计划定于1972年1月7日13时，这天中午试验场气候骤变，雪花飞扬。12时30分，正当我们怀疑这种天气能否按计划进行试验时，只见杨国祥同志驾驶着携带氢弹的飞机出现在罗布泊试验场上空。当飞机接近标靶中心时，他果断按下电钮，顿时飞机剧烈震动，杨国祥意识到氢弹已经投下去了。这时，只见远处一道闪光，一声巨响，一个通红巨大的火球在沙漠中跃动，随即变成一朵美丽硕大的蘑菇云升向空中。大家欢呼雀跃，纷纷把自己的军帽抛向空中，热烈祝贺我国一颗实战氢弹试验成功。
实战氢弹爆炸成功后，参试人员稍事休整便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中，准备迎接本年度最后一次核试验。1972年3月18日是我国第14次核试验“零时”，这次试验是采取飞机带弹空投的方式进行的。我们清楚的看到，“轰六”战机在空中做了几个漂亮的旋转动作后，沉寂的戈壁大漠上空一声巨响，瞬时升起一颗极为神奇壮观的“太阳”，它慢慢变成一朵美丽的蘑菇云，在空中翻滚着，上升着，越升越高，越来越远……这次试验又取得了成功。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我始终忘不了在大漠深处度过的日日夜夜，战机的轰鸣声，原子弹的爆炸声，战友们的欢呼声，时常在耳边响起。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我愈发体会到，我国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是我们中华民族由弱到强的重要标志，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做出的重要贡献。它改变了国际格局，振奋了民族精神，中国人民从此昂首挺胸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虽然暂停了核试验，但这项事业所创造的“两弹一星精神”却历久弥新、永放光芒，它必将鼓舞着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文）张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