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爆发的Covid-19新冠疫情与中国南方洪灾两大事件推动灾难慈善领域的有效运作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在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内再次引发热议。在筹款方面，一方面疫情放大了灾难慈善领域的老问题：紧急救援阶段筹款专款专用限制大难以灵活应对具体需求，社会关注集中于物资捐赠，公募惧收管理费，更难以沉淀建立备灾资金池；另一方面南方洪灾的筹款出现断崖式下滑，慈善组织救援资金紧张。
有鉴于此，基金会救灾协调会委托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开展了一项针对灾难慈善领域组织的收入结构与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以期通过对标分析国际灾难慈善组织及案例，来反观我国灾难慈善领域的整体发展问题与挑战，并探讨现阶段我国灾难慈善领域的良性发展路径。
日前，这项研究已完成了初期报告。围绕该初期报告，2021年1月27日，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与凤凰网公益共同举办了“灾难慈善领域筹款模式国际观察与中国本土策略研讨会”，邀请国内灾难慈善领域经验丰富的研究界与实践界专家，对初期报告提出优化建议，并共同探讨我国灾难慈善领域的核心痛点与可行性解决方案。
一、什么是“灾难慈善”？灾难慈善领域公益组织的类型有哪些？它们分别的行业角色与功能是什么？
在《灾难慈善领域筹款模式国际观察与本土策略建议》的初期报告汇报中，报告撰写团队成员、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高级咨询师康芸介绍说，该报告所聚焦的“灾难慈善”领域，翻译自英文Disaster Philanthropy，泛指所有回应自然与人为灾难所引发的问题的公益慈善组织的行动，其范围不仅包括防灾减灾、备灾、紧急响应与救援、灾后重建等阶段的具体响应行动，也包括与灾难相关的研究、政策倡导行动，不仅包括聚焦在救灾领域的专业救灾组织，也包括食品救济、庇护所、弱势群体服务等在其业务范围内回应灾难问题的公益慈善组织的行动。
在此定义之下，初期报告把灾难慈善领域公益慈善组织分为行业智库型、议题联盟型、区域网络型和操作型四种，并主要结合了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案例对这四种类型的公益慈善组织各自的行业功能和收入来源进行了初步分析：
行业智库型组织主要功能是促进行业研究、提供技术支持和推动行业专业化发展。例如美国灾难慈善中心（Center for Disaster Philanthropy），是一个专门提供全面、及时的灾难信息以帮助捐赠人做出更有战略性、更高效的捐赠决策的机构，其90%以上的收入来源是来自个人或大型家族基金会的限定性捐赠。
议题联盟型组织的主要功能是推动行业联盟、制定行业标准与规范和促进跨组织协作。例如美国救灾志愿组织联盟（National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ctive in Disaster），是一个为灾难慈善组织提供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的平台以促进本土灾难救援高效开展的机构，其93%的收入来自于政府。
区域网络型组织的主要功能是推动地域性的品牌联合和资源共享。典型的案例是联合之路（United Way），其运作模式是利用自身资源优势筹集灾难响应资金，资助在地的社区组织开展灾难救援、社区恢复与重建，其79%的收入来自捐赠，企业及其员工是它的主要捐赠方。
操作型组织的主要功能则是提供领域细分的实务性专业服务，例如专业救援、医疗、食物救济、安全庇护所、弱势群体帮扶等，典型的案例包括世界中央厨房（World Central Kitchen）等。性质与领域不同的灾难慈善操作型组织的收入来源结构也不同，或主要来自于捐赠，或主要来自于政府与政府间组织的资助，或捐赠与资助各占一半。
关于为什么主要对标分析的是美国的慈善组织与案例，康芸介绍说主要是基于以下四个理由：（1）中美两国背景环境类似，均幅员辽阔而自然灾害频发；（2）中美两国灾难捐赠情况类似，都是以国内捐赠为主，即本国民众捐赠给国内灾难救援，不似东南亚等地区依赖国际捐赠；（3）美国在卡特里娜飓风后对本国救灾机制的改革和反思对中国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4）美国灾难慈善领域筹款相关资料与数据披露最为详尽，英国、日本等国家灾难慈善领域虽然生态也较为成熟，但与筹款相关的资料的公开性不足，且存在多语种壁垒，获取难度较大。
二、从国际与本土案例来看，影响灾难慈善捐赠的因素有哪些？如何促进良性的灾难慈善捐赠？
《灾难慈善领域筹款模式国际观察与本土策略建议》初期报告介绍，根据《美国灾难慈善状况测量报告2020》，2018年，美国基金会与公益慈善机构在灾难慈善领域的资助支出金额为4.68亿美元，其中，52%资助自然灾害，40%为灾难常规资金，6%资助人道主义紧急情况，1%资助人为制造的灾难；在资助策略方面，50%灾难慈善捐赠资金用于支持灾后的紧急响应与救援，12%用于灾后重建与恢复，而备灾与减防灾的资助金额较低，仅占到总额的4%与2%。这与中国目前灾难慈善领域的捐赠趋势存在类似之处。
初期报告还结合国际观察和本土案例，从政策、社区、个人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灾难慈善捐赠的因素。
在国际观察方面，初期报告指出，发生于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是美国灾难慈善领域的转折点，其主要表现为，卡特里娜飓风灾后救援行动的滞后和失败触发了全美关于灾难救援机制与效率的反思，公益慈善组织在卡特里娜飓风中的表现得到美国政府与公众的认可，促使美国政府从全国层面对应急准备工作进行了变革。初期报告认为，变革过后，美国政府与公益慈善组织形成了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的合作模式，其内容包括政府向公益慈善组织开放协商沟通机制、提供公共救助为公益慈善组织提供灾后恢复资源支持、形成社区信息联动机制、推动全民性备灾文化等。此外，初期报告还介绍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山火“格拉尼特山高手”筹款行动、联合之路响应COVID-19的筹款行动以及2010智利大地震国民响应的特点与启示。
在本土典型案例方面，初期报告主要分析了中国公益慈善组织响应2020年南方洪灾和COVID-19的筹款行动。在分析中国公益慈善组织在2020年南方洪灾响应中救援资金筹集情况大不如往年的原因时，初期报告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上半年疫情对社会经济与捐赠资源的冲击，其二是主流媒体对洪灾的跟踪报道不如往年，信息公布力度不足，而年轻化的捐赠群体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也从主流媒体转向了更多样化的社交APP。在分析中国公益慈善组织响应COVID-19的筹款行动时，初期报告主要基于在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上公开发布的筹款项目信息，梳理了2020年2月17日前的相关上线项目的筹款数据，并据此分析了中国互联网捐赠的优劣势。初期报告认为，中国互联网捐赠的优势有二，一是互联网捐赠潜力巨大，二是流量驱动的能量巨大，但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捐赠也存在两个劣势，一是流量驱动筹款不可持续，二是“马太效应”加剧，导致资源的第三次分配失衡。
那么，如何促进灾难慈善捐赠的良性发展呢？结合国际观察和本土案例，初期报告提出了如下建议：（1）在灾难慈善组织的行业专业化建设层面，政策支持与良性的行业发展是捐赠的基础，呼吁加强行业性的联合，推动并彰显公益组织的专业价值；（2）在灾难慈善领域的价值倡导与捐赠意识层面，加强与包括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在内的媒介合作，开展灾难慈善领域的行业倡导和捐赠教育；（3）在灾难慈善组织的筹款专业化层面，建议设立备灾资金池，坚持长期主义，此外，公益慈善机构需要提升筹集非定向资金的能力，而在具体的传播策略中要侧重于捐赠意识的唤起，公益慈善生态中的上游组织如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则需要理解灾难慈善领域的特殊性并给予支持。
三、我国灾难慈善领域有哪些核心痛点？可行性解决方案可能有哪些？
在反馈环节，参与研讨会的研究界与实践界专家主要交流了我国灾难慈善领域的痛点问题，以及可能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强认为，在灾难发生的非常态之下，受灾地区和未受灾地区的信息不对称性，以及公益慈善组织的灾难响应深度依赖线下社群但又社区下沉不足，是两个非常大的挑战。此外，他提出来一些值得思考的具体问题，包括：在灾害发生后，到底是不是所有的公益慈善组织都应该参与响应？在灾难慈善筹款中怎样进行捐赠人的回馈？巨型灾害和中小型灾害、救灾与减防灾、大众需求和小总需求、提供硬件援助和社会服务、现金捐赠和物资捐赠、定向捐赠和非定向捐赠等之间，如何平衡？在国际灾害的响应中，国内公益慈善组织什么时候“走出去”？哪些捐款应该捐到哪些国家或地区？如何动员老百姓？等等。
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负责人叶盈提出，在国内灾难慈善领域会发现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那就是平时的防灾减灾类的项目非常难筹款，公众的捐赠意识完全没有被唤醒，而在紧急救灾的时候，公益慈善组织迫于舆论压力又不敢去筹非定向资金，以至整个运作一直呈现非常被动的状态。她认为主要的原因是，该领域的公益慈善组织首先需要向政府和社会凸显、传递专业价值，如果仅仅聚焦紧急响应阶段物资捐赠等行动，公益慈善组织与政府、企业和强社团相比未必能凸显专业价值，但如通过持续倡导让政府和社会意识到公益慈善组织在紧急救灾中对多元需求的细致响应，以及灾后重建与防灾减灾方面的专业价值，局面或可改观。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总监冯元也提出，如何在灾难慈善的响应中既有效地回应公众的行善需求，同时又更好地传递出灾害管理全流程的专业价值，是我国灾难慈善领域一个重要而还没有得到很好回答的问题。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弘结合壹基金的全国性灾难慈善响应工作，提出两个“悖论”：一是，重大灾难因为受到的关注多，获得的捐款额也高，但由于灾情级别，这样的受灾区会更容易得到中央财政拨款，而那些中小型灾难受到的舆论关注低，捐款少，同时地方财政补贴体量也小，却恰恰需要更多的捐赠方关注；其次是关于科学救灾与重建的问题，相比灾难应急救援，更需要被关注的是灾前减灾资金和灾后重建资金的筹集，而这其中，关于“重建”的理解绝不仅仅是“房屋”“农田”等硬件的重建修复，例如还完重建房屋的贷款，负债水平恢复到灾前才算村民家庭生计的回复，而这些常识的普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两个“悖论”的破解都离不开灾难慈善领域捐赠文化的培育。
来自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总干事虎孝君则从区域枢纽机构的救灾实践和筹款路径出发提出，目前在筹款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灾害类资助型基金会太少、本地资源匮乏且难以引流、省内救灾联合筹款效应缓慢等。
关于灾难慈善筹款难的问题，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的创始人郝南指出，在中国的老百姓参与救灾这件事情上，并不是他们不愿意参与救灾，也不是他们不愿意在救灾上花钱，因为灾难确实能够诱发大家扶危济困的朴素情怀和传统美德，但是，他在实践中发现，大家更热衷于亲力亲为，也就是自己组织志愿者团队并且克服种种危机和挑战去找钱和想办法参与救灾，而不是选择把钱捐赠给公益慈善组织去操作。而且，在近几年，他看到一些民间志愿者组织的自发行动和资源力量已经开始超过一些专业组织。这是为什么呢？郝南认为，症结在于灾难慈善领域的公益慈善组织的“话术”、专业优势未能打破沟通壁垒、打动普通人。“大家知道专业的优势，如果老百姓不认可的话，那么它就什么用都没有。”那能打动普通人的是什么呢？郝南说，是参与灾难慈善响应的普通人的付出像“点”一样地串联在一起，最后实实在在地看到改变，看到影响力发生的整个的全过程。招商局慈善基金会项目官员王军也提出，公益慈善机构可能要有更多的“向下视角”，即多去看一看看一看公众在想什么，然后在此基础上去搭建筹款场景和设计募捐产品去回应他们的需求，让他们能够更愿意参与进来。
在灾难慈善响应的专业性方面，郝南还指出，国内的公益慈善组织也仍只是达到了“50分左右”的水平，这种自身专业性的不足也是公益慈善组织对老百姓缺少说服力的原因之一。爱德基金会项目官员张超则提出，现在公益慈善组织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进行筹款，因为可以借助这些平台的流量去获得更多的公众关注和捐赠，但这导致两个问题：一是，不知道哪些人给自己机构捐了款，以及哪些捐赠人构成了自己机构的核心捐赠群体，故而也难以去做核心捐赠群体的维护；二是，这也导致公益慈善机构把更多精力放在与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沟通以及对平台规则的理解等方面上。张超认为在互联网筹款生态之下，长此以往，公益慈善机构可能会丧失“一部分的核心能力”。
针对这些存在的痛点问题，多位专家都提到了在国内推动灾难慈善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并且也主要是在这个层面上评价基金会救灾协调会和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正在开展的这项针对灾难慈善领域筹款模式国际观察和本土策略的研究的价值。
其中，张强认为，这项研究从政策、社区、个体等多个层面，试图对灾难慈善领域的生态系统进行一个整体勾勒，并结合国际和本土案例提出一些相应的建议，是非常重要的。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健强指出，通过灾难慈善领域的资金来源与流向这个角度切入分析灾害应对中的核心问题，不仅能够勾勒出中美两国在灾难慈善领域的筹款体系的差异，还能够洞察出两个国家在灾难应对体制和机制以及公益慈善生态的不同，而通过对这些差异与不同的比较，是能够给到本土公益慈善组织参考和启发的。
在优化建议方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建议《灾难慈善领域筹款模式国际观察与本土策略建议》报告在后续能够做一些调研和访谈，然后对当前我国灾难慈善领域的核心痛点问题进行归纳梳理，重点分析导致这些核心痛点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有针对性地、系统地介绍一些国内外灾难慈善领域中应对相关问题的经验。李健强提出，还可以把一些相关的经验，例如筹款的策略、技巧和方法等，提炼成为“攻略”附录在最终的报告之中。李弘提出，在问题分析和经验分享之外，还应该注真实案例和真实数据的呈现。王军提出，报告还可以对不同生态位的公益慈善机构和捐赠人群体进行一个“扫描”研究，以帮助不同的公益慈善机构有针对性地设计差异化而又更有效的筹款产品和筹款策略。
而关于推动我国灾难慈善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多位专家共同呼吁更多资助型基金会或智库机构能够给予重视和支持。李弘指出，公益慈善组织的专业价值的形成、递送以及获得捐赠人认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各个环节都需要相应的成本的投入。这些成本由谁来承担？这是一个问题。
叶盈认为，COVID-19全国响应对我国灾难慈善领域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就看我们行业愿不愿意更多地联合发声、更多地联合推动。她介绍说，接下来，方德瑞信将会先和公益资本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共同开展一个行动实验，即支持救灾专题的解困式报道，在传播层面对灾难慈善的特殊价值和筹款等方面的特殊性等进行尝试性的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