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商伟凡先生写过一篇《戴笠生前军衔之谜》一文，此文是在其后的跟帖（旧帖）。

商先生一文，对戴笠死后被追任中将之事感到不解，因为早在戴笠生前，就已经有佩戴中将军衔的照片了。如下图：

图1 摔死后才被追授中将的戴笠生前佩戴中将军衔的照片

民国时期，诸侯割据，乱设军职，私委军衔的现象比比皆是，本不足为奇，但被视为正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出现这种现象，着实令人费解。

实际上，费解的事还多呢。象戴笠这种早已戴上中将军衔后又授予中将甚至少将的，在国军中大有人在。较为突出的如国军五大主力中的第18军军长胡琏、新1军军长孙立人、新6军军长廖耀湘，便都是在任军长后较长时间才晋升少将军衔的。那也就是说，在他们升任军长的时候，其军衔都还只是上校甚至中校。这不论是从国际惯例上，还是从国军当时的实际情况上，都是讲不通的。

抗战初期，国军的阶级，旅长一般是少将，少数是中将，师长多数是中将，军长则全部是中将。抗战开始后不久，逐渐撤销旅一级编制，师长有少将也有中将，军长则仍然全部都是中将。第18军、新1军、新6军都是美械装备的国军主力，佩中将军衔理所当然。可按《国民政府公报》所载，胡琏是1945年6月晋升少将，而其任第18军军长则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8月。孙立人是1945年3月晋升少将，其任新1军军长也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5月。廖耀湘是1948年9月晋升少将，此时的廖耀湘，早已在一年前的1947年9月便是辖有两个军六个师的第9兵团司令官了。

图2 抗战胜利前才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孙立人早就挂上了中将军衔

我们无法想象，难道他们曾经是上校军长、上校兵团司令官吗？肯定不会。那难道是《国民政府公报》弄错了？也不会。

那又是怎么回事儿？铨叙军衔和职务军衔脱节造成的。

1934年，国府整军建军中，开始依照日本军队的人事制度，将原属于军政部的军衡司独立出来改为由军事委员会直属的铨叙厅，制定陆军人事整顿及升迁办法。这其中有一项改革便是将任职与任官分立。任职，指的就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任官，则是中将少将这个军衔。也就是说，职务的晋升与军衔的晋升走的是两股道。按说这是一个进步，是能够真正体现军衔意义的进步，但因为没有基准军衔的设置，其弊端很快便暴露出来。

按照任官条例，军衔的晋升受“停年”的严格限制。所谓“停年”，就是某一军衔必须停留的年数，也就是最低任官年限。按规定，各级停年为：少尉升中尉1年半，中尉升上尉2年，上尉升少校4年，少校升中校3年，中校升上校3年，上校升少将4年，少将升中将3年，中将升上将用选升。照此算起来，一名少尉要升到少将最快也要17年半的时间。这一下子矛盾来了，由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带兵官职务的晋升却没有停年的限制，一年连升三级的都有。如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宗南、桂永清、关麟征、霍揆彰等，都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便已升至军长的高职，而此时他们从军的历史都还不满14年。

图3 抗战结束时才授予少将的胡琏之前挂中将军衔的照片

晋“级”与晋“阶”出现了落差，不匹配。这种情况搁在今天的我军中，就不是个问题。打个比方吧，譬如我军一个中尉连长破格提拔为营长了，那么他就可以越过上尉直接晋升为少校，这便是基准军衔的作用。但在国军中，因为没有基准军衔这个制度，任职与任官走的是两股道，二者只考虑了分立，而没有考虑结合，这便造成了“阶”的晋升远远的滞后于“级”的晋升的怪现象。

因为“阶”滞后于“级”太多，给指挥带来的不便，是勿庸置疑的。要是真的按照停年一步步来，那就极有可能像二战时苏联红军中的“中尉营长”、“上尉旅长”那样，得让孙立人、廖耀湘等戴着上校甚至中校的军衔去指挥新1军、新6军与英军并肩作战了,这就有点开国际玩笑了。

好在国人比俄国佬是要灵活许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到抗战开始后不久，包括国军高层在内的各级部队单位撇开铨叙厅，另行晋升军衔，即在提升某人为某一军职时并列附上军衔称谓，如“中将总指挥”、“少将师长”等，形成与铨叙军衔相脱节的事实上的职务军衔或临时军衔。为什么说是“事实上”的，是因为迄今为止我没能找到这样做的制度依据。

图4 1948年才授予少将的廖耀湘抗战时挂中将军衔的照片

请看上图中的廖耀湘，他所着的军服是典型的抗战胜利之前的军服，领章上的中将军衔赫然可见，从照片的内容来看，这应该是其在远征军时的照片，而这时，距他被铨叙少将至少还有三年以上的时间呢。也就是说，在他的少将还没有得到铨叙的时候，他早就佩戴上了比铨叙高两阶的中将军衔了。

如此这般做法，在弥补阶与级的不协调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因为没有制度框框的约束，也导致了授衔的失控，弄得随便谁都可以私授军衔，从而演成中将满街走，少将多如狗的怪象。从铨叙厅曾反复下文要求任何部队单位不得私授军衔，并采取将级领章（肩章）编号和定制的方法加以限制的情况，即可窥知这还真的不是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