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辈子有好几大成就，其中一个是刊刻金陵版“王船山全集”——《船山遗书》。可以说，这是曾国藩攻占天京之后的头等大事。曾国藩白天打仗，晚上亲自校雠《船山遗书》。换言之，曾国藩极为重视这件大事，以致于克制不住自己内心的亢奋，“抓小放大”而“有为”。像校雠工作，完全可以安排他人代劳，“无为而无不为”。

虽然曾国藩金陵版“王船山全集”——《船山遗书》在同治四年（1865）大功告成，但是其起心谋刻在咸丰十一年（1861），距今160周年。

王船山生前预言：“吾书二百年后始显。”又预言：“五百年后吾道大昌。”王船山的书风行天下有一个过程，率先出版其“全集”的是新化邓显鹤、邹汉勋。道光十九年（1839），邓显鹤在长沙城南书院接待了欧阳兆熊、王世全，决议刊刻《船山遗书》。王世全是王船山七世孙，也是湘商领袖，由他出资。次年，在长沙开雕，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竣工，这是邓显鹤版“王船山全集”——《船山遗书》。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攻占湘潭，《船山遗书》板片被烧毁。同一年，邹汉勋也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战死了。

似乎，欧阳兆熊在毁版之后，就有重刻《船山遗书》的梦想。这是人之常情。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赵烈文自上海投奔曾国藩东流行营，八月随曾国藩驻安庆。在此期间，赵烈文与欧阳兆熊多有接触；曾国藩希望赵烈文正式“上班”，但是赵烈文要求先有“湘楚之行”，再到职视事。赵烈文访问湖南，一路与欧阳兆熊同行。十月十五日，赵烈文自江西萍乡进入湖南，路过醴陵；十月十七日，抵达湘潭，在欧阳兆熊家住了十天，阅读不少王船山的著作。十月二十三日，赵烈文又拜访了王世全，其日记说王世全“今复有重锓之志”。此时，欧阳兆熊又马上写信给曾国藩，并邮寄王船山《读通鉴论》一部。

十月底，赵烈文来到长沙，拜访吴敏树、郭崑焘、王闿运、罗汝怀、何绍基、曹耀湘等人。赵烈文在湖南呆了近三个月，直到同治元年正月十七日抵达安庆，担任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湖南期间，一直在读王船山的书。

赵烈文、欧阳兆熊在密谋什么呢？从后面的历史来分析，是谋划出版《船山遗书》。

我的个人猜测、想象，赵烈文“湘楚之行”是身负使命的，可能是曾国藩的“安排”。或者说，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早有谋划，只是出于某些原因而未能“道破”。

曾国藩对于平定太平军，早就看到了成功的希望，有一个胜利的预期。在古代，这是三不朽之“立功”，按照“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曾国藩已晓得自己死后是要入祠庙的。与此同时，曾国藩、赵烈文也都晓得清朝迟早会灭亡的。干成了这么一件大事，还要干一些什么其他大事呢？要干别人干不了的事情！刻一套充满反清思想而又未显明的明朝遗老的著作，表彰幽暗之先贤，显明道义，开示良心，此可以谓之扶危持倾的“高蹈”，而章太炎谓之“悔过”。

160年了，我们也扪心自问，良心何在？贤人在野，一阳来复，则中华之幸也！岁逢辛丑之春，我匆匆忙忙写下以上几段话，个中细节论证，留待来日补苴，而复兴中华之志一日不可忘也，不可待来日补苴也！

黄守愚于湘水之畔阙一庐

辛丑正月十三日午时

西历2021年2月24日

《王船山语要》，黄守愚主编，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第2版，当当网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