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北京新书订货会上，文史学者卜键携新作《软红尘》进行了一场主题为“中晚明世情与明代小说”文化讲谈活动。
《软红尘》书影
卜键是中国大陆唯一版本《全本详注金瓶梅词话》的两位校注者之一。在《软红尘》一书中，他将《金瓶梅》细致拆解，以小说的故事脉络为轴，解析其中市井生活，讲述背后的世情百态，向读者呈现出一幅中晚明社会图景。又以深厚明史学养和中国古典文学功底，横向比较《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异同之处，以及与《水浒》不同的文学处理方式。该书近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线上课程同步更新于“三联中读”APP。
在序言里，卜键写道：不是每一本书都值得重读，但《金瓶梅》值得。心平气和地去读吧，你会在欲望漫溢的画面上看到道德与智慧的微光，会得到一次灵魂的荡涤，而最终会获得愉悦。
想要理解《金瓶梅》，卜键觉得，首先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首先，《金瓶梅》是不是被污名化了？
卜键说，毋庸讳言，《金瓶梅》是一部有污点的书，但同时也是一部被严重污名化的书。“污点”指的是它的不少章节存在着淫秽的描写：性心理、性现场、性虐待，包括一些淫词浪曲都有，有的比较隐晦，也有的写得非常细致、直露，不堪入目。改革开放以来，多家出版社经过批准，出版了一些不同版本的《金瓶梅》，有全本也有删节本。全本提供给学者做研究，而删节本则是让更多的读者去阅读。学者们对于删节的做法不太认同，但客观来说，其间也有一番苦心。至于《金瓶梅》被污名化，怎样被污名化，也是说来话长。
这是一部产生于明代中晚期的小说，一直到整个清朝，都有人把《金瓶梅》称为“淫书”，甚至指为“淫书”之首。但其实淫秽的描写在书中只占极少的部分。20世纪90年代，在已故冯其庸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白维国先生和我两人合作，用了三年的时间，认真地校注过《金瓶梅》。遵照规定，我们做了比较彻底的删节，但也只删掉了不到四千字。相比全部书约百万字的总量，这个比例实际上是很小的。
接下来，这部书拥有怎样的一个作者？
卜键觉得，这个话题已经不便多谈了，谈多了会招来“民科”之讥，但讨论一部古典小说，不去谈它的作者，也不合适。
《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谜团，被称作文学史上、小说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明代万历末年刊刻的《金瓶梅词话》，又叫作“词话本”，它署名“兰陵笑笑生”，也就是作者。但是“兰陵笑笑生”是谁就不知道了。学者们根据这五个字追踪、寻找，拿着一顶帽子去寻找合适的脑袋，发现很多人都有几分相像。一般说“兰陵”指的应是地名，如山东的峄县即古兰陵，但是“兰陵”二字的内涵颇为丰富，即以地名而言，江苏的武进古称南兰陵，南兰陵也是兰陵，所以就争执不休。而对“笑笑生”三字，吴晓铃先生也有过发现，此人曾作过一首《鱼游春水词》，是否就是“兰陵笑笑生”，那就不好论定了。
对于“作者是谁”，研究界先后提出的有王世贞、李开先、屠隆等说法，各下了一番功夫，但也都缺少过硬的板上钉钉的证据。我也曾经写过一部专门的研究《金瓶梅》作者的书，叫《〈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比较早了，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的。现在我虽未改变观点，却也不坚持，因为什么？还是那句话，没有那种敲死了的板上钉钉的铁证。所以，在没有新的可信史料发现之前，对“作者是谁”，不必花巨大的力气折腾来折腾去地去说了。
但是，综合内证外证，可以大致推定《金瓶梅》的作者主要生活在明嘉靖隆庆年间，他应该是一位名气很大的人，在朝廷里面做过官，而且担任的是比较重要的官职。阅读小说中描写朝政、国家典章制度等方面内容，你会发现他对此非常了解。这位作者应该在退休后回到县城生活，所以才有书中对一个县城中各色市井人物的那种细致刻画。
关于兰陵笑笑生的籍贯，个人强烈认为应该是在山东一带，这也是前人都有过说法，都曾经提出过的，本人表示赞同。作者人生经历与生活环境，不可避免地要在作品中显现，比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不太熟悉小县城的“市井”，在家族败落以后，他回忆和书写的仍然是京师贵族的生活；但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非常熟悉“市井”，尤其是小县城的市井人物，一落笔便觉须眉生动。
第三个问题，卜键想要跟读者说说，这部书是怎么流传下来的。
卜键说，今天能看到的最早记载，是《金瓶梅词话》手抄本在一个文人圈子里面秘密流传的故事。这个圈子里面有很多如雷贯耳的人物，大都是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那个时代的大名士。比如说“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嫡亲三兄弟里面的大哥和弟弟都说到过《金瓶梅》；比如说当时已经名气很大的汤显祖，当然今天汤显祖的名气就更大了，常见有人把他跟莎士比亚相比；比如说号称“文坛祭酒”的王世贞，后来做到了礼部尚书；还有比王世贞官位更高的，就是华亭人徐阶，他在嘉靖朝为内阁大学士，隆庆朝成为首辅，明朝朱元璋废除宰相制，首辅一职相当于前代的宰相。这些名流显宦，这个大文人的小圈子，他们在传递、借阅、转抄《金瓶梅》。
《金瓶梅》传世的第一条信息，是袁宏道写给董其昌的信。董其昌是尽人皆知的大书画家、大文人，也是华亭人，做到了礼部尚书，一个职位和名声都很高的官员。袁宏道给他写信，是在万历二十四年，也就是1596年，信里边说——大家要注意语气中充满了急切——《金瓶梅》是从哪里来的？我抄完了从哪里换后半部？他的信虽然很短，仍在匆忙间做了一个评价，叫“云霞满纸”，也就是说写得极好。袁宏道希望董其昌能够赶紧给他一个回答，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回应，那个时候的董其昌是翰林院的编修，也是皇长子的老师，官不大，但是大家知道，位置很重要，后来这个皇子当了皇帝，老董自然升格为帝师。
通过董其昌的年谱可以发现，那一年的春天和秋天，他曾经两次回到华亭老家。华亭现在是上海的松江，当时是一个县，人文荟萃。董其昌去北京来来回回都要经过苏州，而袁宏道已经名满天下，正在苏州的吴县担任知县。从袁宏道的信可知，两人不仅见了面，董其昌还把私藏的《金瓶梅》手抄本给他看，借给他抄录。借给他的是前半部，所以袁宏道就问下一半在哪里？抄完了从哪儿换？我们虽看不到董其昌的回答，但他一定会有回信，袁宏道给他写了信又有具体的问题，他的半部书稿还在袁宏道那里呢，不可能不回信。但是我们看不到这封信了，在袁宏道的集子里没有，在董其昌的集子里也没有，推测一下，大概还是因为不愿留下一个传抄淫书的名声。这些人也包括王世贞，王世贞留下来的文字非常多，几百万字的集子，根本找不到《金瓶梅》的任何痕迹。还有汤显祖曾经公开夸《金瓶梅》写得好，但是汤显祖的集子里也没有痕迹。
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对该书缺少记录的情况应不再惊奇，也对明代万历二十四年《金瓶梅》抄本流传的记载倍感侥幸。而大约过了二十年，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苏州就出现了刊刻本，这是它的第一个刻本，即今天能够看到的《金瓶梅词话》。
从传抄到正式刊行，情形不一，通常会有一个或几个整理者。为什么叫“整理者”？就是说一部书在社会上以手抄本流传之后，到出版之前，往往因章节不完整，需要有人从头至尾做一番整理，缺的补上，情节对不上、人物关系纠缠的要顺一顺，如此等等，就是整理者要做的事。一般是由书商聘请些较有文字能力的人，相当于做编辑加工。
《金瓶梅词话》的整理者水平不太高，所以书中充满了错讹，一些章回的回目，还停留在备忘的阶段。我国章回小说通常很讲究回目，对仗非常工稳，不光是内容的关键词，文字也讲究整饬，就像对联一样。但是《金瓶梅》第六回就出现了“西门庆买嘱何九，王婆打酒遇大雨”这样的回目，很不讲究。另外，在“词话本”第五十三到第五十七回，有五回与前后文的内容多处不连贯，对不上茬儿。当时就有一个大学者沈德符指出，这是由“陋儒补入之五回”。“陋儒”，此处指水平比较差的书生或教书先生，有些刻薄，却也是几乎所有续补名著者都会得到的差评。但话又说回来，原抄缺了就要找人来补上，给的报酬不多，时间又紧迫，可知补作也不容易。具体到《金瓶梅》，苏州的出版商就近找了一名枪手，没有类似的生活阅历，也没这个写作水准，又要补出来，就出现了前后不接气的五回，里面夹杂着大量的苏州方言，至于有人根据这几回里面的苏州方言，断言作者是南方人，就有些荒唐了。
尽管“词话本”有这么多的毛病，但是它是《金瓶梅》的版本里面最早的，也是最重要、最精彩的一个版本。大家要想阅读原文，去看“词话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出过删节本，不难买到，也很便宜，建议去买这个本子来看，删得虽说多一点，但是主要的内容都保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