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的书陪伴了你二十一年，这些书开始变得像一个老伴，二十一年的相濡以沫换来的是一言难尽。你知道它的好，也知道它有什么不好，可是那种支撑你们继续走下去的心思居然没有熄灭，可见你们因缘未尽。
庆山，曾用笔名安妮宝贝，2021年末出版最新散文随笔集《一切境》，352页，是两年内的日记、日常观察和心得的聚合。形散，神也散，有读者诧异：好像织了两年的微博，可有必要出版？
《一切境》，作者：庆山，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11月
改变的不只是笔名
阅读这个作家的书有二十一年之久，期间很少和人谈起她的书，原因可以被人理解，却也有些遗憾——那些读着安妮宝贝“青春残酷物语”长大的同龄人，大多羞于再谈这段历史，仿佛这是某种青春情绪禁忌。在严肃文学圈里谈论安妮宝贝，相较于羞耻，不如说混杂着更复杂的因素：她是畅销作家，但她可能不遵守游戏规则。有人羡慕她的畅销现实，但不屑于谈论那些贴给她的标签：前期是消费主义写作和小资情调，后期是中产阶级心灵布道。庆山-安妮宝贝在赢得大批读者的同时，也在承受着大量的误解。
她清楚自己的争议性，大多数时间保持沉默，也不乏集中回复质疑的时候。写作是太过孤独的事，何况持续写了二十一年。这些年，她刻意隔绝主流文学圈的互动，隔绝了同行的抱团取暖，远离互捧、奖项、文学活动、各种似是而非的圈子，选择和读者直接发生联系。庆山-安妮宝贝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作者写书，读者读书，其余皆不足道。原本欣赏她这种做法的我，在读完新书《一切境》后，却萌生了新的困惑：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读者？诚然，理解与爱，是作者和读者相伴的秘诀，可是批评呢？善意和建设性，不仅出自理解和爱，也会出自诚恳的批评。因为真正的批评从来不会减损作品的质地。令人不解的是，《一切境》里只能读到来自读者的赞美和爱，却看不到一句批评。
我承认，自己作为读者的心态确实拧巴。就像每写一句话，我都会写上“庆山-安妮宝贝”这个不伦不类的名字，明明这个作家已经用“庆山”来署名作品了，我还是加上了“安妮宝贝”这个奇怪的后缀。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提醒你，我谈论的是那个曾经叫“安妮宝贝”的“庆山”，而是有更深的心理因素：从安妮宝贝到庆山，她改变的不只是笔名，而是从血肉丰满到筋骨分明的自甘蜕变，她始终一意孤行。
安妮宝贝的风格究竟是什么？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果非要在“文学史”这个正统的评判坐标里有一个定位，我认为这个定位应该不是伟大、二流、优秀、糟糕这种评价，而应该是——辨识度。他/她的风格是怎样的，是否独树一帜，是否不可模仿。写作，虽然面对的是世界，终究只是一个人发出的声响。要越过时代的喧嚣合音，他/她的音频一定要与众不同。
安妮宝贝是在世纪之交出现的文化新生代，她带着《告别薇安》《八月未央》这样的小说集，从网络文学阵地走向传统的文学出版。喜欢穿白棉布裙的女孩，一个叫林的男人，黯淡的城市之光，书写死亡与爱情，告别与流浪，物质沉迷和感情沦陷，诸如此类的描述成为她的标签。事实上，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之后的中国，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烟消云散，大众在走向现代主义生活方式的路上，文学成为了某种亚文化。即便是经历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后的知识界，面对分众的文化发展走向，尴尬的自我身份重新确认，知识分子其实并不十分清楚，该和以往保持距离的大众文化怎样相处。然而，大众文化是自为的存在，自有它的发展航道。网络文学、榕树下、痞子蔡、身体写作、卫慧、棉棉、郭敬明……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关键词逐步占据了大众文化中的大众文学的主航道。当然，还有安妮宝贝。
当知识分子们迷惘于自己在经济大潮中何去何从，或者自我囚禁在诸如象牙塔等文化体制中时，痞子蔡、韩寒、卫慧等这样的“流行作家”却用最传统的文学的方式，把大众文化的兴趣牢牢吸引到了文学上。文学评判机制的落后（至今仍是），使得这些作家的价值在很长时间内被遮蔽。我这么说，并非要为这些曾经的“文学景观”重新赋值，而是试图铺设一道背景：安妮宝贝对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贡献，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多。复旦大学的郜元宝教授对此有细致的分析，读来让人折服。
安妮宝贝的风格究竟是什么？许多读者都说，《莲花》是安妮宝贝创作的分水岭。一直以来，小说和散文是她同行并进的两种写作形式。二十一年来，她以平均每年一本新书的频率，持续在写作路上前行。通常她的写作习惯是每写完一个长篇，就会整理出版一本散文集。《彼岸花》之后有《蔷薇岛屿》，《莲花》之后有《素年锦时》，《春宴》之后有《眠空》，《夏摩山谷》之后有《一切境》。在这交替出现的文本类型的行进中，她的写作越来越静。从前那个情意激烈、意志强烈的年轻女作家，在动荡中省思，变成了一个情淡如水、意志如树的中年女作家。
从前，读者跟随作者，在情绪的大海中沉沦。她带着“那种对危险和自由纵身扑入的决绝”，写下的文字如烟花在夜空中绽放，颓靡，绮丽，清冷，这是对读者来说仿佛吸食精神鸦片般的阅读。面对读者的上瘾危险，安妮宝贝却没有继续取悦的意思。随着生命历程的推进，漂泊、旅行、亲人离世、远走他乡、孩子出生，诸种变故，让这个始终对“写作的意义”最是看重的作家，开始了往更深内部探索生命意义等形而上问题的写作。2006年完成的《莲花》，封面纯白，宛若初生。庆昭和内河，双生花一般的女子，和一个叫善生的男人，在通往那个象征性的墨脱朝圣的路上，彼此诉说对生命的理解。安妮宝贝从这本书开始，变得像一个精神苦行僧，“生是过客，跋涉虚无之境”。她的写作，由此也踏上一意孤行的旅途。
安妮宝贝的写作，一直都是一意孤行的姿态。无论是从前血肉横飞的情爱沉沦，负能量爆表的个体愤怒和冷漠，还是专注于物质细节的沉溺自赏，她的姿势就像一只闭上眼睛从高楼顶层纵身一跃的鸟，心意坚决。这种充沛却又毁灭性的能量，从《告别薇安》就已经生长，在《彼岸花》里肆意充满，到了《春宴》里，繁花开到荼蘼，抵达终点。这条小说脉络上的安妮宝贝，过尽千帆皆不是，她结束了一部分的自我。像她自己所说，从此“彻底终结掉一些主题，就此各归其位。”
《一切境》：过程的漏洞百出映照了作者的真实
我们今天读到的《一切境》，都已经是另外一些主题，是从《莲花》那个脉络生长出来的经络。本来，《一切境》属于庆山（从这里开始称为庆山）散文体系里的作品，梳理的脉络似乎应该是从其散文最早的端倪《蔷薇岛屿》往后，沿着《清醒纪》《素年锦时》《月童度河》等作品，探求其散文写作中一意孤行的独特气质，然而我却意识到，《一切境》之所以呈现出今日毁誉参半的“是布道还是领悟”、“是说教还是文学”的争议，源头都从长篇小说《莲花》而起。
虽然我的私心一直是《蔷薇岛屿》，认为这是她最好的作品，这本小书却只是作家日后写作脉络改变的萌芽。它是心境的转折，心境改变之后，一切才能逐渐发生变化。《蔷薇岛屿》是献给父亲的书。亲人的猝然离世，带走了作家生命的一个部分，也重新注入了新的东西。《蔷薇岛屿》关于一个女子行走东南亚的沿途呢喃，从形式上说像旅行文学，却是由私人回忆和低语支撑起来的“行走”。从前那个绝望凛冽的女性，对世界的愤怒逐渐消退。因为父亲的去世，她被迫直面生死迷局。
灵魂的新生，始于《莲花》。她在书里写“我的前半生已经过完，后半生还没有开始，我被停滞了。”而这本书，“有关寓意，有关心灵的历史，有关人所走上的路途。”小说的三个主人公都是为了追求灵魂的净度，而把自己的生活放逐到边缘的人。最后的结局——庆昭和善生徒步到达墨脱之后才知道她们共同寻找的内河已经死去，却没有导向安妮宝贝小说里从前一贯的“无能为力”。经历过生死迷局的女作家，不再认为生命只是一场烟花，已经能够平静地接受生命的真相。莲花，确如新生，映衬着这个作家在一意孤行的路上将要拐弯，走向更深深处。
心思细腻的读者会发现从《莲花》往后，安妮宝贝的写作调性愈发冲淡，散文清简，小说用词有古典韵味。另一方面，情节基本雷同，故事内核都很相似，无非几个男女在世间的物欲情海浮沉后试图抵达灵魂层面的了悟。作家的转向路径已然分明——她放弃了诡谲丰盛的文学海洋，从此选择在灵性探索的无底隧道中独行。
写作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贯穿着从安妮宝贝到庆山的整个创作过程。几乎在每一本书中，她都会有对写作的大量感悟之语。最初她视写作为疗愈手段，用以治疗某种原生的情绪创伤；渐渐地，她意识到写作“代表着一种内向自省，代表对表象的超越”；直至《春宴》，她借助小说人物回应读者对其故事单调的批评：“当你随着阅历和知识积累，了解人性结构，就会逐渐明白，所有故事大同小异，不过时地和因缘的细节略有出入。日常之下，并无新事。人无须强烈的好奇心。在各人身上碾压过的规则和秩序，最终均来自同一种力量。”发展到新书《一切境》里，她对于写作观念的直抒胸臆甚至让人生疑：“大部分文艺创作，文学的表达，是提出疑问而无解答。试图去解答，才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究竟的写作。”由此看来，她对写作意义的理解，已不是文学可以单单负载的了。
2013年出版的散文集《眠空》，被庆山视为新的散文阶段的开启，“进入一个更注重探索哲思和记录当下的阶段。结构上倾向于散漫，但也因此留出较为充足的灵性捕捉与意识思考的空间。”2016年的散文集《月童度河》继续深入，直到2021年末推出的随笔集《一切境》，可能是庆山片段式随笔写作的一个高峰。“偶然三言两语的记录，当下灵光一现的直觉”，散落点点碎片，读来随性而至，主题倒是从她发生写作转向后一以贯之的内容：用来源驳杂的禅修感悟穿插和渗透进一切日常风物与人事变迁的感受之中，由此袒露她探索内在心性、传递修行能量的写作初衷。
《一切境》的目录风格清简，一如封面上的白色雪山，可知这又是一本讲述个体修行的吉光片羽之书。对这本书的困惑在全部读完后慢慢袭来，好似一记闷棍，钝痛缓缓才到，越发不是滋味。不对劲的感觉首先源于驳杂。《一切境》里，庆山探讨个体修为的感悟文字，引用、转述并二次加工了大量来源驳杂的性灵方面的著述。来源大致有藏传佛教、日本禅宗、印度教、伊斯兰苏菲派、基督教、萨满教、南怀瑾、印第安巫术等等，庆山把这些她日常学习到的灵性方面的内容，用碎片化的方式，传递着“极为真实而深刻的记忆、情绪、感情和观念”。诚然，如作者自述，书中言论与观点，“是个人的性情杂谈”，庆山的散文写作行至于此，已经构建了某种私人性很强的话语空间。但作为一本严肃的出版物，如果真如作者希望的那样，“如能以写作为工具，为道途，先帮助自己一程，再以领悟帮助他人一程。这是一种服务。”那么，出版物呈现的状态，最低限度应该是某个阶段的固态。思想的道路是开放的，但思考的流动状态就像打草稿的过程，如果把草稿纸都一股脑儿倒给读者，恐怕让人消化不良。
在《一切境》中读这些参差驳杂的“上师之言”，如果读者偷懒一点，就可能停留在庆山对这些哲思的编排中。作家自己在狂吃海塞地学习，如果读者不能有更勤奋的意志力和好奇心，恐怕就会满足于“二手学习”。麻烦的是，这些经过庆山个人实践经验“改造”过的真理，真的有抚慰人心的作用。然而传递大量此类哲思，究竟是饮鸩止渴，还是苦口良药，究竟是布道鸡汤，还是如庆山所说的“真理”，读者诸君也许并不能达成共识。
但读者有没有共识，无关紧要。一直阅读庆山的读者，会理解这个作家数次表达过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如此众多来源的性灵经典而不觉别扭的原因。在《月童度河》里她曾说，“早年与外婆一起上教堂做礼拜、读圣经、唱赞美诗的经历，与现在阅读佛经、印度瑜伽经典等作品，并不使我觉得相悖或分裂。人类不必用概念和分类去限制和囚禁对方。所有信仰是朝向同一源头的河流。人不应该捆绑自己，再试图去捆绑他人。”
可见，《一切境》中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来源驳杂的体悟，源于作家认为“所有信仰是朝向同一源头的河流”，是“各派思想最终归一”。可要命的是，纵然万物归一，可是抵达的道路，世间却有千万条，并且一个人只能选择一条路。遗憾的是，《一切境》中抛出的关于个人修行的大量哲思警句中，唯独没有看见庆山本人所选择的信念，而这才是一个作家通过写作最应传递给读者的能量。
我读到的是她的矛盾。那个早年写尽情爱悲欢的作家，现在写“那些二十几岁就能意识到男女情爱不可靠，并且对婚姻孩子无期待的人，是需要多少世的慧根。”可在另一些页码处却写下“女性决定并进行生育，如果出于对生命归属宇宙能量的尊重，会认真体验这个过程，与新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与孩子共同成长。”一方面她写“年轻时为情爱癫狂不息，耗费太多精力。现在看看，全是妄念。”一方面她又写“四十岁之前，红尘里打滚一下也是好的。上刀山下火海的经历与煎熬，在年轻强壮的时候承担。这样会甘心成为一个平凡的人。”……
字里行间的矛盾，可见这个作家内心的挣扎感。她可能真的太想抵达“春光寻觅到山峦，明月感应到镜湖”的心境了，但毕竟是一个有着超常发达的感官感知能力的凡人，有太多的念头和经验偏见让她无法“熄灭妄念”，于是产生了这诸多前后矛盾的感悟。因为修习的来源驳杂，个人并未形成稳定的信念，又想要把这修习的阶段成果传递给读者，一会儿说得很是在理，一会儿简直让人莫名其妙，种种错置，唯有懂得，才能慈悲。因为她并非真理的代言人，而是一个愿意敞开过程的学习者。过程的漏洞百出，恰恰映照了她的真实。
《一切境》的局限在于看不到个体修行的多样性可能
只罗列症状，不探求症结，这样的评述无疑隔靴搔痒。写作二十一年，庆山看似一意孤行，其实她并未脱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生活路径。庆山所呈现出的样态，不过是中国古典人道主义的人文环境熏陶下，“退则独善其身”的又一个现代例证。
李劼在《文学是人学新论》中，分析过中国古典人道主义的核心：一为儒家仁者爱人，一为庄禅自我完善。前者导向对人民疾苦的普遍同情，后者导致历代知识分子在人生的苦痛与无常中寻求灵魂宁静平衡。本文略谈后者。知识分子的老庄自我完善式的人生选择，带有浓厚的出世意味。
庆山曾言，“改变外界很难，你能做的是改变对外界的心态，起码让自己平静坚强一些，在生活中发掘美好意义。”而她关注的主题，是个体的跋涉、自省和自我完善，“这并不是什么小情小绪，而是真正地去关注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心灵质地，而不是选择粗率潦草地隐没在一个集体里。”由此可知，面对艰难的人世，庆山的追求是自我人格上的高洁，与浑浊的外界保持距离。
然而，这种个体人格的高洁，究竟会走向何种道路呢？李劼对此有过分析，“这种高洁由于近乎一尘不染的理想化而决定了他们的人格构建不是开放型的伸展而是封闭型的孤芳自赏，即通过修身养性的自我调节趋于一片深沉而空旷的明净境界。”
虽然这种追求确实有着强大的自我生成、自我抚慰的作用，但是“因为这种人格构建由于一种超凡入圣的高洁，很容易走向神圣化境地，而使自我归于一片悄然泯灭的圆寂，把自我完善变成漠视一切的自我满足，从而从另一个侧面把人道主义推向宗教化。”
在此引用不少《文学是人学新论》的文字，只是想提供庆山在《一切境》这条写作脉络上体现出“个体修行”作为人生课题背后的本质导向。如此“个体修行”的道路，且不论它是否会如李劼所言形成“文化心理上的定势化”，但它的结构无疑是私人的、封闭的。
《一切境》中的个体修行，局限性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正如书中破天荒摘录读者许多赞美文字的行为让人错愕一样，这种尴尬从表面看，是读者认为作者“ 自恋、精神炫耀、自我标榜 ”的批评，究其实质，也许是因为，庆山始终自矜，不舍得交付，因而不彻底。无论是精神修行，还是俗世跋涉，不能一条路走到黑。有时弃绝过往太过迅疾，有时听见“视山河大地已无丝毫过患”这样的话就能让她热泪盈眶，有时又说“餐桌边闪过一念，人应该尽情地洒脱地活着，哪怕早早死了……”
但是，这种自矜的私人话语空间，无论其内部正在经历多么剧烈的摇摆和修正，因其封闭性的本质，会天然地排斥来自外界的质疑和攻击。不幸的是，对庆山的攻击中，有许多源自读者的心魔，被放大的羞耻感、愤怒、嫉妒和恨意，也有许多别有用意的戾气和语言暴力，世间确实险恶，人与人的确难以相通。但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关闭批评通道的同时，也把希望和联结关在了门外。真诚的读者提出的真实的批评，这些真的会损坏修行吗？
一本屏蔽质疑的日常传道书，事实上已经弃绝了文学，沿着灵性探索之路走向人迹罕见之地。一路上庆山丢失了大量读者，这似乎是她主动过滤的结果。自甘边缘，本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吊诡的是，这条被揭示出来的道路，让作为读者的我心生疑窦。
《一切境》中大段语义反复的日常感悟，庆山花了许多篇幅阐述“ 突破二元对立是基本常识”这个观念，然而文中诸多自相矛盾的表达，透露的却是把日常生活和个体修行二元对立的潜意识。站在此岸，强烈向往彼岸的境地，厌弃此岸的浑浊，却贪恋此岸的色香声味。
其实，俗世生活和个体修行并非二元对立，《一切境》的局限，恰恰在于看不到个体修行的多样性可能，看不到平凡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英雄。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有一个叫作“每日英雄（Everyday Hero）”的著名理论，提倡普通人不断反思，“如何改变一些生活中的缺陷，让他们的家庭更和谐、学校更完善、社区更宜人。”津巴多举例说明的有在种族隔离的公交车上拒绝给白人乘客让座的美国第一民权女士罗莎·帕克斯，以及2008年汶川地震时两次冲进坍塌教室中营救被困同学的9岁男孩林浩，可见这样的“每日英雄”依然需要普通人不普通的勇气，要求个体不脱离与环境的联系，并且对改善周围环境具有热烈的意志，这无疑和庆山一直想获得的避世感大相径庭。然而，谁能说，远离浊世的修行和拯救日常中的不义，后者在灵魂上就会比前者更浑浊呢？
津巴多的“每日英雄”理论毕竟对凡人的道德要求不低，和庆山注重“个体的跋涉、自省、觉知和试图完善”的散文写作脉络更契合的，其实是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这位生活在冷战东欧世界中的作家，擅长书写“时代垃圾堆上”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的善意和诗意。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赫拉巴尔放弃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模式，选择去艰苦的环境中劳动。他做过推销员、仓库管理员、炼钢工、废纸回收站打包工等等，这些工作经历让他大量接触边缘地带的小人物，他曾说过，“所有这些普通的、看上去很平凡的人，对我来说都是衡量一切东西和事件的准绳。”他自创了Pábitelé（巴比代尔）一词，定义自己小说中的小人物。他将“巴比代尔”描述成在灰败日常生活里仍能通过“灵感的钻石孔眼”发现世界之美的人，在苦厄无常中可以开怀大笑、挖掘生活意义的人。
相比之下，《一切境》中，不时显现对追韩剧的女人和跳广场舞的大妈的厌恶，对老去的普通人的刻薄之语，“无信仰的人在老去之后，只能以打麻将、跳广场舞、逗弄儿孙、侍弄宠物、看电视……打发时间”，这些老人被描写成“虚弱或沉重，脸上横肉渐生，目光浑浊，神情呆滞”。对众生表现出的不理解与不慈悲，和作者本人试图传达修行者需要的悲悯和宽容，呈现明显的对立，更不消说不可能出现那些“巴比代尔”了。
行文至此，似乎我对《一切境》是一种否定姿态，事实并非如此，批判这本书的某些价值观，恰恰是期待从阅读中获得个人经验的增益。《一切境》依然是一本可圈可点的书。准确点说，庆山在《一切境》这条脉络上的散文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
价值之一在于庆山对汉语美感的把握。她的散文语言清简优美，喜用短句，尤其以频繁的句号为标志。有人质疑这是一种故作姿态的“小清新”写作，我却认为不对。庆山对汉语书面语言的使用，散文比小说中更为凝练。她本人在阅读旨趣上偏于中国古典，尤为喜爱阅读那些古老的历史、哲学和宗教的经典。汉语的书写历史，本就有“尚短”传统，所谓春秋笔法，言简意赅，微言大义，篇幅短小的诗文向来是汉语的经典，而如今看似占据文坛中心的长篇小说或因模仿西方文化/译介而出现的大量欧化句式，也不过是近百年的结果。庆山喜欢短句，对汉语的追求近乎苛刻，对词语的选择有洁癖和某种古典主义倾向。经过雕琢的文字呈现在纸面上，给人以简素而如实之感，试举两例：
“暴雨滂沱，日光绚烂，万物无情，无记忆。它只有每一刻。每天哪都不想去，只想看着树梢的鸟群飞过，蝴蝶飞过，蜻蜓飞过，听着雨声，风声，鸟声。神游虚空。漫长的静定。静观这扎扎实实的活着的每一刻。”
“早晨起来发现深夜下过细雪。功课后去河边，虽有寒意但仍挡不住春天气息。时节自有规则。每天刚起来的两小时很重要。路边树上到处搭满喜鹊窝，河面灰雁飞翔。”
庆山曾在小说《春宴》中，借人物信得之口，表达过对汉语的理解，“中国文字不具备既定的严格苛刻的规则，到你掌握它到一定程度，你就可以用想象力来打开它的范围。它会随着意识和情感而流动、变化、发展，它将由你而定。这就是它的生命力和超越性。”具有强烈表意特征的汉字，正是经过历代写作者充满想象力和发达的艺术通感，借由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仍然表达着精妙的美感。在这一点上，庆山和中国当代许多“标榜现代”的写作者已然分道扬镳。
最后想略谈文章开头提出的观点：评判一个作家在文学史坐标系里的地位，辨识度可能是最重要的标准。我无意在这篇文章中拔高庆山，这既无必要，也无意义。看看我们的当下，席卷全球长达两年且望不到头的新冠疫情，技术在往前走，人心在往后退，长久的隔离，被阻断的来往交通，被限制的情感交流，人的心性正面临萎缩的危险。在这样颓败的时间河流里，庆山始终延续着她对心性的写作探索，进行着自己对生死、性灵、信仰等问题的思考，虽然思考引起的争议多，非议也多，然而这非议本身，就是读书能够带来的珍贵馈赠。
想起康德说休谟，认为在形而上学方面，“休谟并没有给这一类知识带来什么光明”，但另一方面也认为，“休谟却打出来一颗火星，而这个星星之火得到小心翼翼的护养并让它着起来的话，从这个火星是能得出光明来的。”也许，在对现代人的心性探求这个主题上，庆山也可以打出一颗火星。毕竟，她的写作关心的问题已经游离于主流文坛之外，但她倔强地一意孤行，也许《一切境》之后，会有新境。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柏琳；编辑：张进；校对：卢茜。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