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在明朝屡次发生的皇位继承危机中，后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少数后妃在皇位继承危机中也起了消极作用，亦对明朝政局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总体看，在明朝出现皇位继承危机时，后妃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这对明朝近三百年统治中，保持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应予以肯定。 明朝后妃之所以能在皇位承继中发挥积极作用，其原因在于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和明朝皇帝昏庸腐化者居多的实际状况。

关键词： 明朝后妃；皇位继承;稳定政局

明朝皇位继承问题是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往学者往往关注皇帝和文武官员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对后妃在其中的影响则关注不够，深入探讨者就更少了。笔者通过认真研读有关明朝历史的典籍，初步认识到明朝后妃在明代皇位继承危机中确实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值得明史学界予以关注。

一

在明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围绕着皇位更替，统治集团经常发生激烈的争斗，如何实现皇位的顺利更替，避免发生内乱，甚至分裂和战争，就成为保持社会稳定的大问题。而后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令人瞩目。

（一）粉碎政变阴谋使皇嗣顺利继承皇位

洪熙元年（1425）五月在位仅十个月的明仁宗皇帝一病身亡。由于事发突然，此时皇太子朱瞻基还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监国。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他至少得需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到北京处理仁宗丧事和继承皇位。而素有夺取皇位图谋的汉王朱高煦，虽然已驻在其封地——山东乐安州（今广饶县），但野心不死。他招兵买马，扩充实力，随时准备以武力夺取皇位。当他安插在北京的密探报知仁宗可能已死时，朱高煦觉得时机已到，立即聚集兵马拦截太子朱瞻基北上制造混乱，以实现其乱中夺权的图谋。面对这种“中外汹汹”的险恶形势，仁宗张皇后挺身而出，十分果断地处理了皇位事务。她是河南永城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洪武二十八年（1395）被册为燕世子朱高炽妃，永乐二年（1404）晋为太子妃，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高炽继位后，封为皇后。张皇后是一个精明能干，处事周到得体的人。在皇位继承出现危机时，她清醒地认识到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使皇太子朱瞻基顺利登基，才能使政局稳定下来，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一场混乱。为此她采取三项措施：一是为仁宗起草遗诏，传位皇太子朱瞻基，以安定人心。对此，朝鲜使臣记载道：“（忠佐）至帝都，进表于礼部。……问崩逝之故于华人，或云天震之，或云病而崩。讳之也。其遗诏，皇后所为也”。二是秘不发丧严，密封锁仁宗去世的消息，以迷惑朱高煦，并命户部尚书夏原吉处理军国重务，以备不测，“太后以公东宫旧辅，凡军国事悉命公裁处”。三是派遣大学士、工部尚书杨荣继中官海寿出京，即召皇太子入京，以即大统，“奉皇太后懿旨，驰往以迎”。张皇后的决策收到很大成效，不但使京师人心趋于稳定，而且杨荣在山东德州与太子朱瞻基会合后，按照太后懿旨兼程北进，于六月安抵北京。朱高煦拦截太子北上的图谋落空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政治危机被化解了。张太后临危不乱，居功至伟。

（二）确定皇位继承人，平稳地完成皇位更迭

正德末年，明朝又一次出现皇位继承危机。而孝宗张皇后临危不乱，从容定策，使王朝渡过险滩。张皇后是河间兴济（今河北沧州）人，成化二十二年（1487）选为皇太子妃。孝宗继位，册为皇后。正德时尊为皇太后。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武宗死于豹房，年仅31岁。他一生纵情声色，既无子嗣又未立储，死到临头，才知事情严重，对身边太监说：“朕疾殆不可为矣，尔等与张锐可召司礼监官来，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其与阁臣议处之。”所谓“天下事重”指的是皇位继承人选，而皇太后指的是张太后。武宗要她与阁臣确定皇位继承人。从明朝开国到武宗去世，历一百五十余年，其间王朝早已走完强盛时代，步入中叶时期，而武宗又以其空前的昏庸腐化，将业已存在的各种矛盾激化，社会处于动荡之中。恰在此时，武宗病亡后又无子嗣继位，造成皇位继承空白。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使明朝面临开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任何不测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混乱和内战。皇族中不乏野心者，他们会像安化王朱寘鐇和宁王朱宸濠一样乘机而起，乱中夺位。武宗身边的佞臣江彬等也在阴谋为乱。在这历史转变关头，首要的是实现皇位顺利接替。

在此紧要时刻，张太后首先和内阁首辅杨廷和议定，由武宗堂弟——兴王朱厚熜继承皇位，并命阁臣起草武宗遗诏。诏文中说：“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张太后），即曰遣官迎取来京，嗣皇位。奉礼宗庙，君临天下。”紧接着又颁布皇太后懿旨：“皇帝寝疾弥留，已迎接兴献王长子厚熜来京，嗣皇帝位。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同时，张太后颁旨命司礼监等太监谷大用、韦彬和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等奉金符到安陆迎取兴王朱厚熜来京继位。皇位继承人确定下来并遣官迎取，这大大稳定了朝廷上下，局势趋于缓和。另外，她授权内阁首辅杨廷和总揽朝政，加强京师防卫，防止叛乱发生。皇位继承人确定下来，但朱厚熜远在湖广安陆，还需一段时间才能真正继位，于是就出现为时37天的帝位空白时期。在这段时间内，张太后果断地委命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处理朝政，为朱厚熜继承帝位扫清道路。她授权杨廷和起草武宗遗旨，实行京师戒严，“令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定边伯朱泰、尚书王宪选各营马步官军，防守皇城四门、京城九门及草桥、卢沟桥等处，东厂、锦衣卫缉事衙门及五城巡视御史各督所属巡逻，毋得殆玩”。为了削弱佞臣江彬的势力，遗旨还下令遣送在北京边镇官军回镇，并罢“威武团练营”官军还营。佞臣江彬依靠武宗的宠信为非作歹，武宗死后，顿失奥援。他见威武团练营被罢，边兵遣归，很是惶恐。其党羽李琮劝其谋反，但江彬犹豫不决。此时，江手下仍有数千家丁，对京师仍有不小的威胁。张太后决心除掉这个心头大患。她和杨廷和制订了详密计划，一举将进宫的江彬和李琮等人抓获。民众闻知此事，“城中欢声雷动，为之谣曰：‘拿了江彬，朝廷安稳’”。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嘉靖朝揭开序幕。

天启末年，明朝再次出现皇位继承危机。天启七年（1627）八月，年仅二十三岁的明熹宗一病身亡。他生前虽曾有三个儿子，但都过早夭亡，因而没有立下皇太子。不过，熹宗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可以依靠祖制“兄终弟及”的规定，承继皇位。但是，由朱由检继承皇位，还要有一场十分激烈的较量。早在天启七年六七月间，熹宗的病情就见沉重。进入八月，便已到生命垂危之际。此时他已意识到确定皇位继承人选是最为迫切的事情，于是就自然想到了其弟信王朱由检。熹宗虽然昏庸，但对朱由检却十分注重情义，“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这个月的十一日，熹宗颁旨召见信王，准备将江山托付给他。

魏忠贤得此圣旨之后，心中很是不快。熹宗病重之后，魏忠贤对谁来继承皇位，自然十分关注。他极不愿意让难以摆布的信王朱由检继位，担心后者登基后，改变以往的权力结构，而使自己失去手中的大权。于是，其党羽就献计道：假称宫妃怀有身孕，暗地将魏忠贤侄子魏良卿之子领入宫中，接替皇位，由魏忠贤辅佐，就如“新莽之于孺子婴”那样。对此，魏忠贤极为满意。不过，这必须得到熹宗张皇后的同意，才能得到实施。张皇后名嫣，字祖娥，小字宝珠，河南祥符人。天启元年（1621），应召入宫，同年四月册为皇后，此人精明、严正，她见魏忠贤和客氏专权乱政，就多次在熹宗面前指斥他们的过恶。一次，熹宗至后宫，见张皇后正在看书，便问读何书，张后答道：“赵高传也。”熹宗默然不语。张皇后还多次严厉申斥客氏，欲绳之以法。客、魏对她恨之人骨，便诬蔑张皇后不是其父张国纪之女，而是重犯孙止孝的女儿，几乎使熹宗信以为真。张皇后怀孕后，客、魏又偷偷地将张氏周围的宫女全部换成自己的私人，设法使张氏流产。此后这二人还指使其爪牙，不断寻衅生事，妄图废掉张皇后，而以魏良卿之女代之。只是事关朝廷大事，且熹宗对张皇后又多加保护，此事才未得逞。正因为张皇后对魏忠贤、客氏的罪恶早就深恶痛绝，对他们妄图篡夺朝政大权的野心十分清楚，于是当魏忠贤派人告知张皇后其图谋，并要求张氏予以协助时，就遭到张皇后的严词拒绝，她说：“从命亦死，不从命亦死，等死耳。不从命而死，可以见列祖列宗在天之灵。”魏忠贤见张皇后如此坚决，也无计可施，只得遵奉圣旨召信王进宫。

朱由检与熹宗从小一起长大，自然有手足之情。但当时魏、客专权，身为信王的朱由检也不得不谨慎行事，处处表现出淡泊权势的姿态。当他入宫向皇上请安后，熹宗十分明确地表达出要其继位的意向，说：“吾弟当为尧舜”。信王闻听此言，十分恐慌，良久答道：“臣死罪。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委婉加以推辞。不过熹宗主意已定，嘱其继位后要“善视中宫，魏忠贤可任也”。关于熹宗召见信王之事，清朝人纪昀的《明懿安皇后外传》还叙述了张皇后在其中的作用。书中说，张皇后密劝熹宗召立信王。熹宗称魏忠贤曾告宫妃二人有孕，她们如生男可作为张皇后之子而立为皇储。张皇后力言不可，熹宗认识到魏之言不可信，方才秘密召见信王，要他答应入继大统。朱由检欲推辞，张皇后从屏风后走出，对信王说，“皇叔义不容辞，而且事情紧急，恐怕发生变故”。信王这才拜受遗命。此记载是否属实，尚待考证。但不管如何，在信王朱由检确定为皇位继承人地位这一关键问题上，张皇后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八月二十二日熹宗驾崩后，张皇后立即下达熹宗遗诏，命英国公张维贤等迎立信王朱由检。而此时魏忠贤也无奈只得于第二日向外宣布张皇后的懿旨，“召信王入继大统”。为了防止朱由检遭魏忠贤一伙人的毒害，张皇后还特地嘱咐他：“勿食宫中食！要自带食品”。经过张皇后周密安排，朱由检得以在八月二十四日即位，这就是明思宗。明朝又顺利渡过一次危机，熹宗张皇后功不可没。

（三）辅佐幼君建立协调一致的统治体制

宣德十年（1435）正月，年仅38岁的明宣宗遽然去世，皇太子朱祁镇年方9岁，无法担当治国重任，明朝再次面临皇位继承危机。又是张太后以其果敢的举措，使明朝走上平稳发展的轨道。她开始出于“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的考虑，曾一度打算召在长沙的襄王朱瞻善进京，立为皇帝。但大学士杨荣、杨士奇等朝臣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应按封建继嗣制度，立皇太子朱祁镇为帝。张太后的想法对王朝长治久安未尝不无益处，但她从维护朝臣团结出发，决定遵照宣宗遗诏，拥立朱祁镇即位，“太后趣召诸大臣至乾清宫，指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群臣呼万岁，浮言乃息”。但毕竟英宗是幼冲皇帝，无法治理国家，一些群臣就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她以明朝尚无太后垂帘先例，况《皇明祖训》对母后临朝也予以限制，拒绝了朝臣的建议，她说：“勿坏我祖宗法，使母后预政也”。随后，张太后传谕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及礼部尚书胡滢朝见，英宗东侧站立。张太后对英宗说：“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英宗应声受命。这就确定了五大臣辅政的机制。军国政务的最高决定权掌握在皇太后张氏手中，具体事务处理则由辅政大臣实施。而张太后一般很尊重大臣的意见。在宣德、正统交替之际，张太后理顺了体制，为正统初政奠定了基础。

隆庆六年（1572）五月，正值盛年的明穆宗皇帝一病身亡后，由其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承皇位，这就是明神宗。明朝再次面临“主少国疑”的险恶局面。在这历史转变的关头，穆宗李贵妃处变不惊地调节和处理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建立起宫府协调的体制，为万历初政奠定了基础。穆宗病危时，曾召见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和高仪等，要他们同司礼监协力辅佐年幼的太子。但高拱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存在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因而神宗即位伊始，他们双方就展开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这就使政局发生动荡。身为内阁首辅的高拱决心要剥夺司礼监的权力，独掌朝中大权。他指使一些朝臣弹劾冯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冯保自然不会束手就擒，他暗地交结大学士张居正，想方设法扳倒高拱。对于这种格局，李太后颇有一番谋划。她是顺天郭县（今北京通州）人，嘉靖年间被选入裕王府，作为宫女，服侍裕王朱载垕，颇受宠爱。嘉靖四十二年（1563）生朱翊钧。隆庆元年（1567），朱载垕即位后，被册封为贵妃。隆庆六年（1572），朱翊钧即位后，被尊为慈圣皇太后。李太后此人有心计，也有能力。早在穆宗病重之时，她就开始谋划穆宗身后之事。她让冯保代替孟冲，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而冯保则对李太后感恩戴德，百依百顺。这样，李太后就控制了后宫。同时，她还十分关注内阁首辅的人选。李太后深知在幼冲天子明神宗无法真正行使权力，及两宫太后不能垂帘听政的情况下，要牢牢地保持对皇权的指导地位，必须有一位忠于她及皇帝的内阁首辅才行。

而时任内阁首辅的高拱自恃是首席顾命大臣，根本不把李太后和神宗皇帝放在眼中，加之又欲驱逐冯保，收回司礼监批朱权，更使李太后对其不满，意欲寻找新的人选以取代之。此人就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其实早在穆宗病危托孤时，李太后就已经向张居正透露了这种意向。张居正本人也感觉到了，“壬申之夏，先帝不豫，召臣等于御榻前。该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遗嘱，以皇上付托。时臣亲闻我圣母（指李太后）在帷中口谕云：‘江山社稷要紧，先生每务尽忠为国’”。在穆宗看重高拱之时，李太后却特意颁谕于张居正，这是有深意的。这样，在冯保向李太后及明神宗汇报高拱种种专权言行时，“保诉于太后，谓拱擅权不可容”，并将高拱“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的话语，別有用心地说成“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且宣示于两宫及明神宗。李太后终于下决心清除高拱了，这也就有颁旨罢斥高拱之举了。司礼监太监冯保等专奉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传与内阁府部等衙门官员，我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至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说：东宫年少，要他每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你每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幼主，姑且不究。今后倶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以典刑。

以两宫太后与皇帝联名颁旨罢黜一名内阁首辅，这在明朝历史上尚属首例。这种明目张胆地违背朱元璋后妃不许干政的祖制的行动，竟然畅通无阻，显示了皇权的淫威。同时，在神宗年幼和陈太后不主事的情况下，朝臣们均知此旨是李太后决定的。这也是她在政治舞台上首次公开亮相，初步树立了权威地位。高拱被罢后不久，另一阁臣高仪亦病退。这样，顾命大臣就只剩下张居正一人，自然成为内阁首辅。李太后主政下的张居正——冯保宫府一致的体制形成了。李太后所作所为虽然是出于维护皇权至高的地位，维护皇室贵族的利益，但在客观上稳定了万历初年政局，为张居正改革准备了条件。

从明初的宣宗继位，到明中叶的英宗、世宗继位，再到晚期的神宗和思宗继位，每一次都经历了十分激烈的冲突。而仁宗张皇后、孝宗张皇后、穆宗李贵妃和熹宗张皇后，以她们果敢的行为，与文武大臣紧密配合，排除了各种势力的干扰，顺利地实现了皇位的接替，从而为明王朝的巩固，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的安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不过，明朝少数后妃也在皇位承继危机时起了一些消极作用。这其中以宣宗孙皇后为最著。明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朱祁镇不听群臣劝阻，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贸然亲征瓦剌，在土木堡被瓦剌军击败。英宗被俘，数十万军队溃败，明朝陷人空前未有的危机之中。在此关键时刻，当时已为皇太后的孙氏却从私利出发，为明朝军民抗击瓦剌入侵设置诸多障碍。时情势已危急，瓦剌首领也先以英宗为筹码，多方要挟，谋求更大利益直到夺取明的天下。而明朝要击败瓦剌入侵，只有尽快确定新皇帝人选，使之顺利登基，混乱局势才能抑制，抵御瓦剌的各项准备工作也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也才能粉碎瓦剌挟持英宗，要挟明朝的图谋，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从当时情况看，最恰当的皇帝人选是郕王朱祁钰。英宗被俘后，其长子朱见深虽为法定继承人，但他年仅两岁，无法执政。而朱祁钰是英宗同父异母之弟，年已二十二岁。正统十四年（1499）七月，出征瓦剌前，他还奉命居守京师，负责后方事务的处理。从年龄结构和经历，朱祁钰是最适宜继承皇位以使明朝渡过危难的人选。然而孙太后却竭力阻挠朱祁钰当皇帝。她在得知英宗被俘后，颁敕给朱祁钰，称：“迩者寇犯边，皇帝率大军亲征，已尝敕尔朝百官。今尚未班师，国家庶务不可久旷，特命尔暂总百官，理其事。尔尚夙夜砥砺以率中外，毋怠其政毋忽其众，钦哉”。敕文只字不提英宗被俘之事，似乎有望在近日返京。随后又令朱祁钰“暂总百官，理其事”。这就告诉朱祁钰，其兄朱祁镇仍是皇帝，他只能代理国政，不能有非分之想。与此同时，孙太后还将大量金银财物送给瓦剌，希图赎回英宗。然而瓦剌也先尽管收下孙太后送去的银两和珍宝，但却不将英宗放回，孙太后如意算盘落了空。于是她又立太子以牵制朱祁钰，八月二十二日，孙太后下达诏书，宣布立英宗之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诏书首先公开英宗被俘的事实，“因虏寇犯边，不得躬率六师往正其罪，不意被留虏”。随后说：“尚念臣民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三人之中，选其贤而长者见深，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天下”。孙太后的用意十分明显，英宗如能平安返回，皇位自然还是他的，即使英宗一时难以被释，皇位也不会旁落，仍会稳稳地掌握在其亲子手中，而她本人的皇太后地位自然就稳住了。孙太后这种做法对朝廷十分不利。朱祁钰虽被赋予监国之权，但缺少皇帝的权威，政令无法畅通，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无法进行战时的动员和布置。尤为重要的是正因为明朝不能及时拥立朱祁钰为新皇帝，才使掌握在瓦剌手中的明英宗仍为明朝皇帝，这使明朝受到挟制，处于不利地位。

所幸的是以兵部尚书于谦为首的众多朝臣及时地洞悉了孙太后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决定尽快拥立朱祁钰登基。同年九月一日，廷臣合辞请于孙太后曰：“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孙太后最担心和害怕的事终究到来。但经过八月二十三日“左顺门事件”，王振亲信马顺、毛贵、王长随被殴杀，王振罪行被清算后，朱祁钰已掌握朝政大权，而孙太后已失去对朝政的控制，无法阻止朱祁钰继位，只好顺水推舟地批答曰：“卿等奏国家大计，合允所请，其命郷王即皇帝位，礼部具仪择日以闻”。九月六日，朱祁钰即皇帝位，这就是景泰皇帝，而明朝抗击瓦剌的战争也进人新阶段。

孙太后阻挠朱祁钰即位为帝的企图虽然没有成功，但她先立太子的策略，已使明朝统治核心潜伏着矛盾和冲突。朱祁钰为皇帝，而其侄子朱见深为皇太子，整个承继呈现明显的不和谐，这就为日后景泰易储和“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泰帝得重病，但皇太子还没确立，皇位承继发生危机。早在景泰三年(1452）五月，景泰帝曾费尽心机地废掉英宗长子、他的侄子朱见深的皇太子地位，而立自己唯一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不料一年后，朱见济患病身亡。再建“皇储”又成问题。景泰帝一病不起，此事更为迫在眉睫。正月十六日，王直、胡滢、于谦召集大臣，奏请复立当时已为沂王的朱见深。疏稿写成后，天色已晚，没来得及上奏，准备第二天即十七日呈上。但当天晚上即发生“夺门之变”，朝臣疏稿无法上达。可见因景泰病重而导致的皇位承继危机完全可以通过正常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并不需要可能引起朝政混乱的政变。

而发动“夺门之变”的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等都是在景泰朝不甚得意，冀图在复立英宗一举中建功立业，以谋求更大荣华富贵的势利小人。由这些官员策动的宫廷政变一旦得手，势必给朝政已走上正轨的明王朝带来很大的损害。孙太后对这种危害明朝稳定的阴谋诡计，不仅不予以反对，反而大力支持，赋予其合法依据，直接促成政变的成功。政变策动者石亨、徐有贞在政变前特意由宦官曹吉祥将计划告知孙太后，寻求其支持。孙太后遂颁懿旨，称：“天子疾大渐，殆兴，天位久虚。上皇居南内于今八年，圣德无亏，天意有在。以奸臣擅谋，闭而不闻，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统，将不利于国家。亨等其率兵以迎”。懿旨中以景泰帝病重，而太上皇祁镇“圣德无亏天意有在”为由，命石亨等“率兵以迎”太上皇复位，以粉碎所谓奸臣欲立藩王的图谋。这就使石亨等出于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而发动的武装政变，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他们有恃无恐。石亨、徐有贞一伙在孙太后支持下，于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拥兵将太上皇朱祁镇从南宫进至奉天殿，实现了其重登皇帝宝座的愿望。在政变中，孙太后还指派其两个弟弟带领家丁数十人，参加了夺门行动。其大弟，后封为会昌侯的孙继宗在奏文中说：“臣同总兵官忠国公石亨、太平侯张月、文安伯张尼及臣弟显宗率领子侄甥婿、义男、家人、军伴四十三人，各藏兵器，夺取东上门，直抵宫门，恭请皇上登大宝”。对于孙太后在政变中的作用，尚宝卿钱溥和兵部尚书陈汝言在奏文中说：“复辟时非太后有诏，谁敢提兵入禁门者”。英宗亦对孙太后的支持，大为赞扬，“况朕居南宫七年，危疑之际实赖保护。今又定策禁中俾朕复位”。他并于天顺二年（1458）正月，突破明朝祖制的规定，为孙太后上徽号“圣烈慈寿皇太后”，“宫闱徽号亦自此始”。

“夺门之变”成功后，孙太后又支持英宗对景泰朝政进行大清算。于谦等朝臣多年进行的整顿朝政的成果毁于一旦，明朝又陷入新的混乱之中。孙太后颁发制谕，全面否定景泰帝及朝政，“（朱祁钰）斁败纲常，变乱彝典。纵肆淫酗，信任奸回，毁奉先旁殿，建宫以居妖妓，污缉熙，便殿受戒以礼胡僧，滥赏妄费而无绿，急征暴敛而无艺，府藏空虚，海内穷困，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怒”。这里，景泰皇帝及于谦等人领导军民抗击瓦剌入侵，挽救明朝危亡的功绩不见了；整顿朝政，使明朝重新走上稳定发展的政绩也不见了，剩下的全是篡权夺位、变乱纲常等莫须有的罪名。这实际上也成为大肆杀戮、罢斥景泰任用的文武官员和大加赞赏参与此次政变人员的理论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兵部尚书于谦竟被以谋逆罪而残酷地杀害了。一些正直、得到于谦信任和荐举的文武官员，或其他同徐有贞、石亨不和的官员，也未能幸免于难。与此同时，参与政变的人员则得到提升和赏赐。石亨晋封为忠国公，徐有贞为武功伯，宦官曹吉祥则被提升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更为严重的是，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等人乘机窃取朝廷军政大权。他们招权纳贿，结党营私，将朝政搞得一塌糊涂。经景泰时期于谦等人悉力整顿，刚有起色的朝政又开始走下坡路。“夺门之变”给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这其中，孙太后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尽管宣宗孙皇后对明朝中叶政局演变起了一些负面作用和影响，但从总体上看，在明朝出现皇位继承危机时，明朝后妃还是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这对有明一代277年统治中，保持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是应予肯定的。

三

明朝后妃在皇位承继危机中发挥较为积极的作用，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吸取历代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采取严厉的措施，禁止后妃干政以免危害皇权。早在建国初，他就命儒臣朱升纂修《女诫》，禁止后妃干预朝廷政事。洪武三年（1370）五月，还颁布严宫闱之政的法令：皇后只能管理宫中嫔妃之事，宫门之外，即使毫发之事不得干预。在朱元璋制定的法令约束下，有明一代确实没有一位手握国柄，执掌朝政的女主，也没有后妃专权祸国的记录。但明朝后妃并未置于明朝政局演变之外，她们在事关王朝生死存亡的皇位承继危机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明朝后妃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制度的束缚，参与王朝的政治活动，与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密切相关。明朝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极端强化的时期。皇帝集大权于一身，“乾纲独断”。以个人之精明强健与否，足系天下之安危。于是皇位能否顺利承继，就是关乎王朝统治的稳固和社会安定的大问题。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保证王朝的长治久安，确定了父死子继或嫡长继承制的皇位承继制度。按照此种制度，皇帝生前指定继承人，即皇太子；而皇帝一旦崩逝，就由皇太子承继皇位，延续帝统。而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即皇太子之母，也就无需介入此事。然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常会出现皇帝无子，或嗣君年幼，无法执掌大权等特殊情况。一旦这种情况出现，皇帝生前就无法履行确定皇位继承人，并使之顺利继位的职责。同时，按照封建宗法制的要求，此项权利又无法交给朝廷大臣，那么就只能交予皇后、皇太后承担。后妃与皇帝或是夫妇关系，或是母子关系，无论从地位，还是从名分上都是可以依靠和信赖的。这就是在明朝皇位继承危机频频出现时，后妃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后妃在一定情况下决定皇位承继，是皇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的产物。

其次，这种局面的产生，也与明朝历代皇帝的具体状况有关系。在有明一代近三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共有十六个皇帝在位。他们之中固然有如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那样雄才大略的英武之君，但平庸荒唐之辈居多。尤其是一些皇帝生活奢靡腐化，荒淫无度，造成其寿命不长。据统计，在十六位皇帝之中，享年在40岁以上者只有六位。皇帝英年早逝，极易出现前一代皇帝崩逝后，嗣君年幼无法执掌大权的现象，如宣宗皇帝和穆宗皇帝病逝时仅有三十多岁，而分别继其位的英宗和神宗都未到10岁。而明朝最为腐朽昏庸的武宗皇帝，甚至丧失了生育能力，造成死后无子，皇位承继出现空白的严重状况。显然明朝的一些皇帝在身体、素质等方面无法适应专制主义集权制对其的要求，这是导致后妃主持皇位继承事务的另一重要原因。

文章原载：《求是学刊》2006年第4期，第138-144页；文中注释、参考文献等从略。

作者简介：林延清（1944—），男，山东省莱州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在河北省衡水地区枣强县任中学教师多年。1978年复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从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留校从事明清史教学和研究。担任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传记·乾隆朝（下）”主持人等。代表作有：《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明朝卷》洪武——宣德部分（国家图书奖）、《清史纪事本末·嘉庆朝卷》（天津巿二等奖）、《嘉靖皇帝大传》（天津巿三等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明清卷》（天津巿三等奖）、《中国审计史·第一卷》明代部分、《中国帝王后妃外传·明代卷》、《中华人物传库·明卷》、《明清史探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