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伪至今众说纷纭，一定要说谁对谁错，不如先用“偏见”二字看待。我自己也有“偏见”，“偏见”要等有足够强的理由出现，才能修正。
过去讲《红楼梦》从不涉及后四十回，有一部分是想避开考证。我有偏见，文学美学到了要“考证”的时候，琐琐碎碎，有点煞风景。我还是喜欢原作者开宗明义的一句话—— “假作真时真亦假”，像早已预知后世烦烦琐琐的纠缠，作者留下了一句这么不合逻辑的“偈”。何为真？何为假？作者让众生在纠缠无明时跳脱一下执着，可以了悟解脱。
——蒋勋
偏见与偏见之间
三十年前讲《红楼梦》，高雄讲一次，台北讲一次，各讲了四年，都只讲前八十回。对象是各行各业爱《红楼梦》的大众，像读书会，我随兴讲阅读心得，没有什么章法。有人录了音，事隔三十年，网上流传未经校订的内容，已经无法控制。
当时为阅读方便，我推荐艺文印书馆依据上海戚蓼生评注的本子，六册一函，蓝布线装，很典雅，一共两函。这个本子有八十回，原名是《石头记》。
那个年代，大众阅读少见手工线装书。学生说，回到家里，“歪”在床上，手中一册蓝布线装书，常常把下班回家的先生吓一大跳。
我觉得小说就是小说，跟“手工”“线装”没有必然关系，主要是要好看。不好看，故作“古典”，还是不会好看。小说被大众喜爱，纯粹因为兴趣，如果不是做论文，拿学位，还是不要吓人的好。
听到学生叙述她先生如何被线装《石头记》吓到，我觉得抱歉，因此又推荐了一九八二年冯其庸领导团队校勘整理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石印本《石头记》有八十回，这个本子有一百二十回，故事完整，校订注解详细。书前有插图，是近代画家绘作，不及清代改琦（一七七三—一八二八）画得古雅。敷彩浓艳，造型写实，已受西画影响，对大众来说，也还赏心悦目。
冯其庸绘红楼梦人物----贾惜春
冯其庸的本子参证世界各地手抄本、木刻本，“校记”“注释”工作详尽，是很好的入门书，我以为至今仍无他本可比。
这个版本也有它的“偏见”，到了后四十回，显然不太承认是作者原稿，因此常常在每回的结尾加上“说明”，评比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不同。 例如，读到第一百零二回《大观园符水驱妖孽》，“说明”指出：“原作和续作对于鬼神迷信的描写都占有篇幅，但是前后两者却有所不同。曹雪芹笔下关于鬼神迷信的描写，用的是虚笔，似有似无。”
他接着批评后四十回：“鬼神迷信的描写，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意思是说，后四十回鬼神的描写少了“似有似无”的韵致。
冯其庸讲的“似有似无”，是原作精彩之处。例如第十三回，秦可卿死亡前曾托梦给王熙凤，预告家族未来。这到底是秦可卿的鬼魂，还是王熙凤的梦境？作者留了空间让读者想象，“似有似无”，耐人寻味。
秦可卿托梦王熙凤
冯的“说明”不断指出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写作风格的不同，这个版本的“校记”“注释”“说明”是帮助读者评比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很好的佐证。
冯其庸一生考订《石头记》，评比各种版本。他的结论很清楚，后四十回文学性、艺术性流失。他逐回比对，指出某些人物性格前后的不统一，像贾宝玉、林黛玉丧失了前八十回的“叛逆”，明显向世俗妥协。
我用了“偏见”二字，因为后四十回的真伪至今众说纷纭，一定要说谁对谁错，不如先用“偏见”二字看待。我自己也有“偏见”，“偏见”要等有足够强的理由出现，才能修正。
所以介绍冯其庸的校释本子时，也常常提醒读者，这里面可能有冯的“偏见”，阅读时小心判断，多参证不同说法，也就不会受“偏见”牵制。
“偏见”人人都有，本来也不严重。一个还没有结论的现象太早下定论，让读者没有转圜思考的空间，“偏见”才可能变得严重。
高雄四年的上课录音，讲得很细，也是我第一次把小说里的许多小人物挑出来，做单篇论述，也就是近几年写的《微尘众》的雏形。像薛蟠，这个看起来不学无术、粗鲁鄙俗、被宠溺坏了的富家少年，在小说一出场就打死人（冯渊），硬抢别人未婚妻（香菱）。《红楼梦》在前八十回里写最不堪、最鄙俗的人物，写他们的愚昧无知，写他们欲望上的贪嗔痴，可恨可爱，却从没有对人性的全然否定。《红楼梦》对我而言是一部佛经，作者从繁华到没落，他对一切看得透彻，“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蒋勋，《微尘众》
了悟生命本质绝对虚幻，对人世爱恨还会有分别执着吗？
后四十回为何 “面目可憎”？
我用这样的心境读前八十回，读许多微尘众生的卑微与庄严；我也用这样的方法读后四十回，读到薛蟠又在酒楼里打死了人，被关在牢里，薛蝌努力张罗，设法营救。薛蟠的妻子夏金桂和丫头宝蟾，想方设法，诱惑薛蝌。一直到一百零三回死亡，夏金桂在续写的部分始终是一个一无救赎可能的“坏女人”，淫欲、卑劣、残酷、刻薄、悭吝、惹是生非，每天闹到鸡飞狗跳，最后还给香菱下毒。她的坏，这样直接；她的坏，坏到让人憎恶讨厌。一旦警觉到心中生“憎恶”，我可能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前八十回中没有一个人物使我“憎恶讨厌”，而阅读后四十回时，为什么如张爱玲所说，人物“面目可憎”起来了。 现实里有没有夏金桂这样卑劣到不堪的人？当然有。
但是，《红楼梦》前八十回，为何从不这样写一个人物？为什么前八十回最恶质的生命，像倪二，像马道婆，像赵姨娘，像夏婆子，他们只是让作者觉得愚昧，愚昧写完，作者对人的愚昧却有不忍？常笑别人蠢，通常大概自己的生命不会高明到哪儿去。
赵姨娘与马道婆
“无明”是愚昧，然而众生都在“无明”中。一个好的创作者不会轻易嘲笑愚昧，指责“无明”，而是可能在愚昧者的身上领悟到自己的五十步笑百步吧。
一百零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是全书重要的一回。锦衣府赵全赵堂官嘴脸狰狞，得意忘形，抓到别人一点把柄，即刻就要生事，沾沾自喜，张扬夸大。续作者刻意安排北静王出现，在抄家的危局中帮助西平王护佑贾府。赵全听说北静王到了，心里想道：“我好晦气，碰着这个酸王（西平王）。如今那位来了，我就好施威。”
人世间的斗争如此残酷难堪，小人嘴脸，作者一定也都看多了。在家族落难时，如何被侮辱欺凌，如何被小人落井下石，这些，作者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抄家一段写小人之坏，却少了经历大劫难者心境上的无限苍凉。大劫难的经历，让一个生命看着眼前的小人嘴脸，看到的不是恨，而是彻底领悟：啊，原来小人长这个样子……
小人的样子，或许恰是每一个众生都可能有的样子。作者细细描述，不是让读者讨厌这个人，而是很深的自省，很深的悲悯吧。
杨绛过世，我很怀念多年前在她北京家中闲谈。她的脸上总是微笑着，如此温暖，如此宽容，然而我们都知道她受过多么大的侮辱折磨，在“文革”时如何被小人斗争。
经历过巨大的劫难，哪一种嗔怒不能放下？哪一种眷爱不能放下？
贾宝玉何等厌恶赵姨娘，贾宝玉何等眷爱林黛玉，然而，到了抄家，一百回之后，我总觉得仿佛看到宝玉端坐在赵姨娘、林黛玉之间，无嗔，也无爱。
宝玉出家
“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说的是身体在被割截肢解时，领悟了“无我相”“无众生相”，在那个痛彻心扉的时刻，若还有我，“应生嗔恨”。
或许后四十回的真伪问题永远不会解开，后四十回的“补”，“补”到什么程度？全部改写，还是依据真实残稿的修正其实是关键所在。可惜两极的对立，只有“全部真”“全部假”两条死路，更不能逐一在后四十回里找到两极对立之间可能的中间地带。
过去讲《红楼梦》从不涉及后四十回，有一部分是想避开考证。我有偏见，文学美学到了要“考证”的时候，琐琐碎碎，有点煞风景。我还是喜欢原作者开宗明义的一句话—— “假作真时真亦假”，像早已预知后世烦烦琐琐的纠缠，作者留下了一句这么不合逻辑的“偈”。何为真？何为假？作者让众生在纠缠无明时跳脱一下执着，可以了悟解脱。
词频学、植物学里的真伪之辨
文学领域谈《红楼梦》，有时因为身在其中，“不识庐山真面目”，有看不到真相的限制。
这几年看了一些不同领域的作者对《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讨论，觉得有趣。跳脱自己的障碍，从另一个窗口看风景，有豁然开朗的领悟。
潘富俊先生出版了《红楼梦植物图鉴》。潘先生是植物学专业的，他把《红楼梦》分成三部分，每四十回一组，挑出各回谈到的植物。他做了统计，结论有趣：第一个四十回，每回出现的植物平均是11.2种；第二个四十回，平均是10.7种， 相差不大；但是，到了第三个四十回，也就是许多人读起来觉得怪怪的后四十回，每回出现的植物平均值锐减为3.8 种。
潘富俊，《阆苑仙葩，美玉无瑕》
这会是偶然的现象吗？
一个作者有丰富的植物经验，书写植物，描述植物，植物变成人物的象征隐喻。为什么宝钗是牡丹？为什么黛玉是芙蓉？为什么麝月抽出了荼蘼？为什么怡红院是芭蕉与海棠？为什么潇湘馆是泪痕斑斑的湘妃竹？为什么蘅芜院是攀藤类的杜蘅、蘼芜？
植物在前八十回里占如此重要的篇幅，但是，潘先生丢给大家一个问题：后四十回，植物从十几种突然锐减为三四种，减少了一半不止，如果是同一个作者，他的植物世界为何贫乏了起来？
这几年，更有青年一代从非常新颖的统计学方式切入，探讨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异同。
我在网站上读到了一些计算机专业的青年学者，用“词频”的机械方式统计《红楼梦》书中词汇出现的频率。“词频”不涉及文学，是书写最小单位的词汇用字习惯。如同我们每个人说话都有习惯，像“而且”“如果”“所以”这种不涉及情节叙事的连接词，一旦把近百万字的庞大的《红楼梦》输入到计算机中，就会清楚看到词汇文字的使用习惯。
我在网络上看到青年学者的计算机归类统计图表，真是有趣，前八十回的“词频”和后四十回的“词频”出现明显不同的惯性。
这些青年学者多是计算机专业，他们也用同样的“词频”方式整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个领域我个人不熟，初次接触，不敢太快下结论。很显然，这些青年学者希望对张爱玲提出的后四十回中“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做进一步客观具体的论证。张爱玲的“敏感”要有具体论证才更具说服力，也才可能是未来《红楼梦》研究的新方向吧。
从植物切入，或从词频切入，使我们捐弃成见偏见，都可能是破解《红楼梦》之谜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