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经历又让贾樟柯重新回味罗兰巴特尔在《走出电影院》里的一句话：电影是因为电影院存在而存在的。并不是拍摄完成之后，电影就是一部电影。
相对于现在新兴崛起的其他媒介，电影已经是一种十分古老的艺术。“对于从事电影工作的人来说，怎么样延缓它衰落的速度，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项工作。”
导演贾樟柯曾说，自己从拍第一部电影开始就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一方面，我的每一部电影都扎根山西大地，一直在讲述山西的故事；另一方面，我又带着这些作品，往来于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电影节。”
他在三年前创办了平遥国际电影展。
与往届一样，第四届排片单中有许多影片是亚洲首映，这些影片中，不乏新人导演的作品。今年的主题是“电影，从来不是孤城（Only Film……）”，关于这个主题，贾樟柯是这样解释的：它内在的动力，就是我们的热情和对它的爱，让电影没有变成一座孤立无援的孤城。
在平遥电影展之前，贾樟柯在上海荣宅举办了首个艺术个展，展览开始之前，我们通过视频连线了贾樟柯。
在场 X 贾樟柯
正式连线之前，导演贾樟柯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请求：“我可以抽烟吗？”
贾樟柯的烟瘾很重。他曾经戒了一段时间，当时为了对抗烟瘾，他嗑起了花生瓜子，也就此发胖了。在电影剪辑时，被工作人员嫌弃吃东西声音太大。于是，他开始抽起了雪茄，他解释是，雪茄不过肺。
似乎对于着装还有一些不安，贾樟柯小声地询问旁人的意见，“很上镜？”
视频终于接通了，贾樟柯戴着墨镜，穿着一件黑衬衫，开始慢悠悠地介绍着他的个展，这是与Prada Mode合作的特定场域创作，主题叫“面MIAN”。
连线的几天之后，我们在上海荣宅再次见到了贾樟柯。他依然穿着一身黑，却摘下了墨镜。
上海荣宅是“面粉大王”荣宗敬的故居。贾樟柯自己也说过，“面”让他安心，因为他知道面的生产工序，也知道吃了一碗面就可以让他活下去。而为了让观者吃上一碗面，他特地带着山河故人·家厨的厨师一起来了上海，这也是个展的第一章节“吃面”。
“面”有许多个意思。在第三章节“会面”中，贾樟柯将10年前拍摄的《海上传奇》重新剪辑，以多屏的方式展示在各个房间里。
《海上传奇》剧照
其中，杜美如女士提起父亲杜月笙的一句话：人生要吃好“三碗面”：体面、场面、情面。贾樟柯一直对这句话念念不忘，这次也以此为契机，邀请了四组嘉宾进行对谈：也像是在介绍着贾樟柯的不同身份：电影院老板、文学中年、作家。直到最后一场对谈，贾樟柯才回归了导演的身份。
前三场对谈，贾樟柯一直穿着黑夹克，脚上是一双休闲鞋。最后一场对谈，他换下了夹克，穿上了西装。那场对谈的嘉宾是廖凡、齐溪和文淇，在观众席上，还坐着《山河故人》里扮演母子的赵涛和荣梓杉和作家梁鸿。
对谈结束之后，贾樟柯走到观众席里与梁鸿打了个招呼。“我先去抽支烟了。”说完，他转身离场。
“过去不要说跳舞了，在人前说话大家都很害羞”
很多年前，贾樟柯就有过开摄影个展的念头，当时他就想，可以把“纹身人”作为一个系列展出。
尽管纹身在现在已经是一件很普通的装饰物了，但在以前，纹身几乎是反叛的象征。贾樟柯的电影里有很多性格反叛的人物，却很少出现纹身。
他开始拍摄纹身也是出于偶然。十几年前，有一年夏天拍摄的时候，剧组里有一个轨道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因为天气很热，他脱掉了上衣，背后是一整个关公纹身。这个发现让贾樟柯很震惊，于是他拍下了这个纹身。
那些照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贾樟柯却也以此为契机，开始拍摄起别人的纹身。最开始是年轻人，后来他也把镜头对准了中年人，“我觉得很有趣，他们的青春发生过怎样千奇百怪的事情？”
贾樟柯一直记得有一个做棺材的木匠，此人看上去十分老实木讷，但在手臂上却纹了一个“恨”字，这和他小时候那个在手臂上写上“忍”的同学一样，这样的纹身都自带着一种故事感，不是为了美，而是纹身主人生活遭遇的投射。但他几乎不让自己的拍摄对象对他讲故事，他更喜欢自己去想象那些纹身背后的故事。
与纹身相似，迪斯科也是一种自我的释放。“过去不要说跳舞了，在人前说话大家都很害羞，”贾樟柯回忆，而迪斯科则通过肢体的舞动让跳舞的人把内心的情绪外放到表面。
贾樟柯拍摄的蹦迪女孩
迪斯科常常出现在贾樟柯的电影中，迪厅也是男女主角发展感情的地方。
《山河故人》
年轻时的贾樟柯喜欢蹦迪，喜欢摇滚，还沉迷过霹雳舞。
在电影学院读书时，他常去电影学院附近的NASA的迪厅跳舞。为了在《山河故人》中用使用当时的流行曲Go West，他不惜用重金买下了版权。
有一年夏天他还跟着一个叫做“东北虎霹雳舞太空柔姿舞团”去走穴，他骗父亲自己是去同学家学英语，跟着舞团一路从山西汾阳跨过黄河去了陕西榆林演出。在那个舞团里，他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阿伟”。
就像那个夏天的走穴一样，为了接触到更多的文化资源，贾樟柯和他的同龄人们只能移动，从县城到省会，再从省会到首都。
这些年，贾樟柯不断在家乡与城市之间来回迁徙，有人说贾樟柯是一个候鸟型的人，但也正是因为城市的生活经历，让贾樟柯对“故乡”有了更多的理解。
“我没有办法不讲故乡，因为它是我的思维方法”
贾樟柯在21岁的时候离开了汾阳，到太原学美术，后又到了北京，将近30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市里度过的。
但“故乡”依然在贾樟柯的作品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汾阳人看《小武》，第一件事就是对号入座。贾樟柯很苦恼，只好不断澄清，这些都是虚构的。
《小武》
“我没有办法不讲故乡，因为它是我的思维方法，”贾樟柯说，“我觉得我自己的语言模式，我自己的情感方法，这个对于人对于事情的理解，都是山西人。”
故乡的生活又像一座围城一样，他一直有离开的冲动，但在离开之后，又有强烈的回去的冲动。故乡早已融入了贾樟柯的生活秩序里，而城市也给了贾樟柯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自己的故乡，这个全新的角度正是距离感所带来的。
与贾樟柯不同，许知远一直都有一种无根感，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一直都想逃离北京的生活，与他相似，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成了无根的人，甚至是世界人，贾樟柯觉得这也挺好。
“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真实意义上的无根的人，那么不要强行给自己安一个家。但如果你是一个有家的人，有牵绊，有故乡，那你要忠于自己的故乡。其实忠于自己就好。”
贾樟柯也不只拍摄自己的故乡。10年前，他走访了50几位与上海相关的人士，制作了《海上传奇》，通过那些后人的口述，描绘了另一个上海。10年之后，他跟着4位文学家回到了他们各自的家乡去。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左边的海报正着看山，倒着看海，有某种中国社会的辩证哲学。右边的海报则是一片幽黯的大海，笔是一座灯塔，翻译过来就是文学的力量。
从4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变，而同时，人们在农村都经历了什么？很多作家的作品都与乡村有密切关联，这也是这部纪录片最初被命名为《一个村庄的文学》的原因。
直到后来作家余华讲了他的故事，小时候他看见的大海是黄色的，但课本上都说是蓝色的，他的梦想就是能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地方。于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便成了纪录片的新名字。作为一部纪录片的名字，《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似乎更有诗意，又有点愚公移山的意思，这些人忙忙活活这几十年在做些什么？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贾樟柯曾经在书中“到访”过这些作者们的故乡。他记得梁鸿故乡里的夜晚，那些夜晚与他在汾阳、在北京的夜晚都不一样。但当贾樟柯真正到了梁庄以后，却无法融入那样的夜晚。但正如贾樟柯所说，这也正是文学的魅力。
“文学总是给读者更多的东西，这些更多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只是我们捕捉不到而已，文学家用文字去呈现出来，存在于一种意会里，文学家对于故乡的意会也是最美妙的。”
这部纪录片原定于今年4月份上映，被新冠疫情打乱了脚步。
“在疫情之后，世界的导演会被重新划分”
疫情打断的不止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上映计划，线下电影行业都在疫情期间停摆了。电影不能拍了，剧组都解散回了家，电影院也关门了。为了生存，一些电影院被迫变成超市和大排档，有些还被改成了影楼。
但贾樟柯说，生活里只有电影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如果有人告诉你他的全部生命都是电影，那你快跑吧。”疫情的前半段，他被困在北京，后半段，他又滞留在家乡。他也没闲着，开始在微博自称起老汉，回归田园，搞起了副业，当起了网课教师，偶尔也会与网友们分享种地的日常。
与电影相关的工作也没有停下。他修改了十几年前创作的《在清朝》剧本，创作了一个与年轻人相关的新剧本。他也终于找到时间，把一直想做的电影基础知识课程讲稿完成了，做成了音频课。
他也为媒体写了一些文章。在为荷兰电影杂志的撰稿中，贾樟柯写到，这个世界的导演会被重新划分。“过去电影史划分导演史按二战来分的，经历过二战的和没有经历过的。在疫情之后，电影导演又会划分为经历过疫情的和没有经历过的。”
贾樟柯给荷兰的电影杂志写的文章
这次席卷全世界的新冠疫情一边逼迫着所有人做出改变，一边也让大众对现有的生活进行新的思考与反思。所有人都是疫情的经历者，每个人都希望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电影也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媒介和渠道。”
新冠疫情也总是让人想到17年前的非典。但也有些不同，在非典的时候，没有人有经验，不知道如何应对，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只剩下了一种氛围，记忆都变得不可靠了。
贾樟柯已经不记得非典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了。他只记得北京成了空城，喝过许多板蓝根，还有当时紧张的气氛，却忘了是怎样一种紧张。他只记得这么一个场景：在安华桥边的一个小区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医务人员穿着白色的防护服，像外星人一样，正在运送一个病人。
所有细节都被遗忘了，也正因为在非典时吃了亏，贾樟柯在这次疫情来临的时候才能够做出及时的反应。他接受了希腊塞萨洛尼基电影节的创作邀请，与建筑师廉毅锐和电影人梁嘉艳一起，花了一天时间，用一台手机拍摄了短片《来访》。贾樟柯说，这种记录是“感受到的最直接疼痛”。
“为什么银幕世界要缺少记录和直接的疼痛？”
《来访》
电影发明之初，创作者可以拿着摄影机进入到事件现场，用影像记录和表现即时的感受。它不需要经过漫长的工业制作流程，可以与社会现实产生互动，当瞬息万变的世界发生影响人类的事件的时候，摄影机总在场。
当《来访》在《纽约时报》上首发，贾樟柯在文中说道：“这组短片的完成，标志着生命的胜利。”
但同时，贾樟柯也在警惕着疫情可能给电影工业带来的威胁。
“分众会让我们失去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这场疫情让贾樟柯突然发现，电影工业已然是如此全球化了。
从98年开始拍电影到现在，贾樟柯的主要班底都是他的大学同学，总觉得都是自己人在一起做的事情。但当疫情一来，所有的连接都被迫中断，国境线封闭，航班取消，所有的联络也都搬到了线上，很多电影已经是跨国制作了。
非典的时候，贾樟柯创作了《世界》。当时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正是对于全球化出于焦虑的状态之中。而到了今年疫情，社会上多了许多的冲突，人们的焦虑也转变成了对全球化被中断的焦虑。
《世界》
十七年间，每个人都已经与这个世界深刻地发生过联系，这种联系真的能够被切断吗？“在这场联系被中断的疫情中，如何通过各种方法努力建立我们与世界的外部世界的接触，很可能是现在以及将来一段时间内的文化思考。”
他在疫情中重新学习到的另一个知识，是电影是集体的观看，是一门聚众的艺术。这其实是他刚进电影学院的时候就学过的定义，但直到这次新冠疫情让所有电影院都关门之后，他才真正理解了这个定义。
电影从业者在这场疫情中都感到恐慌，让他们恐慌的不是没有办法拍电影这件事，而是电影院中的电影不要就此消失。在疫情期间，人人都可以拿着手机和电脑，在家里看电影。
这次经历又让贾樟柯重新回味罗兰巴特尔在《走出电影院》里的一句话：电影是因为电影院存在而存在的。并不是拍摄完成之后，电影就是一部电影。
相对于现在新兴崛起的其他媒介，电影已经是一种十分古老的艺术。“对于从事电影工作的人来说，怎么样延缓它衰落的速度，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项工作。”
《来访》
最近几年，贾樟柯不断跨界，也上了综艺。他也开始担任制片人，挖掘年轻的电影人。但贾樟柯承认，自己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制片人。
“我自己做制片人主要是喜欢那些东西，是帮助那些年轻人把电影拍出来，在电影的经营管理上确实非常一般。”
贾樟柯称他投资的电影也许商业价值不大，但“都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功”。他需要做的就是用他现有的资源帮助那些年轻人克服困难，让影片面世，与观众见面。
贾樟柯监制的新片《不止不休》，他在里面饰演一个村霸。
导演依然是贾樟柯最为人熟知的身份。但在他最近的电影中，似乎只剩下自我重复了。有人说，“贾樟柯的电影就是‘现实主义’加一点‘赵涛’。”最初作品中，他作为导演的冲突还在吗？他回答，冲突无处不在。
“如果没有冲突就不会有限制，它是一些极端的感受，可能会触动了你的良知、尊严，它可能是关于平等、公正，或者是给你压迫感，甚至还可能是优越的生活，这些都有可能最终转化成创作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