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某涉嫌性侵养女星星（化名）案引发的讨论仍未结束，4月22日，四川绵阳一学校副校长吴某被指曾长期体罚、性骚扰学生，目前已被提职。

像鲍某、吴某这样的涉案人员将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近日，凤凰网视频、凤凰网公益邀请了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莹，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律师于旭坤，和凤凰网副总编辑、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雪梅，共同讨论相关议题。

因为是熟人作案，缺乏安全感的未成年人无法做出如成年人期待的所谓正确选择。对于目前鲍某接受媒体采访所说的“非收养关系”，李莹表示，早在去年，星星就曾联系过她的团队，希望寻求帮助，言语间表达的是自己“遭遇养父性侵”。

于旭坤特别强调了对特殊职责人员性侵未成年人的判罚。她说，养父、老师均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职责人员”，他们利用优势地位，让年满14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她们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此类情况均应按强奸论处。

公众担心，依照现行法律，没有确凿证据证明鲍某对星星有强迫行为，或是证明星星非自愿，那他很可能逃脱刑罚的处罚。孙雪梅作为媒体人、公益人，发出疾呼：“我们等待鲍某案的最终调查结果。当大多数人因为鲍某案感到极度不适，认为其严重违背公序良俗，如果最后他还可能得不到法律制裁，那法律的底线在哪里？法律到底要保护什么样的人，惩治什么样的人？”

以下为嘉宾观点实录。

问：现在公众最大的担心在于，依据鲍某现在对媒体的说法，他很有可能逃脱制裁。那么，在现行的法律规定中，是这样吗？

李莹：是这样的。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只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才能追究鲍某的刑事责任。它对强奸罪的规定是，一个是这个加害人要有暴力胁迫以及其他相关的手段，违背了孩子的意志，或是孩子有明显的反抗或态度表达。

公众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那么关注，是因为鲍某抛出了相反的证据，比如目前曝光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鲍某用暴力胁迫，或是没有看到星星有明显、非自愿的意志表示。甚至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鲍某说他们有情感纠葛。

所以我们还要期待公安机关的进一步调查。

至于对二人关系的判断，我们要看到，鲍某一直是对星星有控制，有洗脑的行为，而且星星是在13岁时被母亲送养，缺乏在这个年龄应该得到的父母之爱。所以在跟鲍某的关系中，星星作为未成年人，只是需要获得应有的关爱和安全感。

从星星的表达来看，她其实还是把鲍某作为一个长辈或者养父。去年，她曾找我们，寻求帮助，表达的就是遭遇养父性侵。所以，鲍某虽然抛出了相关的证据，我且不说它们是不是法律认定的“证据”，即使相关聊天记录是真实的，星星也没有明显的非自愿行为，但她作为受害人，在一个未成年的年纪，遭遇熟人作案，被对方洗脑、控制，又有被抚养的亲情，要让一个孩子做出我们所期待的所谓的正确选择，是不现实，也是不公平的。

于旭坤：依照我国法律，只要是对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犯，不管受害人是否自愿，都按强奸论处。此外，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是让年满14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实施性侵犯的，也将按强奸论处。这里的特殊职责包括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以及最重要的监护。

我们办理过这样的案件。父母关系很不好，父亲对女儿实施了性侵害行为。其间，小女孩只是很反感、厌恶，但没有很强烈的反抗，虽然后来她报案时已经16周岁，但是还是按强奸罪论处的，其主要依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对特殊职责人员的判罚（《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意见》第21条）。

李莹：鲍某也属于有特殊职责的一类，在事实上构成监护关系，只是这其中的送养、收养行为，并不符合我国《收养法》的规定。（《收养法》要求，无配偶男性需与被收养的女性，年龄相差40周岁以上，并要在民政部门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

孙雪梅：从一个媒体人，或者叫从事儿童保护的公益人角度，我认为鲍某不管有多少所谓的证据，都恰恰证明了，他对这个孩子的一些控制。首先，原本是收养，为什么孩子刚满14周岁，就发生性行为？其次，孩子和你相处后，重度抑郁，自杀自残，如何解释？

很多人会认为日本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但它的法律规定，只要跟18岁以下未成年（无论男女）发生所谓性交易，一律按照性侵未成年人处罚。

我特别想要强调的一点是，鲍某案让大多数人感到非常不适，认为严重地违背公序良俗，但按照我们的法律，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有强迫行为，或是女方非自愿，他很可能逃脱刑法的处罚。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法律的底线在哪里？法律到底要保护什么样的人，惩治什么样的人？当然，我们会等待这个案子的最终调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