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领土相接，互为最大陆上邻国。两国人口总量位居全球前两位。中国和印度的海外族群也位居全球前两位，海外华人5800余万，海外印度裔3500余万。

汉代之后，随着丝绸之路的西进以及佛教东传，中印建立了较为密切的经济人文交往。法显、玄奘西去天竺求取真经，唐太宗与戒日王互遣三使都是这段历史的最好见证。

中印山水相连

中印两国自古交流密切且拥有数千万规模的海外移民族群，但中印之间的移民数量极少。

20世纪上半叶，印度华人群体数量达到历史巅峰，但仅有不到6万人。二战后，印度华人数量不断减少，如今已不足万人。

印度华人群体究竟如何产生，他们又为什么在“逃离”印度？

印度华人

一、翻山越海

中国印度是世界上重要的文明古国，华夏文明发端于黄河与长江流域，古印度文明则兴起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

古代中印两国的文明核心区却相隔甚远，高耸的青藏高原与喜马拉雅山脉为中印交流增添了不小的阻碍。

青藏高原

公元前2世纪末，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从长安发端的丝绸之路一路向西进入中亚，分支路线则转向南方，经阿富汗进入印度北部，这为古代中印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

此时的中印两国文明已经发展成相当成熟的水平，中国建立了以儒教为思想核心的郡县制国家。印度形成了成熟的佛教信仰以及复杂的曼陀罗政治系统。

当中国向西域、印度等地输出货物时，印度却在向中国等地输出佛教文化。着1世纪初，佛教受到东汉明帝的认可，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佛寺——白马寺。

白马寺

东汉邀请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印度高僧来华传授佛法，此后二人常居洛阳并圆寂于此。

2世纪末，东汉在宦官、外戚轮流干政下不断衰落直至灭亡。随即而来的三国时代以及西晋短暂统一后再度分裂形成的南北朝，百姓因战乱流离失所。

民众在动荡的时代中更多的通过宗教获得精神支撑，提倡众生平等、轮回转世的佛教开始在华夏大地传播。

佛教西来

佛教思想在中国不断本土化并发展壮大，一些中印的高僧成为两国最早的“移民”。

公元401年，祖籍印度的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到达长安，成为羌人建立的后秦政权的国师。鸠摩罗什将梵文佛经《修多罗》译成中文，他在华生活十余年，公元413年在长安草堂寺圆寂。

鸠摩罗什来华的第二年，中国僧侣法显等人踏上了前往天竺求取戒律的征途。他们沿着丝绸之路向西直至帕米尔高原，然后向南进入印度。法显等人在印度中北部游历十年，携带多部佛经回国。

法显出国路线

除此之外，少林寺创始人佛陀跋陀罗、中国禅宗开创者达摩祖师都是印度来华高僧并在华圆寂。

隋唐时期，中国的国力不断攀升，中印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印度自孔雀王朝后长期未能形成统一政权。唐朝建立后，当时印度地区最强大的，是统治恒河流域的戒日帝国。

历史上著名的玄奘到天竺（印度）求取真经的目的地就是戒日帝国境内的那烂陀寺。与玄奘西行求法同时，唐朝派出官方使团出使戒日帝国。

那烂陀寺遗址

640-647年，唐朝与戒日各遣使3次，其中公元647年唐朝第三次遣使，恰逢戒日王诗罗逸多去世，大臣阿罗那顺政变登位。

阿罗那顺劫杀唐朝使节团，唐使中的王玄策借调吐蕃、泥婆罗等国军队，在距离大唐千里之外的恒河地区平定了戒日帝国的内乱。

再如唐玄宗时期编纂《开元占经》的瞿昙悉达，他所在的瞿昙家族在7世纪末从印度迁居中国。瞿昙悉达本人是第三代“大唐印裔”

盛唐与天竺（印度）

总的来说，从两汉到隋唐，中印之间通过丝绸之路产生了经济文化联系，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两国关于佛学的交流。

西汉之后中国封建王朝断断续续对西域实行统治，但驻军和移民数量相当有限，遑论更为遥远、文化差异巨大的印度。且中国封建王朝严格控制人口流动，当时并未在印度形成华人移民群体。

唐朝灭亡后，中国先后经历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中原王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印度本土仍是列国纷争，且印度教势力强大，伊斯兰教也进入南亚西北部，佛教式微，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消失了，两地交流几乎断绝。

如今南亚宗教分布

13世纪末，元帝国首次将青藏高原纳入中国大一统封建王朝的统治范围，中国封建王朝与印度地方政权首次接壤，但高耸的喜马拉雅山依旧阻隔着两地交流。

倒是因为造船技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与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除了商贸活动，一些不愿接受蒙古统治的南宋旧民从东南沿海乘船出发，移民到邻近的越南、泰国等地。甚至在马来亚等地与当地人融合，形成文化特色鲜明的峇峇娘惹族群。

娘惹

有少量中国商船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来到了印度沿海港口。但毕竟路途遥远，并没有华人选择移民印度。

15世纪初，明朝派出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出航，就到达过印度的古里等港口。

16世纪初，葡萄牙人在地理大发展中首次越过好望角，发现了直达印度的航线。此后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纷纷加入殖民印度的行列。

新航路开辟

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在普拉西战役中击败孟加拉地方封建领主，进而控制了富饶的恒河三角洲。英国以此为基地不断鲸吞蚕食印度封建王公领地，逐渐独霸了印度。

1772年，孟加拉地区的加尔各答成为英属印度的行政中心。此地位于恒河支流胡格利河畔，建有联通印度洋的港口。

1776年的南亚

与此同时，随着清王朝日益严密的海禁政策。一些不愿接受满族统治的汉人和寻求生计的沿海居民南下迁居东南亚。

华人凭借手中的技术和资金，结合东南亚的地缘局势，很快在东南亚打下一片天地。如在越南南进过程中，为越南开发湄公河三角洲河仙镇的鄚玖，在加里曼丹岛西部建立兰芳共和国的罗芳伯等人。

华人开发的河仙镇

印度也出现了近代早期的华人移民。1778年，广东香山人(今广东中山市)杨大钊(又名阿钊)跟随外商船只抵达加尔各答。

根据1778年东印度公司的记录，“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同意阿钊在巴吉以南约6英里处获得了土地——年租金45卢比”杨大钊成为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位在印度发展糖业而定居的华人。

黑斯廷斯

为纪念杨大钊在加尔各答开办糖厂的经历，今天加尔各答城郊钻石港附近的土地仍被称为糖园或者阿钊坡(Achipur)。

19世纪早期，那些跟随杨大钊制糖的香山同乡陆续搬到加尔各答城里以提拉蒂市场为中心的旧中国街居住，他们从事手工制鞋、木器加工或者餐饮服务等行当营生。

1783年杨大钊去世后，加尔各答仍是印度华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但直至1799年，当地华人不足300人。

阿钊坡的位置

二、印度往事

19世纪初，英国先后击败印度半岛上强大的迈索尔、马拉塔等政权，控制了印度半岛超过70%的土地。残存的王公也不同程度的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控制。

虽然英国逐步确立了在全球的霸权，但东方的大清帝国凭借茶叶瓷器的出口，每年都从英国手中赚取大量白银。

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凭借“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从中国盗取的茶叶种子，开始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等地试种茶叶。

阿萨姆位于印度东北

19世纪初，少量中国南方的茶农通过偷渡或被贩卖的方式来到印度阿萨姆。他们被英国人雇佣在当地的茶叶种植园工作（约200人）。

英国有意识的将华人大规模引进马来亚、新加坡等英属东南亚殖民地。华人从事采矿等初级技术行业，华人富商还被赋予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利，英国借此平衡当地原住民势力。

东南亚华人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战败的清廷除了割地赔款，还被迫开放东南沿海五处港口对英国通商。

五口通商后，列强势力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扩张，通过所谓的“猪仔馆”，华人偷渡或被贩卖的情况更严重了。

除了被非法贩卖的人口，列强的入侵、清廷的衰落外加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东南地区的巨大破坏，这都催动着闽粤等南方沿海省份的破产农民移民海外。

到1900年，东南亚总人口约5000万，华人数量就突破了百万规模（不包括18世纪前的华人移民）。

相较之下，在1901年英印殖民政府的统计中，印度的汉族华人群体约6000人。他们主要分布在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等沿海港口城市，其中尤以加尔各答最多，达到3857人。

19世纪末，加尔各答港口的轮船

印度华人较少，除了地理上的不便，也与印度的文化、英国的统治方式有关。

首先，印度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巨大，华人不能也不愿融入所谓的种姓制度中。

如东南亚、美洲等地的华人移民初到移入地时，多靠“三板斧”闯天下。即餐饮、理发和洗染。这类服务行业能够发挥华人的家族或族群力量，服务性行业也便于上手。

海外中餐馆

印度华人没能在南亚施展出餐饮理发等三板斧，这与印度本地的文化、地理要素息息相关。当时英属印度70%以上人口信仰印度教。中餐在对猪牛肉都有禁忌的南亚很难打开市场。印度教徒将屠宰（皮革）等行业视为低种姓的工作，初来乍到的华人被动的占据了这块市场空缺。

孟加拉等地生产黄麻，被用来织布，沿海港口需要大量船只运输，华人因此聚集到洗染、布商、海员等行业。

南亚黄麻丰收

其次，华人与印度人长相不同，这随时能成为华人被“特殊对待”的标签。东南亚人的长相与华人相近，且当地许多地方没有印度那般高度成熟的地方政治、文化，华人融入难度较低。

第三，20世纪初的英属印度人口约3亿，是当时东南亚人口的6倍，远不需要引入华人进行开发建设。

印度因为国内人口过多，在19世纪末大量人口出海。主要目的地是今东南亚的英属殖民地，如今日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数百万印度裔以及缅甸的罗兴亚人。

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会中。华人移民根据祖籍形成了海外群体，如福建帮、客家帮、广府帮、潮州帮和海南帮。他们有以方言、地域和帮会划分的经济活动范围，从事不同的职业，有相对固定的职业圈。

印度华人职业划分上具有明显的帮群特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华人移民中广东人的比例始终在70%-80%左右，福建和湖北等省移民分别占5%~10%。山东籍占8%，其他省籍占3%左右。

粤省华人多从事制革、制鞋、机械、木工、海员、饭馆业。湖北人大都从事纸花和镶牙业。山东人多经营中国绸缎，江苏、浙江人多经营饭馆、洗衣、缝衣及航海，云南、河北人多经营与西藏的商品贸易。

部分印度华人有吸食鸦片的恶习

19世纪末，随着英国在南亚统治的日益稳固，英属印度无论是土地面积、经济总量还是人口规模，都是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为了保证英属印度的安全，英国开始在其周围构建缓冲区。

英属印度西北方，英国在1838-1919年间发动三次战争，一度使阿富汗沦为英属印度和俄属中亚间的缓冲国。

东北方，英国人不断向中国西藏渗透。一方面非法划设“麦克马洪线”，单方面将中国藏南9万平方公里领土纳入英属印度。另一方面在1903年武力入侵中国西藏，迫使清廷开放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口岸。

英军入侵西藏

随着中国西藏与英属印度的经贸往来不断密切，一些藏族边民和商人来到英属印度边界的大吉岭、噶伦堡等地。他们多从事打包、缝衣、做鞋、搬运和旅店工人等行业。

从西藏而来的藏族移民构成印度华人的另一重要群体，到1910年时，印度的藏族侨民人口约2000~3000人，占印度华人总数的40%左右。

▲英属印度

1912年清朝灭亡，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的扶持下割据自立。在此背景下，更多中国藏族进入英属印度北部，其中既有商人，也有求学的贵族和喇嘛。

20世纪30年代，日本不断膨胀的野心促使其发动了侵华战争。美国为防止日本损害其在远东的利益，逐步限制对废钢、石油等物资出口日本。

随着战争的持续，日本于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太平洋舰队，日军同时入侵了东南亚的欧美殖民地，以获取当地丰富的资源。至1942年中旬，东南亚全境沦陷。

日本入侵东南亚

从日本侵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印度华人数量快速增长，在1941年首次突破两万人大关。这并非印度华人自然繁衍的结果，受战争影响，大量居住在东南亚的华人移民进行了“二次迁徙”，进入尚未被日本占领印度。

数万中国军队在援助驻缅甸英军之后向西进入印度。在印度兰伽姆换装新式装备并接受训练，为日后盟军反攻东南亚做好准备。

中国驻印军接受训练

大量中国人的到来推动印度中国餐馆日益兴隆，当时全印各地华侨经营的大小餐馆茶室约在150家以上。华人牙医院更是达到300余家。

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加尔各答设立办事处，华侨新闻事业因而振兴。《印度日报》最高日发行量曾达3000多份，此外,还有《中国周报》《军声报》《新军月刊》三种报刊发行。

纵观近代印度华人的发展史，虽然族群规模始终有限，印度出现了唐人街、孔庙、同乡会、华文学校和华文报纸。印度华人在掌握当地语言的同时，相对完整的保留了语言与传统习俗。

印度华人会馆

三、高山之南

1945年二战结束，英国虽然获得战胜国身份，但国力在战争中大受损耗，已无力维持势力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

在此背景下，以甘地等为代表的独立派在经过数十年斗争后，英属印度也迎来了独立的曙光。

1947年，英国简单粗暴的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为区分标准，将英属印度分为印度、巴基斯坦两个独立国家。

印巴分治

印巴分治并未过多影响印度华人群体，因为当时印度华人的聚居地大都分布在新生的印度共和国境内（集中在加尔各答）。巴基斯坦仅有卡拉奇等地有百余人的华人。

印度独立之初，华人的生活与英国殖民时期并无太大差异。因拥有印度国籍，印度华人具备了选举权。

1949年，中国经过3年解放战争后建立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当时西藏的地方政府（噶厦）试图负隅顽抗，阻挡解放军入藏。

解放军跨过金沙江

印度在1950年同中国建交，但其遭受英国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独立后却拾起英国人当年的战略计划，单方面将中国西藏看做其外围缓冲政权。印度甚至代表所谓的“西藏政府”向联合国递交了“制止入侵”的申请。

西藏问题最终在1951年和平解决，西藏的噶厦地方政府暂时保留。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印两国关系基本维持健康发展，中印两国总理在1954年实现了互访。

周总理访印

印度稳定的政治局面为华人经商提供了一定保障，又有新移民进入印度，印度华人规模在50年代达到顶峰，总数接近6万人。

经过百年发展，印度华人中出现了一些大企业家。如铸记商号创始人马铸材，从1921年在印度噶伦堡经营跨境贸易。是北印度有影响力的华人领袖之一。

噶伦堡

抗战期间，他组织了大批马帮从加尔各答进口货物远销至昆明以支援抗日战争。1941年他集资创办了噶伦堡中华学校，任学校名誉董事长。50年代，马铸材还出资支援祖国建设青藏、康藏公路。

新中国建立后，一部分印度华人选择回国，另有返回东南亚地区的。至1959年，印度华人数量减少至3.8万人，其中藏族占62%。

50年代，印度无法再向西藏扩张势力，但印度坚持要求将英印时期非法划设的“麦克马洪线”作为正式的中印边境。

“麦克马洪线”

印度一方面不断蚕食领土，一方面接连制造边境事端。印度国内也掀起了反华浪潮，如1958年8月，印度以华侨进行‘反印活动’和‘间谍活动’为由，对华人华侨进行甄别登记，通过修改外国人法剥夺1954年以前旅居印度的华侨无须申请即可在当地永久居留的权利。

1961年2月,印度当局逮捕了加尔各答兴华中学校长张敬和华侨报纸《中国新闻》总编辑侯兴福，二人后来被押解出境，《中国新闻》遭到查封。

华人重要领袖马铸材被非法关押折磨70余天后被印度无端驱逐出境。马铸财回国收到陈毅等领导同志的接见，1963年因心脏病在昆明去世。

马铸材

印度所谓的“前进政策”最终迫使中国发起边境自卫反击战。1962年10月，中国军队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发动攻势。

战前被吹嘘的十分强大的印军，在战斗中被打的溃不成军。中国军队在完成作战目标后停止进攻，但印度无法接受战败的事实。

印军投降

既然对外战争失败，印度决定挑软柿子捏，印度华人的厄运自此开始。

印度国内的反华浪潮规模更甚，华人被扣上间谍的帽子并被印度政府肆意关押、驱逐。甚至有中国血统的人也遭到牵连。

例如在印山东籍华人曾有4000人的规模（1951年），集中分布在加尔各答、噶伦堡、孟买三地。50年代的反华浪潮和战争影响，致使山东籍华人减少至不足千人（1963年）。

到1963年2月，2308名印度华人华侨被关进拉贾斯坦的集中营。

阿钊坡的华人后裔

没有被捕的华侨的存款和财产也被冻结，印度政府要求他们每周到所在地警察局报道并严禁前往居住地以外的印度其他地区。大量华人失去生计陷入窘迫的环境中，加尔各答的唐人街愈发萧条。

如今已消亡的加尔各答唐人街

归国的印度华人被集中安置在南方省份，尤以广东（5200人）、云南（2387人）、广西（410人）最多。

进入80年代，印度逐步放宽了对华人群体的监视，到华人仍在不断减少。华文报纸、学校的消失也切断了印度华人与母国的文化联系和身份认同。

华人“逃离”印度

2004年，印度官方统计国内华人仅6000余人，其中4500人居住在加尔各答，剩余分布在孟买、班加罗尔、海德拉巴等城市。除了族群繁衍率低，还有大量华人选择移民东南亚、欧美等地。

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一些印度华人选择回国，如2004年，中国驻印大使馆就收到了190份印度华人的回国申请。

2010年后，随着中印经济合作加强，前往印度定居的中国人不断增加。虽然他们大都是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但仍给印度的华人族群增添了新血液。

小米公司在印度

新的印度华侨多集中在孟买、班加罗尔、新德里、加尔各答等印度大城市，就职于中国企业或与中国有联系的印度公司。

如今的印度华人规模维持在4000人左右（不包括藏族），知名者如印度中餐业巨擘黄玉堂、华人歌手张眉阳；华印混血羽毛球运动员瓦拉·古塔等。

印度华人呈现出双重文化属性。一方面他们仍保留着春节、中秋等中华节日习俗，另一方面他们的印地语、孟加拉语远比汉语熟练，喜欢宝莱坞电影超过中国影片。

印度华人族群规模始终有限，但在2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这群生活在南亚异域的华人，如今已是印度民族多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