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你可能第一次听说：我恋禾谷。这当然是个网名，只不过，是个七十岁的老太太的网名。

她在个人主页这样介绍自己：生于 50年代，属羊，春天的羊。一个退休的老太太，当过中小学教师，当过基层公务员，无文学慧根，无文字功底，无创作灵感。拙笔一支，写柴米油盐酱醋茶，写闺女儿子老乡亲。

她本名叫王玉珍，2023年开始学着在网上发布文字，有网友评论：“很佩服您，70岁了仍可以拿起笔，我不到30就拿不起了。”她回复：“我30岁时也拿不起，只要还想写，就来得及。”

下文是她为纪念去世的老伴写下的文字，最初在网上分17篇连载，后来被选中出版。她说老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自己只是写写他的生平，而作为读者的我们，能从中窥见时代的变换，能捕捉到作者的哀伤和坚忍。

“普通”的我们，当然会被真挚的、“普通”的诉说所打动。

本文摘选自《我不擅长的生活》，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老伴儿的生平

作者｜我恋禾谷

我的老伴儿是一个比普通更普通的人，谈不到作传，仅在此写写他的生平，以兹纪念。

老伴儿生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属猪，卒于二○一五年二月，享年六十八岁。算起来，他走了也快十年了。

我今年七十岁，记性大不如前，但关于老伴儿的往事却在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它们每天，不，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不断重现，成为我精神世界的主要活动，只不过有时快乐，有时抑郁，有时感慨，有时悲伤。

01.

老伴儿的理想，

是能有一只聪明机灵的小猴

老伴儿十四岁，父母就离异了。他父亲是个缺少责任感的人，既不要子女，也不给抚养费。老伴儿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他母亲身体不好，作为长子，年少的老伴儿不得不和母亲一起担起养家糊口的挑子。

我们这里属于渤海湾，离大海最近处只有四五十里。夏秋时节，人们喜欢吃一种叫作麻蚶子的海产品，海边的渔民经常用自行车驮着大筐来市区叫卖。

老伴儿会一次买下几十斤，婆婆用大铁锅炒一下，让蚶子开口。老伴儿再招呼附近的小玩伴儿们，手工剥出蚶子肉，每剥一斤肉，给他们两分钱。然后老伴儿把这些蚶子肉放进一个稍大的洋瓷盆里，用筐背到街口叫卖，一般一天能挣七八毛钱，运气好时能挣一块多。

赚到钱后，老伴儿会给弟弟妹妹每人买一支“唆了蜜”（棒棒糖），有时也从吹糖人的手里买一支张飞或者大公鸡，拿回家给最小的弟弟吃，剩下的钱交给婆婆。

孤儿寡母的日子无疑是十分艰难的，多亏老伴儿有两个好舅舅帮衬。每到大舅开支的日子，老伴儿就到大舅上班的开滦煤矿门口等着。大舅会先领着他去附近的包子铺买上十几个肉包子，让他趁热吃饱，余下的带回家分给弟弟妹妹。大舅还会给点儿钱，有时两块，有时三块，嘱咐他直接回家，别在半道贪玩把钱弄丢了。

老伴儿喜欢热闹，年少时最爱看街头打把式卖艺的，看人家舞动刀剑、用头磕砖、徒手劈砖，看人家肚子上放一块大石头，一大锤下去，砸得一地破碎。

为此他还跑到一个据说颇有名气、会武功的大师那里，学了一年多拳脚，什么金鸡独立、白鹤亮翅、双峰贯耳，都能比画两下。

他最爱的当数街头耍猴。

一只穿着小红袄的猴子，在艺人的指挥下，磕头下拜、抱拳作揖、翻跟头、钻火圈。有时，他跟着人家一天看两三场。某次，老师让孩子们写作文，题目是“我长大了干什么”。

老伴儿写道：“我的理想是能有一只聪明机灵的小猴儿，牵着他四处表演，又快活又赚钱。”气得老师在班上大批特批，说他没正形、没志向，为什么不想当解放军和科学家。

婆婆身体一直不算好，老伴儿断断续续读完小学后，放弃了念初中，上了一个不用花钱的机械类技校。

02.

我和他的婚姻，

纯属偶然

老伴儿是唐山人，我们那时候称之为城里人，我出身农村，这让我在他面前有时有些小小的自卑。

我和他的婚姻纯属偶然。

那天，我家乡的公社书记和大队书记去市里办事。中午下馆子时，遇到两拨人喝高了，打架闹事。恰好老伴儿也在，见他们打得不可开交，便走过去，三拳两脚制服了领头的。一会儿警察来了，把闹事的人全带走了。

两位书记觉得老伴儿这人有点儿意思，便主动上前邀请他到他们那桌，重新添了碗筷和酒菜。三人相谈甚欢，从此结为好友。两位书记后来做了老伴儿和我的媒人。

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家，他一米七三左右的个头，稍胖，手大脚大，皮肤略显粗糙，模样算不上好看，却也周周正正。我父亲一眼相中，说他长得虎背熊腰（有些夸张），自带福相，言谈朴实，人还勤快——老伴儿一来我家，抄起水扁担，就去挑水了。

那时农村都是在井台打水，我们村的那口水井没有辘轳，要用扁担钩住水桶，从井里提水。

这实在是个技术活儿，扁担和钩子之间有一截铁链，铁链一环套一环，是软的，钩子没有套，是开放的，要靠人用手臂在上面左右摆动水桶。这就需要一股巧劲，用力大了，水桶扣在水里，极有可能脱落；用力小了，桶在水上漂浮，也极易脱钩。

老伴儿在城里用的是自来水，没干过这活儿，直接把水桶掉井里了。我们村的水井一般是一年淘一次，清除淤泥，畅通泉眼。但凡谁家的水桶掉到井里，只能等下一次淘井，才能捞出来。

尽管第一次给老丈人献殷勤失败了，但我父亲还是喜欢他。

提起他的年龄，一开始，书记说他比我大四岁，那年我二十五，他二十九，我觉着还行，就答应了处处看。他有时来我家，平时大约十来天写一封信，我也都有回信。

处了半年多，张罗定亲那天，书记才说老伴儿其实比我大六岁，还离过婚，但无子女，我就有些不乐意了。

夜里我翻来覆去想自己的爱情之旅：相过三次亲，有人嫌我矮，有人嫌我瘦，有人嫌我是农村的。唉，认命吧，好歹他没嫌弃我。

没承想，拉结婚证时，一看户口本，他的出生日期是一九四七年，比我大八岁。“怎么又出来两岁，你们这都是什么人哪！”一气之下，我说，“不跟你搞了，反正也没睡，拉倒吧。”

过了两天，他追到我家，蔫头耷脑的，我父亲有些心疼，跟我说这是命里该着，还是嫁了吧。老伴儿私下里悄悄向我赔不是，说这事是他不对，不该撒谎，当初他没想欺瞒，是公社书记支招，说等我俩有了感情，离婚和年龄都不是事儿。我在不情不愿中，随他回市里拉了结婚证。

拉完结婚证，老伴儿给了我三百块彩礼钱，提议拍个结婚照。我说，就咱俩这模样，还是别立此存照了吧。他乖乖地应下，唯恐再出岔子。

接着，我们去逛新市区商场，他给我买了一件毛呢上衣，一件外面是涤卡、里子是人造毛的半身棉衣，还给自己买了一件高领尼龙套头衫和一双三接头皮鞋，那鞋好像花了二十六块四毛钱。

之后几天，老伴儿带我看了好几场电影，《三笑》《卡桑德拉大桥》《不是为了爱情》。闲话时，他给我讲看过的书和电影，有《苔丝》《流浪者》。

我虽然是小学教师，但并没有什么文化，小说只看过《第二次握手》《艳阳天》《金光大道》《林海雪原》。我有点儿佩服他，因为他连外国小说和电影都看过。现在想想，他又一次骗了我，其实他也没多少文化，也就比当时的我在某些方面略强那么一点点。

03.

生孩子时我住了一天院，

共花了十六块六毛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和老伴儿正式举办婚礼。婚房是一间简易抗震房。

一九七六年，唐山发生了7·28大地震，房屋尽毁，城区后来新修起来的房子，都是南面开门窗，其余三面砌成单行砖墙，房顶则是油毛毡，这就是抗震房。

婚房里的家具陈设都是老伴儿亲手做的，有大衣柜、小平橱、三屉桌、简易沙发。床是用托人从钢厂收来的废弃铁管打的，下料、焊接、打磨、上漆，每一步他都自己来，连床头喜鹊登枝的图案也是自己画上的。

老伴儿手巧，有一段儿时间迷上了画画，每天画电影艺术家王丹凤的眼睛，只画一只，描摹得相当细腻。

当年没什么像样的婚礼，也就是在家里请一个炒菜的大师傅，师傅掌勺，徒弟配菜打下手，一共摆了四桌。婆家共有四间简易抗震房，没有厨房，没有院子，就在屋前窄窄的过道上搭了一个大灶，大灶的烟囱和屋顶离得太近，菜炒到一半，屋顶的油毛毡烧着了，一时间，烟气腾腾，火花噼啪四溅。

幸亏人多，很快就扑灭了。亲友们都找补说，这预示着今后的日子红红火火。我却心生不快，总觉得并非吉兆。

老伴儿二弟的媳妇儿，因为当初他们“下乡”，结婚时婆婆没有为两人操办喜宴，心有不平，一边吃饭一边叨叨，从碗里故意往外扒拉饭菜，这也让我很不痛快。

结婚后，我们俩分居两地，我在家乡小镇教书，老伴儿在唐山的厂里做工，相距一百二十里地。星期天，老伴儿来我娘家团聚，日子倒也和顺。

第二年九月四日，儿子在唐山的工人医院出生了。我住了一天院，一共花了十六块六毛，单位给报销。老伴儿借了一辆两个轱辘的人力推车，我头顶蒙着一块带双喜字的枕巾，怀里抱着儿子，坐在车上。

老伴儿嘴里唱着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插曲“阿巴拉古、阿巴拉古”，一路带我飞奔回家。婆婆买了五分钱的香菜，给我煮汤催奶。我的奶水很好，几乎吃一半扔一半。

十天后，小家伙就能在床上用肚子来回蹭，把小脑袋高高扬起，很健康。

老伴儿三十四岁，才得了个儿子，因此只要有工夫，就哄着逗着儿子玩，每逢公休和节假日，都要来我娘家看儿子。唐山农村的厕所连着猪圈，用高粱或者玉米秸秆插编成墙，比较矮，是露天的。

村里许多人都看见过儿子的小脑袋在厕所墙上方摇动，那是老伴儿小解时将儿子驮在两肩上的缘故。

之后，我依旧在小镇教书，儿子由母亲照看。奇怪的是，孩子竟然水土不服起来，每隔十天半月就要发一次烧，伴有大量疱疹，但只要一回到唐山，不用医治，过两天准好。

所以，老伴儿迫切希望我能调到市区教书，可这办起来却十分困难。联系的单位都嫌我中专师范毕业学历低，还是保送的工农兵学员。当然，更主要的是老伴儿没有人脉、没有关系，他一个底层的普通工人，尽管四处求人，钻窟窿盗洞，使尽了浑身解数，到底也没办成。

我只好刻苦读书，考了大专，之后又考了本科。毕业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总算得以调到市区一所高中教政治。

老伴儿那几年为了给我跑调动手续，经常请假，引起厂领导的不满，受到了批评。

老伴儿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声言：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爷回家卖白薯。这大概是化用了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台词，电影原话的最后一句是“爷爷投八路”。

04.

老伴儿下海赚了钱，

但他不大把钱财当回事

八十年代初，国家鼓励经商，当时曾有一句顺口溜：十亿人民八亿贩，还有两亿正在练。企事业单位也支持职工下海，保留在编身份，叫作停薪留职。老伴儿辞职，也属于停薪留职一类。

说干就干，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个废旧的铁皮汽油桶，稍加改装，就成了一个烤白薯的烤炉。

桶里面焊了一个铁篦子，上层烤白薯，下层是炉子，烧煤球或者木炭。再焊一个铁框架，底下装四个滚轮，铁桶放架子上，可以推着行走在街口，现烤现卖。

不过，老伴儿并没有真的去卖烤白薯，他把这个烤炉送给了工友，工友的媳妇用了好多年。

那时，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信息极不对称。很多买卖，都是利用信息差做成的。

老伴儿去天津的劝业场商场、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排队买裤子、羊毛衫、皮鞋，然后背回唐山，在市区和附近的大集上叫卖。他每次去王府井，都要摸一下门前张秉贵铜像的肩头。

张秉贵是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和王进喜、时传祥一样，非常有名。

那时，人只要胆大敢干，盆满钵满不在话下。老伴儿在唐山附近的镇子上，一天卖过一百多条小纹哔叽裤子，挣了近两百块钱，那会儿我教书的月工资才四十一块五。

老伴儿是个率性人，尽管出身贫寒，但也不大把钱财太当回事。有了钱便呼朋唤友大吃大喝，不会精打细算，更不要说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反而颇有“千金散去还复来”的豪气。不过，豪气归豪气，他却没有这等本事。

一个人散尽家财之后，又能在短时间内重聚，是需要大聪明、大智慧和机遇的。钱财对于这种人，不过是用来交换的筹码。

总的来说，挣了，也都花了，说到积蓄，略胜于无。

05.

老伴儿活得热气腾腾，

不认输，也不讲究

老伴儿是个热爱生活、追求快乐的人，他会画画、滑冰、游泳、跳舞、吹口琴，能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也会唱歌，不算好，但不跑调，我听他唱过《梁祝》《满怀深情望北京》。

我就不行，他常笑我五音不全，所有的歌经我一唱，全是一个调调，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

他也是个勤快人，几乎从不闲着，我娘家的板柜、碗橱、饭桌、小凳子，都是他动手做的。

我俩从一起过日子开始，几乎都是他做饭。烙饼、蒸包子、包饺子、炒菜煮汤、炖鱼炖肉，都不在话下。只要在家，老伴儿一大清早就开始忙活，往往等我们起来，饭菜已凉，他再热一遍，不厌其烦。

买菜购物是老伴儿很喜欢干的事情，他不让我去，说我买的东西既贵又不好。我也不愿意跟他去，看不了他碎碎叨叨讨价还价，但凡吃的，都要抓一块儿放在嘴里嚼嚼，我觉得很难堪。

老伴儿嘴馋，总爱吃点儿好的。日子稍有了起色后，家里几乎每顿都有鱼和肉，他尤其喜欢吃牛头肉、牛板筋、羊杂碎、驴板肠。有一次用高压锅煮羊下水，没有盖紧锅盖，里边的汤汤水水全都飞了出来，其中一块羊肠子飞到他脸上，烫红了一大片，过了一个夏天才不见痕迹。

我第一次下馆子，是老伴儿带我去回民饭店吃涮羊肉。我嫌膻，只吃了一个烧饼，他要了两斤羊肉全都吃光光，还喝了十四碗啤酒，当时啤酒是两毛钱一碗。

一九九一年，闺女出生，那年头计划生育抓得很紧，闺女是个意外的惊喜。闺女长得好看，成为老伴儿的骄傲，走到哪里，无论亲戚朋友、生人熟人，他都掏出闺女的相片，显摆一番，听人家夸漂亮，心里就美滋滋的。

老伴儿啊，是个顶有人情味儿、知冷知热的人。

八十年代，春节回老家看望我父母，面包车里没有空调，他让我脱了棉鞋，把双脚放在他棉衣内的胸口上，我的脚不但能感觉到他的温度，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心跳，一下一下怦怦跳个不停。

老伴儿活得像一道光，赤橙黄绿，脱活跳跃，热气腾腾。我和老伴儿生活的三十五年，除了有两次出了交通事故，他从未看过大夫，也没吃过药打过针，极少的感冒，也是挺挺就过去了，他说是药三分毒，尽量不吃。

他六十六岁生日前一天，去大集买菜，经过卖大蒜的地摊儿边，踩碎了一头蒜。摊主是个年轻小伙子，不依不饶非要老伴儿赔他一块钱，老伴儿说五毛，双方争执不下，小伙子吓唬老伴儿说要打他。

老伴儿飞起一脚，把小伙子踹出好几步远。小伙子爬起来说：“你这老东西，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不用赔了，你走吧。”老伴儿扔下五毛钱走了。其实他也不在乎那五毛钱，他就是这么个脾气，一辈子不认输、不服软。

说了这么多，都是老伴儿的好处，其实他也有不少缺点。

他很不讲究，有点儿邋遢。每天早上刷牙，从来记不住哪个是他的牙刷，随手拿起来就用。擦脸擦脚的毛巾，也是随手抓，并且屡教不改。害得我和闺女儿子都把洁具放在另一个柜子里，只给他留一个杯子、一支牙刷和两条毛巾，但我们有时也会疏忽。

老伴儿藏私房钱，有时卖东西挣了钱不说，还嘱咐身边人“别告诉你嫂子”。

他好酒，每顿都喝，喝啤酒，也喝白酒，但极少喝醉，没有耍过酒疯。他年轻时抽烟，每天一盒，好像是“希尔顿”。四十多岁戒烟成功后，他跟我吹嘘：“老婆你看，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我啥都能戒，如果你对我不好，不定哪天，我连你都戒了。”

他去世的前一年，戒了二十多年的烟瘾又犯了，毫无节制，每天抽三四盒，抽“云烟”“黄山”，也抽旱烟，还让我帮他卷。

06.

老伴儿出过三次车祸，

我们都以为他福大命大

老伴儿去世前，上牙床还有十颗整牙、一颗半截的，下牙床有一颗整的、三颗残的。缺了这么多牙齿，没有一颗是在医院拔掉的，他觉着牙活动了、没用了，就自己用手来回摇动，生生薅下来。

老伴儿曾经把一颗拿给我看，整颗牙齿连根有两厘米多长，基本无损，仔细看有个小眼儿。

五十来岁时，老伴儿身体逐渐发福，体重一度超过两百三十斤。他也不在乎，该吃甜吃甜，该吃香吃香，一顿早餐，有时吃五个煮鸡蛋，一杯豆浆加两大勺白糖。

因为胖，人们都管他叫弥勒佛，说他福大命大造化大。我也一直以为老伴儿是个命大的人。

他出过三次车祸。第一次，轿车倒扣在路边的排水沟里，幸亏是初冬，沟里没水。三人合力打开车门，老伴儿从沟里爬上岸，拍打拍打满身的泥土，活动活动四肢，摇晃摇晃脑袋，没事儿！

第二次，老伴儿和司机都睡着了，面包车摇摇晃晃驶入逆行道，撞在一辆大货车的车身中间。据说，附近医院接到交警通知，有重大交通事故，几个大夫跑着下楼，在门口等候接诊。

我赶到医院时，老伴儿在抢救室躺着，满头是血，不省人事。大夫让我看看是不是家人，我只看了一眼那又粗又大的手脚，就确定是他。

一会儿，老伴儿醒来，做了全身CT、核磁、超声波等检查。简直是奇迹，内脏和骨头都无大碍，只头部有三处皮外伤，一共缝了十三针。在医院住了三天，尽管胸部还很痛，但他不顾医生劝阻，坚持出院。万幸的是，司机也只轻微擦伤。

第三次，一天夜里老伴儿与朋友喝了酒，想开车回家，车停在饭馆门口时，后面的车辆顶到他车上，他膝盖受伤，被送去骨科医院。

一开始大夫说要做手术，全面检查后，发现老伴儿有严重的冠心病。经过会诊，大夫认为，手术风险太大。

他跟我说：“大姐，你不是医生，不知道他的心脏病有多严重。这么说吧，你丈夫随时可能出事，一出事就是大事。膝盖受的伤先别管了，顶多就是走路有点儿瘸，赶紧到专科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冠心病吧。”

老伴儿说，医院总是吓唬人，别听他们的。于是也没转院，直接回了他的小作坊，坐着轮椅指挥工人干活，生怕耽误了买卖。

老伴儿的腿被鉴定为九级伤残，他去世后，肇事方赔付金到账，两万四千元。实际上，当时他的病已经很严重了，他也是有感觉的，比如胸闷、气短、心慌、后背疼。

但他全然不当回事儿，顶多去药店买些复方丹参滴丸吃。不舒服了，就含几粒速效救心丸。

医生的话是对的，一年后，老伴儿出事了。

07.

小小的水泥池穴，

成为老伴儿的新家

二○一五年二月十日，农历腊月二十二，老伴儿早早起来，说要去老刘家。老刘是老伴儿认识了五六年的朋友，我也和他一起吃过两次饭。

老刘在老伴儿的木器厂定做了二十多万元的红木家具，陆陆续续付的账，还差一万多块钱。

家具摆放在老刘家有暖气的房间，干热导致局部开裂，因此后面欠的尾款，老刘就想赖掉。老伴儿没同意，只答应重新刮泥子打蜡进行修补。那天老伴儿去老刘家，一是想看看家具开裂的程度，趁工人还在给修修，二是把尾款在年前结清。

我劝他说：“家具开裂了，人家还能给吗？要不就算了，大过年的，别再把你气个好歹的。”

“开裂是因为他们家有暖气，空气干燥，木料是他跟着亲自从市场挑选的，我只负责加工，裂了也不赖我们，他必须得给钱。”老伴儿说。

临出门时他又嘱咐道：“把我昨天吃剩的梨和苹果放在冰箱里，别扔了，晚上回来我吃。”这些水果是我昨天晚上给他洗净削好的，依着我是要扔掉的，老伴儿不让，那就放冰箱吧，反正他肠胃极好，吃啥也不闹肚子。

刚走一会儿，他又回来，说厂里只有一个炒锅，不够用，家里有个大的，平时也用不着，说完便提着大炒锅欢天喜地往出走。

走到门口他又叨叨：“今天要完账，给工人开支放假，明天就去批发市场买年货，今年都买好的，我也不省着了，招呼弟弟妹妹，一起好好过个年。”

我那时已经从单位退休，经营着一个加工包装盒的小作坊，雇了几个妇女糊盒子。

上午，我在店里和工人赶做一批活儿，忽然接到闺女的电话。闺女告诉我，刚才有自称唐山公安的人来电话，说她爸出事儿了。闺女焦急地问她爸在不在。

我说：“你爸好着呢，早上出门要账去了，你接的准是诈骗电话，别理他。”

也就过了两三分钟，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说是派出所的，老伴儿发病了。

我在电话里说：“怎么不打120送医院！”

对方把地址给我，说：“你赶快过来吧，见面再说。”

这时儿子也来敲门，说派出所来电话，通知说他爸出事儿了。

我和儿子打车匆匆赶往出事的地点，大约二十分钟后，来到一个小区五楼的一户人家，那正是老伴儿去讨债的老刘家。

进门一看，老伴儿仰面躺在客厅地板上，四肢摊开，胳膊和口鼻处挂着输液、输氧装置。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说，他们十点四十五分接到急救电话，十分钟便赶到了现场。这些医疗设备是挂上准备施救的，但人已经不行了。

我跪在地板上，摸了摸老伴儿的脸和手，还是热乎的。我趴在他心口，用那一侧好耳朵听了听，没有心跳。我还是想送医院，试着抢救一下，但大夫说：“不行了，没救了。”

我坐在地上，仰头问老刘怎么回事。

老刘说：“大哥敲门进屋坐下，说要看看家具开裂的程度，下午让工人来修。我给大哥倒了杯水，说：‘大哥，你看家具都开裂了，你给我修好，剩下的钱就别要了。’

“大哥从兜里摸出一个小瓷瓶儿，倒出几粒药丸放嘴里。我问怎么啦，大哥说心脏不舒服，吃点儿药。

“我就坐在大哥桌对面，看他喝水。我问怎么样，好些吗，大哥没有答应。这时我发现他的脑袋耷拉了。

“我赶紧站起来，拍拍大哥的肩膀，问怎么啦、怎么啦。我看大哥这是出事儿了、犯病了，赶紧叫120。一会儿车就来了，大夫看完说人不行了，事情就是这样。”

两天后，老伴儿火化，时年六十七岁六个月零二十七天。我分别花了八千八百元和一万八千元买了骨灰盒和墓地。老伴儿的单位给了四万多的抚恤金和丧葬费。

小小的水泥池穴，成为老伴儿的新家。我为他放了二十八枚硬币，放了他用过的放大镜、开瓶器、指甲刀，放了一双旧拖鞋、家里和商店的所有钥匙，还放了一个MP3播放器，里面录制了他生前最喜欢听的《梁祝》《葬花吟》等四十多首歌曲。

08.

老伴儿啊，

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

我和老伴儿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年，虽说不上举案齐眉、恩爱有加，却也算和睦。他比我大，知道让着我。

三十五年里，我们有一日三餐中沉淀下来的不离不弃，有共同生活中生成的理解和默契，虽然也有分歧、有争执，甚至吵架，但他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

当命运的手术刀强行切割，切过骨骼、血管、肌肉、神经，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表述的，更何况没有有效的麻醉剂。

倏忽间，老伴儿已经走了近十年。我还是低估了离别的不适，低估了在漫长岁月里积累起来的召唤的力量。每当夜幕降临，我像幽灵一样在各个房间里游荡，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在黑暗中闪着亮光。

我和老伴儿晚年基本都不外出。以前夜里睡得迷迷糊糊，伸手一摸，总有老伴儿在身边。现在每次醒来，他都不在，空空荡荡，只有手机闪着冷光，打开看看，里面有他的照片。

我禁不住想：他在哪儿啊？那边冷吗？

闺蜜二姐说：“你看你，比十八守寡的还来劲，你有劳保，日子又不愁。”她哪里懂得，十八岁的寡妇，尚有大把的岁月，可以改嫁，再谈一次，甚至两次三次恋爱，而一个六十岁的老寡妇还有机会吗？就算有，在这人人想索取、不愿付出、互相算计的黄昏恋中，敢嫁吗？

有同事问我，快十年了，还想他吗？

怎能不想呢？

想刚结婚那时，我常常就他关于婚史和年龄的欺骗行为进行讨伐。开始他还有点儿愧疚，后来就没脸了，只要我一提，他就唱评剧《刘巧儿》：

想不到年迈人又做新郎

⋯⋯

你看我穿的本是绫罗绸缎，

腰里装的净是大洋钱。

⋯⋯

他一边唱，还一边学老地主王寿昌一瘸一拐颤颤巍巍的样子。我气得把一只空碗扣在他脑袋上，碗掉下来，一地碎片，他一边打扫一边接着唱，一副无赖样。

想那两地分居时，老伴儿夏季在我家休探亲假。村东有一条弯弯的小河，我教书的学校就在河边。老伴儿常下水，或洗澡，或摸鱼，其实没有摸到过鱼，经常摸到蛤蜊。

有一次，他摸到一只螃蟹，拿回家烧火煮熟，举着让我妈吃。我妈说：“我没牙，你吃吧。”他就自己剥蟹壳，吃蟹肉，连最小的爪尖儿也要抠着吃干净，边吃边遗憾村里没卖啤酒的。一只小河蟹，吃成了大餐。

我妈悄悄跟我说：“长得五大三粗，也快奔四十了，怎么像个孩子呢？”

怎能不想呢？

想他睡觉时的呼噜呼噜，想他吃饭时的吧唧吧唧，想他数钱时得意而专注的眼神，想他手指间淡淡的烟草味，想他浓浓的唐山老呔儿口音，想他吹牛时的夸张得瑟。

老伴儿啊，你听我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还说了那么多坏话，连你的隐私都说了，是不是不高兴？可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呢？

你赡养老人，生儿育女，作为人类繁衍延续链条上的一环，已经完成了使命，人一辈一辈不都是这么来、这么去的吗？来时，没有天显异象，走时，也没有星斗坠落，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

老伴儿，等着我。不要着急，我慢慢说，你慢慢听；我慢慢写，你慢慢看，总有相见的一天。

本文摘编自

《我不擅长的生活》

主编: 小红书

出版社: 文汇出版社

出品方: 新经典文化

出版年: 2025-6-1

编辑 | 草儿

主编 | 魏冰心

配图｜《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井》《独自等待》《瘦身男女》

封面图｜《人生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