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夏天，班卓独自从新疆出发，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巴基斯坦，然后从巴基斯坦西北边境进入阿富汗的荒漠之中，从北至南、从南至西地将阿富汗转了一圈。对很多人来说，阿富汗只是新闻里那个与战争、贫困、饥荒、恐怖主义等字眼挂钩的遥远陌生之地。但在班卓笔下，一个个普通又鲜活的人出现在读者眼前：追求自由、热爱乌尔都语文学的巴基斯坦青年，自幼父母双亡的喀布尔旅馆经理，曾是空手道冠军的现役警察，为巴米扬绘制地图的日本青年，河谷里的村民与中巴上的少年，突然求婚的单身男子与坎大哈的八口之家……他们有着自己的喜悦、哀愁、梦想、困惑，如同你我一样认认真真地度过每一天。

班卓以她特有的细腻、谦逊、好奇，将目光诚恳地投向他者，因而有机会观察、接触形形色色的阿富汗人，近距离地与他们相处相知，建立了短暂却珍贵的缘分与联结。“我写下的并不是一份关于阿富汗的战后调查报告，而只是我看见的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们的生活。事实上灾难远未结束，人们依然生活在贫困和饥荒之中。可是人们在生活着，并且如同你我一样渴望生活、热爱生活。我所写下的，也许只是一份关于生活的表白。”

《陌生的阿富汗：一个女人的独行漫记》，班 卓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巴米扬，我们的记忆

下车时已近黄昏。背着包沿着山脚拐一个弯，就看到了曾经矗立着巴米扬大佛的那面山崖。窟窿巨大，空空如也，包裹着一片静默的昏暗。

我将背包放在脚边，双手驻腰，在山崖下默然凝望了许久。又回头看看在山崖下河谷边平展延伸的村子，几排高高的白杨树掩映着土黄的民舍和一弯高挑的银白新月，尾巴摇曳的牛群和骑在驴背上的牧牛少年正向村里走去。

眼看着西边的红霞沉坠，天色逐渐昏暗下来，我也就背上包，沿着细细的田埂穿过马铃薯地，穿过收割后的田野，穿过水草丰茂的池塘，穿过在村头树下聚集的村人，走进了巴米扬镇。

这个镇的历史并不长，三两年而已。刚才在山崖下看到的那片断壁残垣正是巴米扬镇旧址，随着两年前巴米扬大佛粉身碎骨，那里也一起成为让人难以辨识的废墟。

新修建的巴米扬镇上只有一条不长的黄泥街，前后不过四五百米，车子一过便尘土飞扬，可以想见雨季时这里会是怎生个泥泞模样。沿着狭窄的街道，两旁密密麻麻排列着用长条木板钉成的简陋屋子和黄色土坯房，大都是各色小杂货店。

简陋和破败，是战争给这个小镇留下的烙印。

我从镇上走过，大概是出于无聊，那些在街上蹲着或在小店门口坐着的人用长长的目光尾随着我。那些目光并不总是友善的，时常带着戒心与嘲讽。但哪能要求人们总是对人友善，尤其是当他们的生活和自尊已被战争摧毁得差不多的时候。

小镇上只有两家旅馆，一家在镇子中间，另一家在镇尾的大槐树底下。镇尾那家旅馆的老板和他的家人以及旅馆伙计都是哈扎拉族，他们都长着一张哈扎拉人特有的源自蒙古人的面孔。我费了许多口舌，老板才迟疑地同意我以每晚三美金的价格住在屋顶会议室的地板上。和我一见面就很投缘的小伙计在一旁急不可待地搓着双手，好似生怕谈价失败我便不会在此住下。老板和我刚商定下来，他便快乐地掮上我的大包飞奔上楼。

这间大屋占据了整个楼层，四五十平米的样子，靠墙孤零零地放着一张会议桌和数把椅子，一扇木门通往屋顶平台。打开门走上平台，迎面而来的是广阔的田野，远处弯弯曲曲的小溪在暮色里微微发亮。林中的巴米扬村，炊烟袅袅升至空中，又随风飘散。

一转眼小伙计已将一块垫子和毯子扛上楼来。

“还需要什么吗？”小伙计帮我在角落里铺上垫子，站在一旁用蹩脚的英语问。

“不用了。”我用阿富汗通行的达里语回答他。

他的眼睛一亮。“你会说我们的话！”他高兴得掩饰不住嘴角的笑容，那敦实的脸庞被太阳晒得又黑又红，看上去真像个中国农村孩子。

“‘你好再见谢谢不用了在哪里吃饭’，我只会说这些，哈哈！”我将自己会说的达里语飞快地唱了一遍，我们都笑起来。

小伙计下楼了，临走时细心地帮我将门掩上。我在垫子上坐下来，打量这个空旷的大房间。在汽车上颠簸了八九个小时，疲累使我很想直接躺倒睡觉，真的躺下来时脑子里却清清明明，睡意全无。透过窗子我看到一片暗蓝的寥廓天空，净无一尘。

没有人来打扰，我安安静静地躺了许久，眼看着窗外的天色变黑，星星开始明灭闪烁。

不知过了多久，在睡梦中隐约听到虚掩着的门被推开——会议室的门没装锁，有人走了进来。我顿时惊醒，噌地坐起身来。

“是谁？”我大声喝问。

对方显然比我还吃惊，他慌忙答了句什么，边说边提起灯照着自己的脸。原来是住在楼下的日本人。他说旅馆没电，就想着到屋顶平台上看星星，并不知道今晚这屋里有人住。听他这么说，我便找出火柴把身边的蜡烛点亮。傍晚入住时听老板说过，楼下住着四个日本人，他们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派遣来为巴米扬绘制地图。

这个日本人胖乎乎的，穿着一件褐色的阿富汗长袍，腰上斜系着一个腰包。我们就着灯光相互打量，想起刚才的情形都笑了起来。

“对不起，打扰了。”

“不要紧，既然时间还早，就去看星星吧。”

我将毯子披在身上，推开门，和他一起走到平台上。平台上摆着一张塑料桌和好几把椅子，旁边散落着三五个可乐罐。冷风一吹，我霎时清醒了。我们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叫昌弘，亲切而随和，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

“你对阿富汗是什么感觉？”昌弘问我。

我想了想，觉得很难回答。

“我对阿富汗的感觉在另一个国家时也产生过，那是在柬埔寨……”我尝试着。

“那时我坐在窗户密闭、空调宜人的旅游中巴上，车子疾驰过遗留着弹坑的简陋道路，身后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土。那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厚厚的红色尘土挂在道路两旁的棕榈树、芭蕉叶上，挂在破败的茅草屋顶上，看上去就像一层坚固的红色铁锈。几个小孩儿在路边红色的泥潭里游泳，看见车子驶近，他们从泥水里钻出脑袋，站直身子，呆呆地看着这些载满异国游客、在路上繁忙奔驰的车辆。

“我看到他们，蓦地心痛难忍，又对自己的游客身份十分羞惭。我靠在车窗上难过地问自己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可我什么也做不了。在阿富汗也是如此。你正在为阿富汗做点什么，不像我，只是一个游客。我常为这种游客的身份感到为难，感到羞惭。”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回忆的闸门竟然打开了。

“这样的感觉在印度也有。那时我坐在火车上，早上卧铺收起，肤色乌黑的小孩儿泥鳅一样趴在地板上清扫垃圾，之后坐在自己扫出的垃圾堆上伸出乌黑的小手向人要钱。他们是‘贱民’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也将是‘贱民’。看着他们的小脸，我不禁想若是自己出生在印度，可能也会像他们那样在别人脚底爬来爬去地擦洗地板。”

一时间我仿佛看见了曾遇到过的那一个个人。我们沉默下来，只听见远处的风儿在林子间招徕风声。

“对不起，说起这样沉重的话题。”我低声说。

我从未与人谈及这样的话题，谈及我们那天真而脆弱的良心，我们甚至无法与人谈论这样的事。等到真的说起来时，虽然感到千言万语直涌了上来，却又难以说出，只觉自己被什么东西噎住了似的。

“你很善良。”昌弘端详着我。

“善良？可光是善良又有什么用？我无法帮助他们，善良只能让我感到自己的无能和渺小。有时候，善良就像一种高高在上的廉价的同情，我和别人一样厌恶廉价的同情和善良。”我有些激动，悲伤也突如其来。

昌弘转而说起自己的经历。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地理，毕业后去了斐济，在斐济的博物馆里待了四年。

“当时在那个岛上，在博物馆的小房间里，时间似乎过得很缓慢，可是离开后才发觉其实一切都很短暂。我不知道自己后来会那么思念斐济，思念那些小岛，还有岛上的人。我也不知道斐济早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的生活。”

离开斐济后，昌弘回到日本，进入现在这个制图公司。

“我们公司接受了联合国的委派，请员工报名参加这项工作，我便报名来了，很简单。我只想看看阿富汗，看看这里的人，我也看到了。但我未必真能帮助他们，我能做的只是我的工作。我想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帮助自己。”

这听上去很合理，甚至太合理了，反而令我不知是否应该表示赞同。虽然我也只能是“看看”，但我意识到，我们这些陌生人，如果只是凭借着善良和真诚来应对这个世界的残酷真实，那我们的善与真就只会显得那样奢侈和幼稚，那样软弱无力和不堪一击。

善良有用吗？我们如何才能在内心的善良和外界的残酷间保持平衡，而不让善良变得软弱或者变成虚伪？我们又该如何保持真诚，而不让真诚沦为夸饰，一触碰现实就即刻碎裂或演变成自欺欺人？

我想这样问，却终究没有开口。我是在问自己，也只能是问自己。

我想起许多往事，想起许多在路途上和生活中必须直面的东西。这些问题也许根本没有答案，它们潜藏在生活的底层而非表层，没人会强迫我们沉入水底去寻找，除了我们自己。我们只需停留在表层就可以很好地活着。

我们的生活，真诚的、善良的、脆弱的生活。

我们陷入久久的无言。

抬头望去，空中正是一枚弯弯的暗金色的新月，月牙口镶嵌着晶莹璀璨的孤星一点。一个圆圆的沉重的钢蓝色轮廓叠映在月亮表面，在茫茫的黑色天幕上将弯月勾勒得分外清明——那是地球的轮廓！我们在地球上，我们在这里，竟然在遥远的月亮上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轮廓。

我惊喜万分，指着月亮对昌弘说：“你看！你看！”

在那一刹那，我们的世界是那么美好，那么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