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浙江省玉环市纪委监委查处了一起严重侵害农民工权益的典型案件。

2016年8月，一名农民工来到当地纪委，实名举报原玉环县城区劳动保障所所长吴福康贪污截留工伤赔偿款。这名农民工受工伤后，通过劳动保障所和企业进行仲裁调解，整个调解过程吴福康没有安排他和企业见过面，工伤赔偿款也由吴福康转交，调解协议书上写着4.5万元，但实际给他的只有3.7万，中间相差8000元去哪了？吴福康解释说纸面上多写点给企业抵税用，但该农民工认为是被吴福康截留了。

玉环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到企业了解情况，企业也说是抵税用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原来，这名农民工在举报前曾到劳动保障所理论，惊动了吴福康。吴福康便私下把8000元还给了企业并和企业统一口径，一口咬定只赔了3.7万元，想方设法掩盖真相。

不仅协议数额跟实际收款不一致，而且调解过程中只有吴福康一人，不符合两人以上参与调解的规定，多处漏洞，让调查组察觉事情应该没那么简单。

调查组调取了吴福康近几年经办的几百起工伤和职业病仲裁调解案卷，逐一核查，并远赴安徽、湖北、江西等六七个省份寻访相关务工人员。历时一年多，调查组找到了多名当事人，获得了吴福康贪污截留的扎实证据。

江西一名尘肺工人的经历让调查组印象深刻。“去取证时他是二级尘肺，奄奄一息了，我们取证后没多久，他就过世了。工伤仲裁15万，拿到手只有9万多。”

这名工人叫郑通楼。2001年，他和妻子孙巧枝离开江西农村老家去玉环打工。郑通楼在一家汽车配件厂打工，他所在的工序粉尘严重，早年间企业又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到2014年，郑通楼病情越来越重，确诊为二级尘肺病，吃饭睡觉都戴着呼吸机。治病很快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债，他们的女儿那时上初三，因为家里实在困难也辍学回家了。

“虽然在汽车配件厂待了十几年，但一谈到赔偿，公司后来理都不理，进都不让进。没有办法，后来请了一个律师帮我们搞一点钱回来”。郑通楼的妻子孙巧枝回忆道。

律师告诉他们，劳动保障所所长吴福康会帮他们找企业仲裁调解。过段时间，律师通知他们去领赔偿金，调解书和发票都写着15万，给的现金却只有10万，律师说相差部分是抵税用的。再支付律师10%代理费，实际到手的只有9万。经核查，企业交给吴福康的赔偿金确实是15万，贪污截留事实得到了确证。

“我这个就好像做生意，他们要求多少钱，我达到他们的要求，我在这其中赚取差额。”吴福康说。

吴福康还有一套“生意经”。在务工人员这边，吴福康尽量压低他们的期待，说服他们以较低的金额接受调解。而在厂方那边，吴福康则把赔偿金往高里谈。

吴福康并不是每个案子都敢截留，而是专门挑选家在外地、看起来为人朴实、不会质疑自己的务工人员下手。原本应该雪中送炭的劳动保障部门，反而让伤残工人和家人雪上加霜。

促成这桩“生意”的还有一个重要角色——代理律师。

在吴福康调解的案件中有两个律师的名字频繁出现，一个叫雷继策，一个叫黄斗荣。调查表明，这两人其实都是没有律师证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野律师”。他们和吴福康相互串通，守在医院门口打着律师的旗号招揽生意，实质上只是中间代理人，每一单收取赔偿款10%到20%的代理费。

吴福康用野律师充当说客，对有疑问的务工人员进行安抚劝解。两名律师也主动和吴福康搞好关系，经常给他送超市卡、烟酒茶叶等礼品。赔偿款下来了，律师能拿到代理费，吴福康能从中截留，双方都得利。

经查，吴福康从31个务工人员的工伤赔偿款中共计截留了29万多元。从工人的救命钱里吃差价，性质很恶劣。得知他被留置时，很多人都拍手称好。

2019年，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对此案公开宣判，不少务工人员专程赶来旁听。吴福康因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同时追缴款项32.54万元。追回的赔偿金，被一一送到了当事人手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丹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