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红书博士手书

最近，居家养病的石书红博士联手央企中电系统集团向湖南捐献抗疫物质，又不忘关心时事，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去思考其中的问题，以笔抗疫，书写心得，尽忠报国。杨度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在石书红博士身上，我看到了这种担当天下责任的勇气、魄力。

石书红博士说：“当真诚的说真话的人少了，说谎言的伪真诚的小人就会冒出来。”

让我想到了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有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谔谔之精神，本是公民精神之内涵，应当为人人所有。

诚实，讲真话，是公民道德之母。千万年来，东西方“文化”在形式结构上规范了人的言行。处于相对平等状态，多次博弈之后，基于诚实，会产生互利互惠的情感。但是，如果未来不合作了，只是一次性博弈，可能不诚实了，说假话了。为了维系社会和谐秩序，必须要道德化，要求人们无条件诚实，讲真话。因此，天道正义要求人人必须诚实，讲真话，这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如何保证人们遵从天道正义？一是依靠国家权力为运行司法机关，并确保司法公正；二是宗教信仰，譬如因果报应、三世轮回、雷神惩罚等。古人云：“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是保证人人讲真话的背书。过去乡下有谚语：“讲假话，遭天打雷劈。”

从契约论解读真话、假话问题。言辞是一种契约，视为作出的一种承诺，负有私域、公域的道德与法律责任。由此，言、行得以成均。对于这个问题，古代或有不明。一些人将言辞视为动机，当作必然行为。事实上，没有惩罚措施来捍卫正义，言、行难以一致。讲话，相当于签署一个合同（契约），负有道德与法律的责任，若有违背，视为违约，要受到惩罚，承担相应后果。这是社会化之前的假设。一些人说尽好话，书上写尽好话，却不按照说的去做，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可以界定为言行不一。

因此，制度设计上要立法保障说真话者的权利，也要惩罚说假话的人，维持司法公正。权利得不到保障，哪个敢说真话？在平等性群体里面，大家势均力敌，一个人言行不一，会失去他人的信任，逐步被大家隔离而遗弃。但是一个人拥有垄断性的支配力量，譬如说私人武装的暴力，言行不一，大家也没办法惩罚他。在古代社会，即使是屈服于一些垄断性支配力量，仍然有人“出淤泥而不染”，敢于说真话。这是古人的“天道正义”使之然。因为天道正义高于人道正义，从天不从人。在垄断性支配力量主宰的社会，正如石书红博士所言，“当真诚的说真话的人少了，说谎言的伪真诚的小人就会冒出来”。

讲真话、讲假话，还与道德目的性有关。欺骗小孩子吃苦药，大家允许讲假话。安慰病危的人，大家也允许讲假话。可是，对丧心病狂的杀人暴徒、敌军，能讲真话吗？

基于道德目的，设计惩罚制度，司法公正，确保言、行一致，这才是关键。也就是说，言、行不均衡，要制器立法以达成均势制衡。这是王船山的“成均”。

对于天道正义而言，不管如何，必须无条件讲真话，诚实，这是道德的绝对命令。也正是如此，道德十分崇高、伟大，也让无数仁人志士有勇气听从道德命令。

中国传统仁人志士，追求“传道济民”，仁爱天下，这种家国情怀，乃是向上一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因此中国文化绵延不绝，遇难则愈发，历劫而弥昌，无内无外，可久可大。石书红博士虽然身体违和多年，居家养气，然心忧天下，不忘世上苦人多，有着担当天下责任的勇气、魄力，为湖南捐物抗疫，又创作抗疫感言书法作品，功德无量。石书红博士就是这么一位传统的仁人志士。

（作者黄守愚系湖湖文化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