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目前可见的文献、资料、亲历者回忆以及时空推测，谭家桥伏击战的部署是由刘畴西直接通过电话下达的——据时任红七军团军团部护士的程美兴回忆：“……在谭家桥战斗之前，在电话上闹，那时部队不管行军、作战、住宿，都架电话。谭家桥战斗为了这个布防问题，怎么打法，在电话里就吵。”（注1）。

程美兴的上述回忆进一步证实，刘畴西是直接用电话给寻淮洲下达的命令。寻淮洲之所以在电话中与其“吵”“闹”，并非要不要打的问题——政委会既已做出决定没有争论的余地，恐怕主要是由十九师还是二十师担任主攻的问题——刘英战后总结：“军团首长认为廿师廿一师比十九师战斗力强的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注2）

1934年12月4日凌晨一时，红十军团各部开始向各自的阵地出发。红五十六团的阵地位于设伏地域的最南端，在从石门峡口至卧云山庄近两公里绵延起伏的山梁上；担任主攻的红二十师两个团，埋伏在卧云山庄至谭家桥路口这段公路以东面数百米远山脚下。伏击阵地的底部位于八甲北边狭窄的山口处，由红二十师一个营建立阻击阵地；军团临时指挥所设在汪家坞与前门之间的钟鼓山后坳上；红十九师主力（师部及两个团）被部署在前门南边的山脚下，待战斗打响后插向乌泥关，截断敌军后撤的退路，达成全歼王耀武所部的目标。

这张图（取自网上）比较清楚，基本将敌我双方的位置一一列出。

从地图上看，谭家桥伏击战的这个作战部署有个明显的疏漏：从设伏阵地地域起点之外至红十九师主力的抄底后路处，即石门峡南端入口至乌泥关之间约三公里半的这段公路（地域），红十军团没有部署任何伏击或牵制部队！这意味着停留在此处的敌军部队是不会遭受到打击的，王耀武所部后来恰恰是从这里发起反击的！从该战事后的进程和结果可以清晰地看出，如果当初刘畴西能将红十九师主力埋伏于石门峡口以南这段空白处，战斗打响后红十九师主力定当一举打烂王耀武行进间的旅部及后卫团！如此一来，即使不能全歼至少也能歼灭这股敌军的大部。

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刘畴西的这个乏善可陈、粗疏错漏的战前部署，竟然被某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粟裕是军团参谋长，那这个计划肯定是他所制定的。按照他们心中的逻辑，“名将”粟裕制定的作战又怎么会有差错或纰漏？！所以谭家桥一战的失利，必定另有原因。于是乎，寻淮洲未按战前部署行动、红十九师走火惊动敌人以及不听指挥、独打一方，从而造成谭家桥一战失败的奇思妙想便不约而同纷纷出炉！这些人的想象力不可谓不丰富，但却经不起历史及时空的推敲！

根据王耀武的回忆，：“（一）……本旅遵命于明（十四）日上午六时出发，经乌泥关、谭家桥向太平追击前进。（二）以第二团为前卫，前卫部队在行进中必须严密搜索，免被袭击。其余各部队，按旅部直属部队、第三团、第一团的秩序行进。”（注3）“……前卫（第二团）经过乌泥关、谭家桥时，看到老百姓有的在砍柴，有的在公路上行走，如平常一样。团长周志道以为没有可疑的情况，也未派部队严密搜索，继续向太平前进。……我也信以为真，没有再对周志道做出派队搜索的指示。”（注4）

“红十军团等待补充一旅的前卫团的一个营通过了谭家桥，约于上午九时，即开始向前卫团及旅直属部队猛烈袭击。”（注5）王耀武的这段回忆除有一个小时的时差外，基本可与刘英的回忆相互印证：“……约上午十时光景，敌之先头部队向两边威力搜索前进，余则行进间停止休息。此时我高级指挥员已饬各部待敌行进时才开始动作，不料走火三枪，引起敌人注意，于是敌人立即集结部队并加派部队占领沿马路的阵地。”（注6）

王耀武（图片取自网上）

对于红十军团发动攻击的这个时机，军史及正规出版的专著等大都记叙为红二十师的一名新战士因为紧张而不慎走火，过早地引发了整个战斗。离奇的是，前些年竟然有人在毫无历史依据的情况下，极富创造力的编造出寻淮洲应对战斗失利负主要责任谎言：“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前卫团十分谨慎，上午10点搜索至红19师阵地前，寻淮洲当即决定发起攻击，这样就过早地暴露了部队的火力。”（注7）

笔者不得不直言，该文著者编造的“寻淮洲当即决定发起攻击”的说法，只能用睁着眼说瞎话来形容！根据史料记载及《谭家桥战斗态势图》的标识可知，其时红十九师主力位于前门南面靠近板壁下的山脚处待命，与敌军行进的公路之间隔着数重山峦。看不到敌军行踪的寻淮洲，如何能指挥部队“当即决定发起攻击”！

即使该文著者指的是埋伏在石门峡一带的红五十六团，也同样是是匪夷所思！该团配属担任主攻红二十师，远在五华里开外且中间着数重山峦的寻淮洲如何能指挥！？退一万步讲，即使寻淮洲“当即决定”红五十六团“发起攻击”，那战斗只能发生在石门峡南口附近，王耀武的主力还远在乌泥关一带，那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谭家桥之战了！

笔者推测，该文著者大概依据的是粟裕回忆的，红十九师“未能将主力配置在乌泥关以北，而是摆到乌泥关以南去了。乌泥关以南是悬崖陡壁，兵力展不开。”（注8）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言的“乌泥关”，显然指的是“石门峡”。从乌泥关北上至“石门峡”南口这段路前2.2公里路边的东南侧，的确是“悬崖陡壁”，之后的那1.3公里路两侧则都是山峦。打开地图随便瞅一眼就会发现，那段2.2公里比公路还低的“悬崖陡壁”根本就站不住人！寻淮洲如何能将红十九师主力摆到那里并“当即决定发起攻击”？！

至于第二种说法，同样经不起推敲。作为普通的军事常识，枪走火往往是因为子弹已上膛，当事人过于紧张不慎扣动扳机造成的。其时的制式步枪并非自动型，第一发子弹打出后要通过向后旋拉枪栓退出弹壳后才能将第二发顶上膛。所以，即便是真的“枪走火”，也不可能连续“走火三枪”！如果真的连续“走火”，恐怕难以被制止！

那么，为什么会“走火三枪”？这可通过“走火三枪”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进行简要的分析和研究。

根据王耀武的回忆，“红十军团等待补充第一旅的前卫团的一个营通过了谭家桥，约于上午九时，即开始向前卫团及旅直属部队猛烈袭击。”（注9）比对一下贴在前面的《谭家桥战斗态势图》，可知王耀武此言不虚。但王耀武所说的红十军团“即开始向前卫团及旅直属部队猛烈袭击”，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指的是战斗打响的时刻。

研读一下刘英的回忆：“……，约上午十时光景，敌之先头部队向两边威力搜索前进，余则行进间停止休息。”那么，刘英所说的“余则行进间停止休息”应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依据《谭家桥战斗态势图》及王耀武部随后的调动推断，“走火三枪”时敌先头营已越过谭家桥，而其前卫（第二团）团部及第二营，停止于中墩以南约五百米处的公路上休息；该团后卫（第三）营则停留在石门冈如口处，准备接应并掩护旅部及后续部队的到来。

根据史料记载及《谭家桥战斗态势图》中标识，担任伏击任务的红二十师主力埋伏在谭家桥至桐干、墩上一带的山脚下，距离敌军行进公路的最近处也有六百多米。所以“走火三枪”不可能是红二十主力所为，而且如果的确是该部所为，那王耀武部的先头营应该立刻停下进行抵抗，绝不会越过谭家桥跑到八甲附近设置阵地。从敌先头营停止的位置推断，“走火三枪”的只能是红二十师兜底的那个营。

那红二十师兜底的那个营，为什么会“走火三枪”呢？

从《谭家桥战斗态势图》标识出双方对峙的位置可知，敌先头营的斥候（尖兵）显然已抵近红二十师兜底那个营的阻击阵地！无奈之下，红二十师担任阻击的这个营只能向指挥所鸣枪告警！这才是所谓“走火三枪”唯一合理的解释。

王耀武获悉前卫团的先头营受阻后，立刻做出了紧急部署与调整：“我一面将俞的手令传达各部队，一面调加强营和第三团的第三营增加到第二团的正面作战。令第三团团长李天霞率该团主力向红十军团的左侧背猛烈反击。令第一团团长刘保定立派一部占领乌泥关，并确保之。该团主力为旅预备队，控制在乌泥关以西地区。”（注10）王耀武的这个回忆在时间与次序上并不完全准确，依据其后面的回忆可以确知，其“令第三团团长李天霞率该团主力向红十军团的左侧背猛烈反击”，实际发生在中午十二时之后。

遭遇伏击的王耀武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自保：由于此前其前卫团主力停止在石门峡北口处，与先头营拉开了约1.5公里的距离，如得不到及时支援该营很可能被迅速歼灭！此时的王耀武出了个昏招，命令浙保总队的那个加强营超越前卫团主力，前出至谭家桥地域与先头营建立战术联系。前卫团第二营紧跟在加强营之后建立临时阵地，依次是前卫团团直及第三营。李天霞团的第三营被派部署在石门峡北口，维系前后之间的战术联系。王耀武则率旅部及直属部队把住石门峡南口，第三营主力居于旅部后面的北关桥地带。

王耀武将后队前调的举动十分凶险，石门峡这段公路十分狭窄，如果红十军在（浙保团）加强营与前卫团主力交错时发起进攻或火力急袭，必定会引起两部的混乱进而造成重大伤亡！笔者臆测王耀武这样做的原因，显然是对加强营的战斗力放心不下，如果该部位于前卫团与旅本队之间，一旦战斗打响后被红军迅速击垮，全旅就会前后失联被分割围歼！所以硬着头皮将其调到前面，将正面抵御红军主要攻击的重任留给周志道的团主力承担。当然还有个因素，就是王耀武尚未发现埋伏在石门峡山梁上的红五十六团。

令人万分遗憾的是，如此大好战机却被刘畴西生生错过！按照刘英的回忆：“此时我高级指挥员已饬各部待敌行进时才开始动作，不料走火三枪，引起敌人注意，于是敌人立即集结部队并加派部队占领沿马路的阵地。”（注11）这段话显然表明，位于钟鼓山临时指挥所的刘畴西等军团首长，虽然观察到“敌人立即集结部队并加派部队占领沿马路的阵地”，却未趁此机会立即下达发起攻击的命令！

那么，到底是那支部队于何时率先发起攻击的呢？这支部队究竟为何“不听军团号令”就擅自发起进攻呢？而“加之出击动作不一致”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王耀武在其回忆中，对红十军团发起攻击的时间有较为明确的记载——“红十军团发动袭击，来势很猛，集中力量冲过来，企图在补充旅未站稳脚跟以前予以击溃，第二团随即发生动摇，有少数士兵后退被挡回去。团长周志道见情势危急，张慌失措地大声喊司号长吹号，催增援的加强营及第三团的第三营跑步前进。”（注12）这段话语明确地佐证，率先向敌前卫团发动袭击的，是红二十师埋伏在最南端的第八十七团，该团团长既为后来在此战中英勇牺牲的黄英特。

周志道（图片取自网上）。此照片应为升任师长后所照。

根据史载，黄英特是秋收起义的老同志，参加过井冈山及其后的一系列斗争。1929年被调到彭德怀的红五军工作，曾担任过第九团团长，具有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眼见敌军即将就位并建立防线，而上级却迟迟未下达发起进攻的命令，只好当机立断自行发起攻击！由于红二十师的埋伏地点距离公路有一段距离——需要跨越数百米宽的开阔地，而公路依山而建地势较高，因此红军的行动老远就被敌前卫团发现了。

依照王耀武“企图在补充旅未站稳脚跟以前予以击溃”这句推断，当敌前卫团团长周志道发现红军冲过来时，敌前卫团主力及加强营尚在向前移动的途中，禁不住“张慌失措地大声喊司号长吹号，催增援的加强营及第三团的第三营跑步前进。……加强营及第三团第三营赶到后，增加在第二团的正面作战，将第一批冲过来的红军打退下去。”（注13）

令人痛惜的是，如果此时刘畴西能够审时度势，发现红二十师左翼队擅自发动攻势后能顺势下达全线出击的命令，或者坐镇红二十师担任指挥的乐少华能及时下令右翼那个团协同发起攻击，即使不能一举打垮敌前卫团主力，但将正在行进途中的（浙保团）加强营击溃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可由于刘畴西及乐少华等的优柔寡断，面对优势敌军以及左右的侧射火力，红八十七团的袭击无功而返。

根据刘英所言的“此时我二十师及二十一师不听军团号令，加之出击动作不一致”这句话推断，红二十师右翼那个团见左翼部队发动进攻，按耐不住也主动向敌（浙保团）加强营和前卫团第二营发起攻击。但因中间同样要经过一片低洼的开阔地，攻上来时左翼部队已被击退。红八十七团见到右翼部队发起进攻后，又组织部队重新杀了回来。按照王耀武的回忆，红二十师的第二次进攻十分猛烈：“……，与第二团展开了肉搏。该团副团长程智率部反击，激战约四十分钟，又将第二批冲过来的红军打退。”（注14）

红二十师这两个团的第二次攻击之所以未能奏效，除了敌前卫部队已就位并设置了防线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总指挥刘畴西等仍然没有下达总攻击的命令！因此没有得到军团部署的火力掩护，仅靠血肉之躯向前冲击焉能不败！？

此时，埋伏在石门峡口一带的红五十六团，见王耀武的旅部没有进入石门冈这段狭路，而是停留在石门峡南口西侧，继续在山上埋伏已失去意义。为了战斗胜利和配合红二十师的进攻，不得不组织部队下山冲向王耀武的旅部！“未二十分钟，红军约有数百人由公路右侧的山头丛树林中冲过来，行动迅速，直扑谭家桥东端旅部所在的地方。”（注15）

依照其时红十九师不到四千兵力推算，红五十六团大约只有千把人，考虑到第三营（七至九连）既要面对石门冈北口处的敌第三团的第三营还要支援红二十师所部的进攻，“由公路右侧的山头丛林中冲过来”的这“约有数百人”，恐怕是红五十六团所能抽出的最大兵力了！当发现数百名红军从石门冈东侧山上迅猛冲下来后，“我仓忙命令特务连长刘连荣率部猛烈反击，冲上红军所占山头，并令第二团第三营及加强营集中火力夹击，激战甚烈。红军由于伤亡很大而被打退下去，第三次的冲锋又受到挫折，因之旅部直属部队及第二团就稳定下来。”（注16）

“红军三次冲锋虽都收到挫折，但斗志仍盛，其打败补充第一旅的决心并未动摇，又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冲锋。”（注17）笔者推断，这一次应该是刘畴西下令发动的总攻，一时间枪炮齐鸣，战况空前激烈——“这次红军出动了七、八百人，分三路冲过来，一路针对加强营，两路对着第二团中伤亡较重的第一、二两营，勇往直前，不顾牺牲，前赴后继地冲过来。刺刀在太阳光下闪出白光，杀声震天，大有一鼓作气击溃补充第一旅之势，情况紧张、危急。”（注18）

令人惋惜的是，红十军团的这次进攻虽然的组织的较好，但为时已晚——俗话说得好“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加上“二十师及二十一师由于野战经验太差，动作又不一致，而影响整个战局，这一十分有把握消灭补充王旅的战斗，竟形成对峙的战局。”（注19）

“红军因死伤甚重，第四次的冲锋又遭到挫败。据第二团团长周志道报称：‘在敌人第四次冲锋中，发现红军有十几个人冒着炮火的危险去抢救一个人，抬着向后方走去，看样子，被抬走的这个人可能是敌人的高级军官。’”（注20）从作战地域可知，被抬下去的这个人，应为红二十师第八十七团团长黄英特。

红十军团这第四次进攻可谓竭尽全力，在得到重火力强力支持的情况下都未获得成功，大大影响了进攻部队的士气！从后来的史料记载推断，此刻迫击炮和重机枪的弹药也已消耗大半！面对此时的战场形势，战前信心满满地总指挥刘畴西似乎已束手无策，只能寄希望于已出发抄敌后路的红十九师主力赶回来救驾了！

那么，红十九师主力到底是何时接到命令出发的？又是在何时接到返回命令的？

按照乐少华的回忆，“当二十一师一打响，十九师就出动，当十九师头还未通过前面高山地，二十一师部队已溃。”（注21）可这段话不但含糊其辞，而且与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乐少华所谓的“当二十一师一打响”，到底指的是那一次？如果指的是第一次——即红八十七团战斗刚开始发动的那次，不到六公里的距离即使路再难走，红十九师也当在上午十一时左右抵达乌泥关。据此推测，乐少华指的只能是第四次进攻。

依据王耀武的回忆：“在这之后，谭家桥及其东端一带的战事已缓和下来，十二时许，周志道在电话里对我说：‘……。今天真危险，几乎被「匪」打垮。……。我看他们在第四次冲锋受到挫折后，已无力量再向我们发起冲锋了。’”（注22）因此，刘畴西命令红十九师主力返回支援红二十师的时间，大约也只能在“十二时许”前后。如此算来，红十九师向乌泥关迂回的出发时间，当在十一时半或更早些时间。

根据《谭家桥战斗态势图》可知，红十九师向乌泥关包抄的路线是从前门南越过麻川河，经板壁下沿小道下到河沟（峡谷），然后顺河沟进至西头的里毛塔附近再攀爬上乌泥关北侧。由于河沟中没有明显的道路，因此下沟后红十九师的行军速度必然会减慢。按照《谭家桥战斗态势图》给出的标识，红十九师接到命令返回的地点大致在毛塔附近。

就在红十九师接到回返的命令时，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依据国共双方的史料记载推测，红二十师主力的进攻失败后，刘畴西等除了等候红十九师主力返回支援外，并未采取任何其他措施和举动。而获得喘息的王耀武，已从最初的慌乱中回过神来。此时补充旅各部仍然分散在近八公里长的公路上，如果不能迅速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态势，一旦红十军团再次发动进攻，补充旅很可能会重新陷入灭顶之灾！

王耀武认为，“乌泥关地形险要，必须确保。为了保住乌泥关及掩护第二团右翼的安全，我令第三团主力，从乌泥关及谭家桥东端的中间地区，向第二团右翼的红军侧背反击，与企图夺取乌泥关的红军，在西北的几个山头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第三团团长李天霞指挥迫击炮连及重机枪连集中火力掩护步兵攻击红军所占的几个山头，……”（注23）

王耀武突然反客为主发起的攻击，大大出乎刘畴西等人的意料！埋伏在石门冈近两公里山梁上的红五十六团，虽号称三个营九个连但只有千把兵力。此前曾集中数百兵力，向王耀武的旅部发起过冲击，面对敌军优势兵力的两路夹击只能拼命抵挡！石门岗距离红十军团设在钟鼓山后坳上的临时指挥所直线距离约两公里，此时红二十师主力隔着开阔地及麻川河与王耀武的前卫第二团所部对峙，即使看不到也能从激烈的枪炮声判断出敌军对红五十六团的攻击！但令人不解的是，刘畴西等军团领导始终未派兵前往支援。

刘畴西（图片取自网上）

根据《谭家桥战斗态势图》及史料记载，王耀武指挥旅部直属部队从正面向515高地进行佯攻，第三团主力“找来了当地一位茶庄的老板为其带路”（注24），由北关桥附近的一条山间小路向石门峡南口背后迂回。因红十军团在此未部署任何兵力，李天霞指挥第三团主力顺利抵达石门峡东侧，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夺取515高地及周边的几个山头。然后顺着两条岔开的小道分成两路，一路插向红二十师侧背后的汪家坞，一路插向板壁下。

从王耀武的回忆推断，起初李天霞并未发现正在峡谷中运动的红十九师主力，但当其南路沿小路推进至离板壁下600多米的山梁处，由于居高临下，很容易发现了正沿沟底回援的红十九师主力！这道峡谷的左侧是高山陡坡，右侧是麻川河，正前方这道二百米宽的山梁就像是一座巨大的闸门，恰好锁住红十九师主力回返的通道！这就是方志敏所说的“十九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注25）

通过以上探讨及研究不难确认，红十九师“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的始作俑者，当然是部署作战的军团长刘畴西。但在乐少华笔下却变了味：“……，当十九师头还未通过前面高山地，二十一师部队已溃。我们当时叫十九师不必去截，就和二十一师一处的突击，而十九师首长是不理的，甚至畴西问淮洲：‘你看怎样？’淮洲的回答：‘你看怎么样？你解决不了我有办法。’后来由志敏写信去调，又没调来，……”（注26）

乍一看，乐少华的描述有鼻子有眼儿，其中刘畴西与寻淮洲的对话尤其活灵活现，再加上他既是军团政委又是此战的亲历者，不由得你不信！某些别有用心的著者更是对乐少华的这段回忆如获至宝，将其视为坐实寻淮洲不听指挥、独打一方的“铁证”！可问题是乐少华的这段回忆是真实可靠的吗！？能经得起历史的推敲吗？

平心而论，乐少华这段描述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鉴于乐少华引述的是刘畴西与寻淮洲的原话，说明他不仅在场而且亲耳所闻。但根据他表述的“当十九师头还未通过前面高山地”这句话可知，早在刘寻二人对话之前红十九师就已踏上迂回包抄的征途！如果乐少华说的是实话，那说明寻淮洲没有参与红十九师主力的迂回包抄！可如果寻淮洲没有随军行动，又如何能指挥红十九师主力独打一方呢？后来又在何处身负重伤呢！？

从常理讲，如果乐少华能够耳闻目睹刘畴西与寻淮洲的争吵，那其时也在临时指挥所的政委会成员刘英为何就没有听到或看到？！——刘英1936年夏的报告中，就谭家桥战斗为何未能取胜总结五条主要原因，非但无一字提到寻淮洲顶撞刘畴西之事，反而却对红二十师不服从军团号令、乐少华的反冲击和刘畴西错估红二十战斗力提出严厉批评。

我们再来看一下时任红十九师政委聂洪钧后来写给的中央报告：“这次的失利自然有各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战术上的缺点过多，指挥者的犹豫不决是决定此役失利的重要原因。”（注27）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如果红十九师主力不服从命令独打一方，那身为政委的聂洪钧岂能任由寻淮洲恣意妄为！？如果聂洪钧与寻淮洲同流合污（鉴于此前二人并无交集，这种可能几乎为零），战后岂能置身事外而不被追究责任？！

项英1935年1月20日发给中革军委的电报中是这样上报的：“谭家桥之役因战术错误未解决战斗，寻因伤牺牲。”（注28）毋庸置疑，这个定性显然只能源自红十军团上报的电文，而且肯定出自军团长刘畴西之手——只有战场总指挥才有权上报！而战场抗命是杀头的大罪，如果是因寻淮洲不听指挥而失败，刘畴西岂有不上报之理！？

对于电文中所谓的“战术错误”，方志敏在其回忆中是这样记叙的：“主要原因是战术上的缺点：第一、地形的选择不好，敌人占据马路，是居高临下，我们向敌人冲锋，等于仰攻；第二、牵制队与突击队没有适当的配备。我们没有集中主要力量，由右手矮山头打到马路上去。第三、十九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十九师的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之未能完全一致。”（注29）

那么，方志敏所说的“十九师的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之未能完全一致。”到底是什么意思？

注释：

注1：见《浩气长存-献给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先烈和英雄们（电视纪实文学）》，第三集 谭家桥受挫五。

注2：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5页。

注3、4、5、9、10：均见王耀武“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024文史资料选集》第194页。

注6、11：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3页。

注7：见华小勇著“粟裕与王耀武的三次军事对决”，《文史天地》2013年第01期，第71页。

注8：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8页。

注12：见王耀武“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024文史资料选集》第194、195页。

注13、14、15、16、17、18、20：均见“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024文史资料选集》第195页。

注19：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3、254页

注21、26：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06页。

注22、23、：见王耀武“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024文史资料选集》第196页

注24：见郜建辉著《天殇 红色抗日先遣队殉难始末》，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9版，第289页。

注25、29：见《方志敏文集》第96页

注27：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13页。

注28：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46页。